一会儿驻院大夫进来。夏先生单刀直入，开口就是：“我看我要不行了！大夫，我还能活多久？”大夫嗫嚅着：“挺好的，没问题……”夏先生不耐烦了：“不用瞒我的！我是很现代、很科学的人。不怕死的！你说，我还能活多久？”大夫无言以对。夏先生乘胜追击，苏州英语连珠炮般出来：“死有什么关系！不怕的，你知道我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家？我写了这么多伟大的书，我这么伟大，你们都爱我的！你看，我早就已经永垂不朽了！”
夏先生热爱生命，对所信仰的学问和事物，从意大利沙丁鱼到张爱玲到共和党，有近乎偏执的坚持，但在此之下却是一颗与人为善的心，一颗童心。近半个世纪来的批评家对他的挞伐何曾少过？而夏先生兵来将挡，一笑，不，大笑置之。看看这些年他的“敌人们”如何前倨后恭，或者如何摇身一变，我们这才理解“择善固执”这样的老话，真是知易行难。
比起行走江湖、大言夸夸的大说家们，夏先生独自在小说的世界里看到了一个世纪中国人的动荡与悲欢。是这种坚持“小说”历史的勇气和洞见，让他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批评家。仿佛之间，我们好像又听到他得意的苏州腔英语，又急又快：“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么伟大，你们都爱我的！你看，我早就已经永垂不朽了！”
二〇〇四年我竟然有了见异思迁之举。哥伦比亚是伟大的大学，但纽约的生活我似乎总不习惯。在当时去留之间有许多考虑，但最重要的是夏先生的态度。我当然知道夏先生是不希望我离开的，因此迟迟不敢表态。一拖多月，直到最后还是决定请夏先生定夺，未料一开口，先生的响应却是“我祝福你。心里既然有决定，就照自己的决定去做罢”。此时的夏先生无比清楚，也无比轻松。作为晚辈，我反而愈发觉得无地自容了。
在哥大那些年和夏先生、师母王洞来往久了，真犹如家人一般。连我的学生也和夏先生、师母打成一片。夏师母的温暖大度永远烘托任何的聚会。我们举办了多少次会议演讲，夏先生总是第一排座上宾，也总有（奇怪的）话要说。他称赞王安忆、卫慧是平生仅见的上海美女，李锐留着小胡子看来真像鲁迅，张爱玲、朱天文都被胡兰成害惨了……结论总是“我太伟大了，太有趣了，每个人都爱我的”。
在公众场合的夏先生永远谈笑风生，欢喜成为大家注意的焦点。但喧哗之后，夏先生又是什么样子？一九九〇年我到哥大应聘时，夏先生携我到他当时在一一五街的公寓；坦白说，地方狭蹙，还真让我有点意外，因为觉得和先生的盛名似乎不符。那天谈着谈着，他突然有感而发地说，不要看他表面这样的口无遮拦，其实他是非常害羞紧张的人。当时只觉先生之言有点突兀，多年之后，更了解他的生活，他的为人，才明白此中有多少心事，不足为外人道。
所幸纽约与波士顿毕竟不远。我和夏先生、师母还是常有机会见面。先生的健康在二〇〇九年出现警讯。那一年因为肺炎和心脏病他辗转医院长达半年之久。有一段时间情况并不乐观，我和夏师母几乎天天电话联络。我们许愿如果先生复原，就要为他庆九十大寿。夏先生也必定真想再热闹热闹，居然奇迹般地出院了，而我们也的确为他办了盛大寿筵。在宴会上，他为《夏语录》又添了一段名言：“等王德威九十岁了，我再来庆祝一次！”
我最后一次和夏先生、师母共聚是在二〇一三年的三月中。那时我在重重压力下身心俱疲。很奇怪的，就是有一个意念想看看夏先生，终于专程到纽约去了一趟。见了面，只觉得先生老矣，很是不忍。但我们居然一块儿到一家高级法国餐厅吃了顿饭。夏先生此时出入早已必坐轮椅，而夏师母自己照顾，决不假手他人。那天的饭其实吃得不错，夏先生体力有限，却还是坚持谈笑风生，照例对女侍者做出匪夷所思的奉承。仿佛之间，一切恍如昨日。
夏先生的生命里不能没有夏师母。她以她的雍容和智慧照顾夏先生，更重要的，保护夏先生。他们四十五年的生活里经过许多风雨，而夏师母坚此百忍，不动如山。尤其她对先生最后十年的照顾如此无微不至，那是中国传统里最真实的亲情和恩义。夏师母敬重夏先生的学问和风骨，包容他的任性和奇行。就像过去敦煌守护佛龛的供养人一样，是她让“夏志清”成为一则传奇。
自从一九六一年《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夏志清先生不仅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树立典范，而且实实在在地为英美学院开创一个新的领域。之后他的治学方向延伸到古典文学，《中国古典小说》又是一部石破天惊的著作。先生以他英美新批评的训练以及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回看中国古今叙事传统。他批判“五四”知识分子作家一味“感时忧国”的倾向，力倡文学的世界主义。他不吝发掘“呐喊”和“彷徨”以外的创作风格，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因此成为经典。据此他更进一步思考古典说部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金瓶梅》《红楼梦》的现代意义，不仅点出传统社会复杂的世路人情，尤其为受到压抑的女性作鸣不平。
夏先生那一辈的留美学者是非常不容易的。求学经验的艰难，政局变化后的抉择，还有感情生活的起伏，必定都在他的生命中留下层层阴影。而一九六五年夏济安先生猝逝，那痛失手足兼知己的创伤，恐怕他再也没有走出来。爱热闹的夏先生可曾是苦苦抗拒孤独与寂寞的？在他那些几乎从不恰当的喧嚷笑话后面，有一个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也永远不会知道的夏先生。
我怀念夏先生。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是不是还忙着和女士们热情拥抱，劝住在隔壁的鲁迅多刷牙，提醒张爱玲多运动、多吃维生素？而他对学术最高标准的坚持想必一如既往，对文学和生命之间的复杂关怀绝不让步。
晚餐结束了，没想到外面下起大雪。三月的雪来得又快又猛，纽约街头白茫茫一片，几乎没有行人了。等了又等，总算拦下一部出租车。我们和两位餐厅的服务人员合力将夏先生抬进车里，夏师母拎着大包小包这才和我上车。到了一一五街的公寓，我们又好不容易把夏先生抬下车。风雪更大了。夏师母坚持一切靠自己，夏先生依旧嘟嘟囔囔地批评这个那个。就这样，拥抱，挥手，我目送他们一点一点地进入公寓。
下一年，我重回哥伦比亚举办夏氏昆仲国际研讨会。夏先生终于等到机会。讨论结束之前，夏先生突然指着专程参加会议的哈佛大学韩南教授说，他自己好比三国的刘备，韩南就好比曹操。哥伦比亚的刘备好不容易找来个王德威，原来以为是个忠心耿耿的诸葛亮，没想到这个诸葛亮是个叛徒，半夜逃到曹操那里去了……
这真是夏先生的本色。一九八〇年在威斯康星做研究生时，夏先生来访讲晚清小说。只觉得先生的演讲好生复杂，《玉梨魂》的鸳鸯蝴蝶怎么会和好莱坞的马龙·白兰度扯上关系？中间还站了起来比画一次西部电影牛仔拔枪对决。先生的学问如此精准犀利，言谈却如此生猛惊人！未料十年之后，我竟然在夏先生催促之下，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教职，成了他的接班人。而知道他如何为了我的聘任独排众议，豁了出去，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怀念夏志清先生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十五年有幸追随夏先生左右，真是最难忘的岁月。几乎每周他都到我的办公室——也曾经是他的办公室——聊聊，更不谈无数的宴饮聚会。我虽不是先生的门生，但实在受益良多。私底下夏先生没有那么欢喜插科打诨，但是思维的跳跃、情绪的转换殊无二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点评文学、臧否人事，永远洞若观火，而且不假辞色。他对我最大的批评是“太容易说话”，“没有勇气”做真正的批评家。诚哉斯言。他治学上的“傲慢与偏见”让他成就一家之言，而日常生活上的出言无状却又机锋处处，让他活脱像是《世说新语》里跳出来的人物。
再往后，就到了十二月医院的探视。那天我必须搭乘午夜的飞机到台北去。离开医院，夏师母陪我到附近的小馆吃了点东西。夏师母是坚强的。几天以后，电话中她告诉我医生的预期并不乐观，但她觉得夏先生还是可以挺一阵的：他是那么想活下去，过了年，还是要回家的。但是二十九日傍晚，夏先生在睡梦中走了。夏先生一辈子爱热闹。在关键时刻，他却选择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永垂不朽”了。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我回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博士生论文答辩，更重要的任务是探望夏志清先生。晚上与夏师母会合来到医院。走进病房，看到夏先生在床上半躺半卧，正在咕哝着晚餐不好吃。原来心里老大的惦记顿时减轻不少：我们的夏先生虽然气色虚弱，但还是挺有精神，对任何事情绝不放弃评论，而且语出务必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