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的台湾地区文坛上，马来西亚华裔作家及学者的成就可谓独树一帜。李永平、商晚筠等的小说创作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已经受到重视。温瑞安、方娥真、黄昏星等以“神州诗社”为基地，赋诗之外并能论剑。而李有成、张锦忠、林建国等在文学评论上的努力，则已自成脉络。一九九五年时报短篇小说奖及一九九六年《幼狮文艺》的成长小说奖，皆由年轻的黄锦树囊获。马华人才，果然是精英辈出。
张贵兴的兴趣广泛，最近数年的作品包括青少年成长小说《赛莲之歌》，艺术、医术与色欲试炼的寓言故事《薛理阳大夫》，以及华侨移民大马的童话式（？）历史《顽皮家族》等。这些创作以《赛莲之歌》最为可观。赛莲者，希腊神话女妖（又译塞壬）也。张贵兴自述懵懂年少时的初恋经验，悸动不安却又夹杂笑谑，很能讨好。几段情欲描写充分利用文字意象绘景形声的魅力，比起目前一味卖弄器官名称的情欲作者，有看头得多。《薛理阳大夫》讲的是人与魔鬼打交道的故事，以古讽今，多所创意，唯病在教训过于浅白。而《顽皮家族》虽摆明要以嬉笑怒骂方式写华族血泪，却未能在两者间找到调适的风格，读来但觉突兀。
一九九二年李永平推出五十万字的《海东青》上卷，引来一阵哗然。此书必须视为他美学观照的一部分。复兴中国必先以复兴中国文字为先导；李对华文语汇修辞的爱恋摩挲，真是前所仅见。这样的做法必然招来文胜于质的讥评。但李致力建筑精致的语言城堡，修整汉家遗文佚字，务求以形式反证内容。患有“字障”的当代读者频呼消受不起，其实已隐含一场国族、历史意识消长的斗争。小说要写的中年男子恋童情结，犹其余事，从《拉子妇》到《海东青》，李永平的中国并发症一发不可收拾。南洋于他反似成了遥远的记忆。
但随着历史、政治情境的转变，马华文学的范畴与定义必须重新思考。落籍大马的华侨早成彼邦子民。他们的创作尽管使用华文，却不必附会为中土文化的海外翻版。以华文书写无非凸显了（马来西亚）不同族群经验的特色；而在当地多元的语境中，这一华裔族群经验也应可用巫文甚或英文表达。至于旅居或定居在台湾的马华作家，问题则更为有趣。既选择来台，他们对台湾在中国文化及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自然有所认同。
而对照方兴未艾的本土意识及后殖民论述，年轻一辈在台马华作者、评者（如张锦忠、张贵兴、黄锦树）的立场，才更值得重视。他们珍惜中华文化传承的关系，却绝不轻言放弃马华经验的独特性。从南洋到宝岛，从华侨到台胞，他们对近年学界的流徙论及行旅说，想必有更深刻的感受。他们在台湾用华文创作，与其说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面貌，更不如说拆解了大中国文学的迷思。他们作品透露蕉风椰雨的异国情调，固然不在话下。最大的吊诡是，他们熟练地使用、实验华文，挪为己用，从而见证了语言与血缘、文体与国体间若即若离的张力。对一心一意要创作闽南语文学的作家，这些马华作者游离的书写策略，或许提供又一种省思角度。
过去曾在台湾出版专书而受到注意的马华小说家，至少有潘雨桐、李永平、商晚筠、张贵兴及黄锦树等。潘雨桐辈分稍早，在台有《因风飞过蔷薇》《昨夜星辰》等作问世。他以写实技法，白描马华人物的种种面貌，显现深切人道关怀。但彼时他受到注意的原因，毋宁更得自文字的精雕细琢。但看他的书名及《烟锁重楼》《何日君再来》等篇名，即可思过半矣。潘的文字训练，当然显示他对传统中国文学的爱好，发为文章，更形成一种乡愁甚或闺怨的姿态。但在他塑造的精致氛围与他要处理的地方素材间，往往有难以化解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其实可以是他大加发挥的地方。但潘似乎缺乏此一自觉，而常使作品流于说教式的耽溺。
另一位作家张贵兴来自沙捞越州。八十年代初期已以《伏虎》引起注意，但直到《柯珊的儿女》获得一九八八年时报小说奖，才算扬眉吐气。张贵兴的小说贵在嘲弄。他以冷眼看世情，不管是豪门丑闻《柯珊的儿女》，或是棋盘风云《围城の进出》，都能以讽刺戏谑的笔触来经营。在《柯珊的儿女》中，他拆解伦理及感情的价值，甚至暴露所谓人性至善面的黑洞，却能不流于犬儒。《围城の进出》以游戏喻历史，文辞张致华丽，小题大做，尤见匠心。《弯刀·兰花·左轮枪》是张早期以马华侨生困境为题的作品，写一场荒唐的劫车掳人事件，依然不脱泪中有笑的特色。
截至目前，黄锦树最佳表现当属一九九五年获奖的《鱼骸》。小说探讨异乡情怀和本土执念间的种种落差。马来西亚、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哪里是异乡？哪里是本土？一垄鱼骸、一副龟甲，幽幽冤鬼，魂兮归来，藉着回忆的仪式，黄锦树希望为马华文化、历史想象重启头绪。作为第三代的马来西亚华裔子弟，他未来的创作动向，令我们无限期许。
李永平早期以《拉子妇》一鸣惊人，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更以《吉陵春秋》一书成为文坛重要声音。在《拉子妇》中，他经营东马潮湿郁结的热带环境，混杂也混血的人际关系，很能符合读者对南洋写作的想象——虽然李永平的笔下功夫绝不仅止于此。《吉陵春秋》则显现极不同的视景。李以一遥远小镇中一场强奸命案为背景，铺陈了十二篇既独立又相属的故事。贞淫、生死、正邪等主题辗转生克，配合凄迷的乡土色彩、神秘的宗教气氛，引来余光中“十二瓣观音莲”的赞美。而小说最大的贡献，在于创造了个宜古宜今、既中国又南洋的吉陵镇。李将一腔乡愁想象，倾注于斯，而文字是遥通文化中国的重要灵媒。
马来西亚地处南洋，百年以来是唐山移民重要的落脚点。除了垦殖营生外，华裔居民竟能延续一脉文风，至今不辍，而有才情的马华青年渡海来台，创作问学，更成为台湾现代文化一景。从大中国的观点来看，这些作者不远千里而来，寻根探源，十足表现华裔心向祖国的深情。所谓的华侨文学，多少点出中国文学史在定位时的自矜心态。
更年轻一辈的马华小说家以黄锦树最为看好。他早期创作多已收入《梦与猪与黎明》一书中，而评论马华文学史的文字也已结集出版，堪称理论与实践双管齐下。看黄的“少作”，也许仍见生涩痕迹；但他对中华及马华现代写作传统的自觉，以及糅合历史与想象的实验，一再显出他是个有心人。像《死在南方》重为郁达夫之死作翻案文章，后设技巧玩得不亦乐乎，却同时又投射找寻（或否定）马华文学宗师的焦虑。《伤逝》替鲁迅同名小说节外生枝，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落雨的小镇》影射东年、龙瑛宗等人的题意，似乎向台湾文学传统致意；而《少女病》又有川端康成及田山花袋的影子。后设小说高来高去，我们看得多了。像黄锦树这样有强烈的“影响的焦虑”及欢喜的作品，还是少见。“五四”的小说传统，台湾早有断层，而黄却能出入其中并及于其他，不免使人有礼失求诸“野”的感慨。
马华文学过去半个世纪的兴起与发展，是任何治现代中文文学史不可忽视的题目。居住台湾的马华作家在身份认同、国族想象及修辞策略上的取舍，也应该是台湾文学的重要一环。以近况来看，张贵兴的《群象》《猴杯》均极精彩。而黄锦树的评论功力，已俨然自成一家。
女作家商晚筠七十年代负笈台湾，以《痴女阿莲》等作崭露头角。商早期作品多以故乡北马吉打州华玲镇为地标，叙述那里的风土人物，中规中矩。三十年代中国写实作品对她的影响，显然有迹可循，比起当代台湾地区作家的抗议或实验精神，则未免保守。商晚筠学成后返回马来西亚，一九八八年在台又推出了《七色花水》，应是重要创作转捩点。所收九篇故事皆以女性情谊或龃龉为重心，婚姻的挫折、事业的起伏、情欲的憧憬，一一来到我们眼前，识者或要说，这样的题材何处女作家不得以为之？但能想象或经历斗蛇猎虎、丛林冒险的作家毕竟不多。除了渲染地缘色彩外，商致力探触女性间复杂曲折的心事、抑郁惆怅，颇有动人时刻。女性主义论者总是炒作台面上的几位作家。其实像商晚筠这样的书写位置及方式，才更值得一作文章。可惜商盛年猝逝，诚是马华文学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