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揣度的目光看了看我，然后摊开双手，掌心向上。“全权委任，”他说，“合理范围内，预算范围内。当然，要得到我的最终批准。”
你要亲近朋友，更要亲近敌人。我没有朋友，所以必须这样对待敌人们。
“你指的是什么？”
我不想深究这项任务都用上了哪些手段。是不是类似于用在我身上的那一套？他给自己添咖啡的时候，我们就静静等待。
基列的建筑者们太明白这一套了。他们那类人一直都很明白。
“很好。你们都是知识女性。鉴于你们以往的……”他不想说出职业这个词，“以往的经验，你们非常熟悉女性的生活状况。你们知道她们会怎样想，或者让我重新表述一下——知道她们对于刺激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包括积极的和不那么积极的刺激。因而，你们可以提供服务——日后将回馈你们某些特权的服务。我们期待你们能在你们那半边的女性圈子里成为灵魂导师——换言之，领袖人物。还要添点咖啡吗？”他倒了咖啡。我们搅动，喝下去，等待。
“噢，”我说道，“我可以确定您的意图是崇高的。”
“证物？”我还以为伊丽莎白只是要吃那些蛋呢。这可是白煮蛋的创意用法：我简直为她骄傲。
我保持谨慎，不作表态。这是一种技巧，并非我做出的反应。他的视线掠过我们面无表情的脸孔。“你们可以喝咖啡了，”他说，“这是一种越来越难搞到的贵重物资。拒绝上帝慷慨赐予他偏爱的子民的东西可是一种罪过啊。”听了这话，我们都端起自己的咖啡杯，如在圣餐仪式中那样。
她也曾独自在黑暗里，我心想。她也经历了体育馆里的检验。她也曾内观自问，窥见到了空无。
对于那种轻蔑的口吻，我置若罔闻。“是的，我的工作安排得很满。”
有一阵子，我几乎真信了那些我理应坚信不疑的东西。我之所以把自己归入信徒之列，其理由和许多基列国民是一样的：因为危险会小一点。把自己扔到压路机面前，任由道德规则把你碾压成被扯下的空瘪的袜子，那又有什么好处呢？最好是融入人群：虔信赞颂上帝、谄媚逢迎、煽动敌对情绪的人群。扔石头总比被别人扔要好。或者这么说吧，最好尽你的一切力量活下去。
“在必要的情况下，是的。”我说。
“你还得证明，”他说，“你能说到做到。你准备好了吗？”
我痛恨我们一手炮制的体制吗？在某些层面上，是的；它背叛了我们在往昔生活中受教的一切，以及我们亲手创建的一切。虽有种种限制，我们却成功建起了一套新制度，我为此骄傲吗？同样，在某些层面上，是的。世事历来都不简单。
“我相信是这样的。但实话实说，手段是狠了点。”我笑着说那没什么。“打从一开始，我一眼就认出你是精英。”我保持微笑。“你的来复枪里是一枚空弹，”他说，“我想，你知道这一点应该会欣慰的。”
“我们是不是必须……祈祷之类的？”她问道。
他又笑了笑。“谢谢你。我们特别想从你们这里得到什么？我们正在建构一个与神圣秩序相统一的社会——山巅之城，万国之光——我们这么做是出于仁慈的关爱。我们相信，受过高等教育的你们有资格协助我们减缓女性的大部分苦难，那正是由我们摧毁的那个颓废腐败的社会所造成的。”他停顿了一下，“你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吗？”这次他伸出的手指指向了海伦娜。
“你有过一次流产。”他说。也就是说，他们查阅过资料了。
安妮塔就在枪击的目标之列。为什么挑中她去送死？熬过感恩牢之后，她肯定选了“否”，没有选择“是”。她肯定选择了速战速决。但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答案。也许答案非常简单：当局认为她没有利用价值，而我有。
“制造反对您的证物，”她说，“这是我的看法。”
“当然，你们需要创建法律及相关的一切。”他说，“你们会得到一笔经费，一个办公基地，还有一套宿舍。我们给你们预留了一栋围墙内的学生宿舍楼，就在我们征用的一所以前的大学园区的封闭院落里。那地方不需要太多改建。我相信那儿应该够舒服了。”
“很短暂。那是一个错误。”
“简而言之，”他继续说道，“我们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架构出分立的领域——女界——女性的领域。终极目标是打造出最理想的和谐感：城邦内部和家庭内部都要和谐，并带来最大数量的后代繁衍。还有问题吗？”伊丽莎白举起了手。
我们走过我的雕像时，我看了一眼供品：鸡蛋和橘子都比平常少。我的人气下降了吗？我克制住了把一只橘子揣进兜里的冲动：我可以晚点再回来拿。
维达拉嬷嬷打了个喷嚏，这通常都是一通重要讲话的前奏。果然，她清了清嗓子。“我要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关于您的雕像，最近有些令人不安的言论。”她说。
因为确实有过交易。当然有。只不过我不是和魔鬼交易的，而是和贾德大主教。
贾德大主教打断了她的话。“男人有更好的事情去忙，总不能亲力亲为地关心女界里的鸡毛蒜皮。肯定有能干的女人能胜任。”他朝我点点头，维达拉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基列的女人会有机会感谢你的，”他接着说道，“那么多政权都在这些事上搞砸了。多么让人不痛快！多么浪费！如果你失败了，你就是让所有女人失败了。和夏娃一样。现在，我就让你们集体讨论吧。”
这时我们已走到施拉夫利咖啡馆了。我们在一张粉红色的桌边双双坐下。“来杯热牛奶吗？”我问道，“我请客。”
“有所启示。”我说。这样说似乎就够了吧。
“是，贾德大主教。”他作出告诫，“头衔必须得到尊重。”
这时，我冒了一次险。“如果女界理应是单独分立出来的，”我说，“那就必须是彻底地各自为政。女界之内，必由女性统管。除非有极端情况所需，决不允许男人跨进分派给我们的领域，也不能质疑我们所用的方法。只能用我们的成果来评判我们。不过，如有必要，我们当然会向当局报告。”
“谢谢您，”维达拉嬷嬷回道，“我坦承，我曾一度怀疑您不适合当我们在阿杜瓦堂的领导人，但我为此祈祷了。我错了，不该有那样的怀疑。我道歉。”
维达拉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在一旁看着我们受训：不管他要用什么信条给我们洗脑，她已然全盘接受了。
贾德大主教在等我们。他当然是独占会议桌的一头，面前的托盘上摆着一个咖啡壶和几只杯子。他很有仪式感地倒起咖啡，面带微笑。
我可以一个一个地搞定她们，但如果她们结成三人帮，我就会有麻烦。我的信条就是各个击破。
“太让人吃惊了，”我说，“她为什么要那么做？”
“在我们联手之前，我被迫无奈用了些严酷的手段，”他说，“为了去芜存菁。”
“我太忙了。”我说。然后又补充了一个事实，反正也没必要隐瞒，“而且，志愿者工作把我累垮了。”
一周又一周过去，我们从无到有地制定了法规、制服、口号、圣歌、名号。一周又一周过去，我们向贾德大主教报告，他视我为这个女性小团体的发言人。那些想法一经他批准，就成了他功不可没的业绩。其他大主教们都对他赞不绝口。瞧他干得多棒啊！
“南街救助站吗？为什么没做下去？”
“承诺她们有平权一向都很残忍。”他说，“因为从天资上说，她们就决不可能和男性一样有建树。我们已启动了这项仁慈而艰巨的任务：降低她们的期许。”
我总是自掏腰包请维达拉嬷嬷喝热牛奶，以显示我的慷慨——牛奶不在分发给所有人的口粮配给范围内，而是用代币支付的自选项，代币是根据我们的社会地位发放的。她总是气急败坏地拒绝我的好意。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
“是。”她短促尖细的声音里透出恐惧。那时她还挺年轻的，没有放任自己发胖，依然很迷人。从那时开始，我注意到有几种男人喜欢欺负美丽的女人。
“你看到光明了吗？神圣的光？”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如果我撒谎，他肯定会觉察到的。
“那我们就该制定相应的法规。”维达拉嬷嬷说。
我们点点头。
“哦，对不起，”我说，“我忘了。那就来点薄荷茶？”
我看向伊丽莎白和海伦娜，看出了勉为其难的赞许。她们不敢要求的权力，我铤而走险地去要了，甚至要了更多更大的权力，而且我争到了。“当然。”我说。
“我完全赞同，”我说，“没人比我更想避免个人崇拜，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也不行。你是知道的，在营养摄取方面，我一向支持严格规定。我们作为本堂领导，必须树立榜样，尤其在辅食零食这类事情上，特别是白煮蛋。”我在此停顿了一下：我看过食堂里的录影带，伊丽莎白嬷嬷把这类方便携带的食物偷偷藏在袖笼里，但现在还不是说这事的最好时机。“至于供品，旁人的这种表白不由我控制。我不能阻止陌生人在我的雕像脚下留下表达爱戴和敬重、忠诚和感谢的信物，诸如烘焙的点心和水果这些东西。不过，我本人是受之有愧的，这是无需多言的。”
“没。”
“你在问我的年龄吗？是的。”我说。
另外两人中，海伦娜比较好驾驭，因为她最不自信。那时候她很丰满，不过后来就瘦下去了；她告诉我们，她以前是在一家高利润的瘦身公司工作的；后来她换了跑道，为一家高端时尚女性内衣公司做公关，还攒下了许多好看的鞋。“那么漂亮的鞋子啊。”她刚哀叹，维达拉就皱起眉头，她就不吱声了。海伦娜是那种见风使舵的人，我心下了然，只要我能兴风作浪，她就会为我效劳。
伊丽莎白、海伦娜和我玩味着这些讯息的时候有一段短暂的空白。比我们更伟大的力量，他是指他自己吗？“我可以确定我们帮得上忙，”我终于开口了，“但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长久以来，大家都说女性同样可以在专业领域和公共领域有所建树。她们不太会接受这种……”我斟字酌句，揪出一个词，“这种隔离。”
“如果此事当真，那就太惊人了。谢谢你告诉我，”我说，“你应该得到嘉奖。虽然目前还没有证据，但我会把你的疑虑汇报给贾德大主教，以防万一，提早打算。”
他笑了，但不是很热情的那种笑。“但说无妨。”
在前期的这几次会议中，我观察了这几位创建者同僚——因为贾德大主教承诺过，我们将被基列敬奉为“创建者”。如果你了解学校操场上、封闭围栏内或任何类似的那种有小小奖赏但竞争却很激烈的竞技游戏，你就会了解我们如何在工作中斗智斗勇。虽然表面上很友好，真正地共同决策，其实貌合神离，敌对意识如潜流汇聚。如果有羊圈的封闭围栏，我心想，我就一定要当上领头羊。为了达成这一点，我务必树立高于其它羊只的置喙权。
“我明白了，”我说，“那就是：是。”
“我希望我们的小小疗养没让你觉得太难熬，”他说，“你得到的只是第一级待遇罢了。”对此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一言不发。“这对你有启示吗？”
“供品。橘子。鸡蛋。伊丽莎白嬷嬷觉得，这种近乎邪教崇拜的过度关注是很危险的。会成为偶像崇拜，”她说，“罪大恶极。”
“是，贾德大主教。”我隔着会议桌都能嗅出她的惧怕；我想知道，她是不是也能嗅出我的惧怕。恐惧，有一种酸溜溜的味道。有腐蚀性。
“正确。你已经体验过‘否’的后果了，至少体验了一部分吧。至于‘是’……我这么说吧：不与我们为伍，就是与我们为敌。”
伊丽莎白来自更高的社会阶层，我的意思是，显然比我的社会地位要高。这会让她低估我。她毕业于瓦萨学院，曾在华盛顿某位强势的女参议员手下担任行政助理，她向我们坦言，那位参议员有参选总统的潜力。但感恩牢毁了她内心的一部分；她天生的优势、后天所受的教育都没能拯救她，她变得犹疑不定。
“交往时间很短，”我说，“有几个。都不是长期稳定的关系。”我真的恋爱过吗？我不这样认为。我和自家男性成员的关系没法让我对恋爱充满热望和信赖。但身体自有它的渴求，服从渴求可能会带来羞辱，也可能得到回报。我没有受到任何一种持久的伤害，我可以从他人那儿得到愉悦，也可以给予他人愉悦，而且，那些人从我生活中迅速消失也都不是对我本人的冒犯。还要奢望什么呢？
“家事案件？性骚扰？女性罪犯？性工作者诉求加强保护措施？离婚财产分割权？针对妇科医生的医疗事故渎职罪？把孩子从不适合的母亲手里夺走？”他取出了一份清单，照着读。
今天早上，我比平时早起了一小时，偷到了早餐前的片刻时光与你共度，我的读者。这好像已成为我的一种执念了——我唯一的知己，我唯一的朋友——除了你，我还能把真相告诉谁？我还能信任谁？
“您真是好心，特意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说。我脸上的肌肉开始疼了。在某些情况下，微笑也会让人精疲力竭。
“有什么要原谅的，贾德大主教？”我用上了最和善的语气。有没有可能他已经有点怕我了？
“你想要什么？”
“是，贾德大主教。”回答近乎呢喃。
昨晚我做了个噩梦。以前也做过一次。
“真遗憾，”他说，“在我们的统治下，每个有才德的女人都可以有个孩子，按照上帝的旨意，用各种办法都行。但我估计你是全身心地投入你的——唉——所谓的事业。”
“就这么把你的女性身体白白浪费了？剥夺它的天然功能？”
“我上学的时候。”我说。
“恭喜各位，”他开口了，“你们通过了检验。你们都是从火中抽出的柴。”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加上奶油，抿了一口。“你们可能会纳闷，为什么像我这样在以前的腐败体制中如鱼得水的人现在会如此行事。别以为我不明白自己这样做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有些人或许会把推翻不合理的政府称之为叛国；毫无疑问，很多人就是这样看待我的。既然你们现在已经与我们为伍，别人也将这样看待你们。但是，忠于更高的真理并非叛国，因为上帝的行事方式并非凡人的行事方式，尤其不是女人的行事方式。”
昨晚，我写完后就把手记塞进了红衣主教纽曼那本砖头书的空洞里，然后走去施拉夫利咖啡馆，半路上，维达拉嬷嬷叫住了我。“丽迪亚嬷嬷，能和您谈谈吗？”她说道。对于这种请求，回答必须永远是肯定的。我便邀请她陪我一起去咖啡馆。
“离婚现在也是一项罪名。”他说。我一言不发。
我告诫自己，务必稳扎稳打。不要跟她们袒露太多自己的实情：那会被当作把柄，转而用来对付我。要留心去听。记取一切线索。不要暴露自己的恐惧。
“是没办法提前预知并阻拦她们，”维达拉嬷嬷说，“但可以监视到她们是谁，再加以惩戒。”
我们的饮品被端来后，她立刻继续讲她的正事。“事实上，我亲眼目睹过伊丽莎白嬷嬷把几样吃食放在您的雕像下。尤其是白煮蛋。”
我站在体育馆里，穿着棕色裙袍，像是把我从感恩牢中放出来、去用途已变更的酒店恢复体力时他们发给我穿的那种衣物。和我并排站立的其他几个女人都穿着这种表明悔改的装束，还有几个穿黑制服的男人。我们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把来复枪。我们知道，有些枪里有空弹，有些没有；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将成为杀手，因为只有这个念头才有意义。
其实我也未必能信任你。谁更有可能在最后关头出卖我？我倒在布满蛛网的墙角或死在床下却无人知晓的时候，你可能正在野餐或跳舞——是的，跳舞会再现的，永远压制舞蹈是太难了——或是和一具温暖的身体缠绵，那绝对比我有吸引力——到那时候我已成了皱巴巴的一团破纸。但我提前原谅你了。我也曾像你那样：对人生迷恋得要死。
“谁都会犯错，”我大度地说道，“我们只是凡人。”
“是的，”他说着，露出欣喜的眼神，“把你累垮了。所有那些女性的痛苦都是没必要的。我们打算消灭所有苦难。我敢说你会赞同的。”他停顿了一下，好像在给我时间领会这句话。接着他又露出微笑。“所以，选哪个？”
我醒来时一身冷汗，心脏狂跳。人们都说噩梦能把人吓死，心脏真的会骤停。在这样的某一夜，这个噩梦会杀死我吗？显然光靠做梦还不够。
“我不能喝牛奶，”她气恼地说，“牛奶滋生黏液。”
院落的另一边，眼目组织基地那栋立柱林立的白色大厦灯火通明：忠于他们所冠之名，上帝凝视凡间的天眼，这些人从不睡觉。三个眼目站在主楼门外的白色石阶上，轮流抽着一根烟。他们没有朝我们的方向眺望。在他们眼里，嬷嬷就像影子——他们自己的影子，对别人来说很吓人，对他们却完全不可怕。
我要在这里记一笔，多年后——在我强化了对阿杜瓦堂的全面掌控，并以此为基点，坐拥如今沉默的幕后大权之后——贾德大主教意识到权力的天平倾斜了，试图拉拢我。“我希望你已经原谅我了，丽迪亚嬷嬷。”他说。
之前我跟你说过，我被囚禁在感恩牢里，之后被送进酒店客房过了一把奢侈的瘾。那就好像菜谱上写的：如何处理很硬的牛排——要用锤子去敲打，然后腌制，让牛排变软。
“愿主明察。”她说着，低下了她的头。
“祈祷是日积月累的事，”他说，“你们会慢慢明白：有那么多理由让你们不得不感恩比你们自身更伟大的那种力量。我的，嗯，同事”——他指的是维达拉——“从这场运动伊始就是我们中的一员，她已主动要求担当你们的精神指导员。”
但我暴露了自己的软弱：开枪后我吐了。
“在强奸案紧急救助中心当过一段时间的志愿者？”
我感到兴奋了。我真没预料到有这么一出好戏：维达拉竟然打起了伊丽莎白的小报告——而且是向我告密，她一直以来都深恶痛绝的我！出人意料的奇事永不消停。
“是的。但我回到了法律业界。”
他继续说道：“太多的放纵，对物质奢侈的太多渴求，缺失能够导向平衡稳定的社会的有意义的体系——我们已见识了这一切所带来的恶果。我们的生育率直线下降——有各种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女性的自私选择。你们都赞同吧，处在混乱中的人类是最不幸的？要有规则和界限促进稳定，继而催生幸福？说到这儿，你们都同意我的话吧？”
我和伊丽莎白、海伦娜和维达拉的第一次会面就在我通过了体育馆枪决检验后的那一天。我们四人被带入酒店的一间会议室。那时候，我们四人的模样都和现在不一样：更年轻，更苗条，关节上也没什么突起。伊丽莎白、海伦娜和我都是棕色麻布袋式的装束，如我之前描述过的那样，但维达拉已经穿上了合身的制服：不是后来专门为嬷嬷设计的制服，而是一身黑色的制服。
“我相信，她在准备公开告发您。为了把大家的注意力从她自己以及她那些不忠行径中引开。她可能是潜伏在我们之中的内奸，就在阿杜瓦堂里，和‘五月天’恐怖分子里应外合。我早就怀疑她是异教徒了。”维达拉嬷嬷说。
“你可以坐下。”贾德大主教说。这一次我不是被绑到座位上的：我是自主自愿坐下的。
“你真是博闻强记啊。”
“确实如此，”我说，“极富先见之明的洞察。”
“我们没有针对这种行为的法规，”我说，“到目前为止，她们尚未违规。”
他咕哝了一声，表示不予赞同。“你知道这种谋杀形式现在可以被判死刑吗？这项法令有追溯力。”
“结过一次婚？”
“只有一次，”我愚蠢而不自知地说道，“那时我很年轻。”
“五十三？”
“真的吗？”我说，“怎么个令人不安？”
有过一场严酷的考验。你可能已经猜到是什么样的考验了。俨如我的噩梦，只不过，女人们蒙着眼罩，而我开枪的时候没有倒下。这就是贾德大主教的检验方法：你失败了，你效忠一方的承诺就立刻作废。你通过了，你的手上也沾染了鲜血。就像某个人说过的：我们必须拧成一股绳，否则都会被一个一个地吊死。
“社会最好由男性和女性分立共侍，”贾德大主教用更坚决的口吻说下去，“混同两类的尝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是我们有目共睹的。说到这儿，有什么问题吗？”
面对我们的是两排女人：一排站着，一排跪着。她们都没有蒙眼罩。我可以看到她们的脸。我认出了她们，一个接一个。以前的朋友，以前的客户，以前的同事；还有些是更近期的、经由我手的女人和女孩们。夫人们，女儿们，使女们。有些人缺了手指，有些人只有一只脚。有些人只有一只眼。有些人的脖子上套着绳索。我审判过她们，宣读过判决：一朝为法官，一世为法官。但她们都在笑。我在她们眼中看到了什么？恐惧，蔑视，挑衅？怜悯？没法说清。
“什么？”他说。
“我肯定会考虑的，”我说，“还有适宜的惩戒方式。这类事要处理得比较巧妙。”放弃橘子实在太可惜了，我暗自盘算了一下：橘子时有时无，因为供应链不是很稳定。“但我相信，您肯定会有所补充的？”
我为什么觉得你必定存在呢？也许你将永不现身：你只是一个愿望，一种可能，一个幻影。我敢说有希望吗？当然，我可以有希望。我人生的暗夜还没到来，丧钟尚未敲响，梅菲斯特还没冒出来索取我必须为我们的交易付出的代价。
“那就是原谅我了？”他问道。要不是我已非常了解他偏好未成年的女孩，我倒有可能以为他在跟我调情。我从消逝在往昔的旧包裹里抽出一团碎屑：“恰如某个人曾说过的：犯错在人，谅错在神。”
过去那个我会说“什么哪个”，或类似的随口一问。但那时的我说，“你的意思是：是或否？”
“你有过几个情人。”他说。我思忖着他是怎么知道的，他竟会费神去了解这一点倒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呢。
“只是没怀上。”我努力克制，尽量不要透露出抵触的语气。
“当过两个学期的老师？”
我之前写到过，我说我不会复述自己的梦去挑战你的耐心。但这个梦和我即将告诉你的事关联甚深，我就破例一次。当然，你可以全权决定你要看什么，直接跳过我的这个梦也没关系。
我们的来复枪举起来了。我们扣下了扳机。有东西进入了我的肺腑。我无法呼吸。我窒息了，我倒下了。
“没福气要孩子吗？”
“这个我不知道。”我感到一阵寒意。但如果他们已打算枪毙我，何必还要这样审讯一番？
“我不敢肯定，”维达拉说，“听任她们自治到那种程度是明智之举。女性是软弱的容器。哪怕是最强大的女人，也不应该允许她们……”
“这也浪费了宝贵的粮食。她说这实质上是在搞破坏。”
“是的，”我再确认了一次，“怎么证明？”
在维达拉眼里，我已然是敌人了。她一直自诩为天生的领导人，但这一执念受到了挑战。她会想尽各种办法反对我——但我有一种优势：我没有被意识形态所蒙蔽。在我们漫长的竞争中，这让我有了灵活性，而这正是她欠缺的。
“是的，贾德大主教，”我说，“我有个问题。”
“这是‘是’的意思吗？”他指了指伊丽莎白。
我套上发给我的那件悔悟袍后一小时，有人敲了敲门；两人一组的守卫已在等待。沿着走廊走下去，我被押送到了另一个房间。之前与我谈过话的白胡子男人已在房间里，但这次不是坐在桌边了，而是舒舒服服地坐在扶手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