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变得火辣辣的：我们没有遮阳帽，也没有防晒霜，我想象得出来，太阳下山后，我肯定会有一大片红肿的晒伤。好歹座位有椅背。假如我们坐在那儿消遣，未必会觉得那种椅子不舒服。但别说消遣了，我们连起身伸展一下都不被允许：一站起来就会有人冲你吼。坐着不动势必乏味，屁股、后背和大腿肌肉酸痛。这些是不足挂齿的小疼小痛，但也是痛。
“毋需多言。”维达拉嬷嬷说。
胡扯，有些日子里我会这样答复自己。还有些日子里，我却会拍拍自己的后背。是谁说过：矢志不渝是美德？
基列有个长期存在的隐患，我的读者：就上帝在人间的王国而言，基列国民的流失率高得令人难堪。比方说使女们的潜逃：已经有太多人逃跑了。正如贾德大主教的潜逃事件分析报告所揭示的：只要我们发现一条离境路线并加以封锁，就会有一条新路线被开辟出来。
今天下午，她们三人又来见我了。她们的兴致都很高昂，因为刚刚结束的纽约州北部突袭行动收获颇丰：七个贵格会教徒，四个小农主义者，两个充当向导的加拿大麋鹿猎手，一个柠檬走私商，这些人全都可能在“女子地下交通网”系统里承担着某个环节。不管他们可能掌握什么情报，只要被套出口，他们就会被处理掉，除非发现他们有交易的价值：“五月天”和基列的人质交换是有所周知的。
灯都开着，还算仁慈。
年轻时，我做了很多别人都以为不可能办到的事。我们家族里没有人上过大学，他们都鄙视我，我靠奖学金、打各种脏乱差的夜班工读完了学位。那种经历磨练了你，让你变得顽强。只要找到一线生机，就决不能眼看着自己被消灭。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在大学里接受的一切斯文、精良的教育都没有用。我得重新变为当年那个顽强的底层社会的小孩，那个坚忍不拔的打工妹，那个聪明绝顶的优等生，那个处心积虑往上爬的职业女性——我就是这样爬到社会顶层的，坐上了刚刚被罢免的那个职位。只要让我找到可乘之机，我就会抓紧时运。
我也是好心，我时常无声地喃喃自语。我一心想要最好的结果，或者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得到最好的结果，但这两种结果并不相同。无论如何，要不是因为有我在，想想局势会坏到什么程度吧。
她们没有先征得我的同意就炮制了这份计划书——有僭越犯上之嫌——但我知道我有责任转交给贾德大主教；尤其要考虑到一点：就算我不递交，他也必然会听说此事，进而留意到我的不合作。
我在记录，在记录；但我时常害怕事情是记不完的。我一直用的黑色绘图墨水快用完了，很快就要换蓝色墨水了。从维达拉学校的配给里调瓶墨水来用应该不算难：她们在学校里有绘画课。我们嬷嬷以前可以通过灰市买到圆珠笔，但现在不行了：我们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的供应商侥幸逃脱了太多次，终于还是被逮捕了。
“出了什么事？”伊丽莎白嬷嬷问道。
确实如此。趁守卫没注意的时候，我们这排尽头的女人隔着走廊和邻近座位区的女人搭上了话。那边都是医生。
“做得真好，”我说，“这份计划书看起来非常缜密。我会仔细研读的，我向你们保证，贾德大主教也会知道你们的良苦用心，他会采取行动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向你们透露具体情况。”
“宜应称颂！”海伦娜嬷嬷说。
我们这些坐在看台上的女人们全都发出哀叹。我听到有人尖叫，有人抽泣。有些女人跳起来，大声呼喊——我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但她们的后脑勺立刻会被枪托砸到，喊声即刻中断。不需要再打：一击足矣。还是那句话，他们瞄得挺准：这些男人训练有素。
那就保持希望吧，我要轻轻地对她说。事实上，我总可以比你领先一步，这让我骄傲。但为什么只是一步呢？多几步更好。若想推翻我，我就要拖垮整座圣殿。
为了打发时间，我暗自骂自己。愚蠢，愚蠢，愚蠢：我竟会相信关于生命、解放、民主和个体自由的那一切空话，在法律院校里浸淫其中，不加怀疑。这些是永恒的真理，我们应永远加以捍卫。我始终依赖着这些信念，俨如信赖一则魔咒。
“你们不能把我们羁押在这里！”有个女人说道，“我们没有犯任何错！”
“我们要有更高的觉悟，”我说，“还有就是，你们干得太漂亮了。快告诉我，你们是怎么搞定贵格教徒和那些人的。”
“谁会做那种事？”维达拉嬷嬷说道，“这是叛国叛教！”
过去我就曾被逼入死角。但我赢了。我就是这么对自己说的。
“我们应该彻底封锁那整个地区！”伊丽莎白嬷嬷说，“他们和加拿大的‘五月天’勾结已久。”
就在最近，伊丽莎白嬷嬷、海伦娜嬷嬷和维达拉嬷嬷合作细化了一份加强管控的计划书：《杜绝东北沿海地区女性潜逃问题的计划书》，代号为“死路行动”。她们概括出诱捕企图逃亡加拿大的使女们的必需步骤，呼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提议增加一倍数量的追踪犬、采用一套更有效的审讯方法。在最后这一部分里，我窥见了维达拉嬷嬷的魔手：拔指甲、开膛破肚不在我们的惩戒刑罚列表里，这一向让她扼腕抱憾。
“必须彻底杜绝这类逃跑行为。”海伦娜嬷嬷表态时瞥了瞥维达拉嬷嬷，想要得到她的肯定。她跺了跺脚，以示再三肯定，考虑到她有足弓下陷，这么做想必很痛——谁叫她年轻时总是穿五英寸的伯拉尼克细高跟鞋，把自己的双脚废了。搁在今天，光是那种鞋就会让她受尽谴责。
一下车，我和安妮塔就被推搡着往右走，融入了一群女人中间。我说“一群”，是因为我们就像成群的牛羊般被赶着走。这一大群女人如同走进了漏斗，被赶到露天看台的特定区域：那个区域用犯罪现场专用的黄色胶带围了起来。我们这群差不多有四十人。都坐好了之后，我们的手铐就被撤走了。我估计，他们是需要手铐去铐别人。
我们的边境地带太容易被渗透了。缅因州和佛蒙特州的外围区域的管辖权一向含糊不清，并不尽然由我方控制，当地居民就算没有过分的敌意，也普遍倾向异教。而且，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得知，他们喜欢本地通婚，构成了相当密切的关系网，毋宁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反常的人际网络，一人被惹到，就等于两族结下世仇。因此，很难让他们出卖彼此。有种怀疑由来已久：向导就在他们之中，或是期盼智胜基列，或是出于单纯的贪财——因为众所周知“五月天”会付钱给带路的人。我们逮到过的一个佛蒙特人告诉我们，当地人有句俗语：“五月天来，发薪日到。”
“眼目们正在查，”我说，“所以，如果你们注意到任何疑点——任何事，任何人，甚至包括阿杜瓦堂的人——就向我汇报。”
“宜应称颂。”伊丽莎白嬷嬷说道，但听她的语气好像不是非常高兴。
谁都不可以去厕所。尿流出现了，沿着露天看台流向球场。我心想，这种手段明摆着是要羞辱我们，击垮我们的抵抗心；但到底要抵抗什么呢？我们不是间谍，没有掌握什么机密，我们也不是敌方军队里的士兵。还是说，我们确实是？如果我深深看进某个男人的眼底，同样凝视着我的会是个人类吗？如果不是，那究竟是什么呢？
“确实，”我说，“还有个坏消息：我们已经发现我方防线上有漏洞。那两个‘五月天’的特工肯定有内应：基列国内有叛徒在帮助他们，有人在给他们传递情报，从这儿到那儿——把我们的安保措施，甚至我方在加拿大境内的特工和志愿者的消息透露给他们。”
这时有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她们面面相觑。阿杜瓦堂的人也包括她们三人。
“上头不允许我们和你们讲话。”发水的男人说。
这些女人里，没有一个是你们所谓的年轻人。中年职业女性，穿套装，发型精致。但都没有带包：他们不允许我们带随身物品。所以，没有梳子，没有口红，没有镜子，没有小包润喉糖，没有一次性湿巾。没了那些小玩意儿，你竟会有种赤身裸体的感觉，实在令人惊讶。更确切地说，是曾经会有那种感觉。
我有个叔叔就是干这种买卖的。我们家以前就那样——住的是活动拖车屋，对警察不屑一顾，和违法乱纪的人厮混在一起——我父亲对此挺自豪的。但我不：我是个女孩，更糟的是：我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在那种环境里也没别的办法，他只能用拳头、靴子或任何趁手的东西教训我，杀杀我的傲气。在基列执政之前，他被人割喉了，要不然，我可能会亲自派人干掉他。不过，乡间往事就点到为止吧。
我对自己说：你一直自诩为务实派，那就面对现实吧。政变已爆发，就在美利坚合众国，就像过去在很多国家发生过的那样。任何武装夺权的政变爆发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镇压反对派。反对派总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主导，所以，有文化的人将被第一批消灭。你是个法官，不管你怎么想，反正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你就是他们的眼中钉。
“愿主明察。”维达拉嬷嬷说。
我们可以看，但不可以出声：他们传达的意思简单明了。但为什么呢？如果他们要把我们斩尽杀绝，为什么还要演这出？
不，那不是仁慈。只是为了让那些人更便利地掌控局面。在那个地方，仁慈这种品质无法发挥功能。
“我相信她是安全的。”
“噢，肯定不会的，”海伦娜嬷嬷说，“想想那会给我们带来何等的耻辱！”
有个穿黑色制服的男人手持话筒做演说，他讲到罪人的行径都被神圣天眼一览无遗，正是其罪孽将她们暴露于天下。所有的守卫和侍从一起发出附和的声音：嗯嗯嗯……仿佛启动的引擎振动不已。
“确实如此，”我亲切地附和道，“这显然是要严正以待的大事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贾德大主教也是这样认为的。”我说。
我们俨如被那些人关进了畜栏，我尽量待在原地不动。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他们希望如何达到目的？
日落后，分发了三明治，每人一只。我领到的是鸡蛋三明治。我要羞愧地承认，自己是带着欣喜之情狼吞虎咽的。远处传来几声干呕的声响，但在这种情形下，只有那么几声反倒令人讶异。
藏红花蔫了，水仙花皱缩成了纸片，郁金香演完了诱人的舞蹈，从里到外翻卷出裙裾般的花瓣，然后统统凋落。克劳馥嬷嬷及其麾下的半素食主义园艺地下党人在阿杜瓦堂外围栽培的药草长得很旺盛。哎呀，丽迪亚嬷嬷，你非得喝下这种薄荷茶不可，对你的消化系统有奇效！别为我的消化系统瞎操心，我很想厉声呵斥她们；但她们是好心，我提醒自己。这样的借口在地毯上有血迹时还能有说服力吗？
没有任何寝具：床垫和枕头都没有，但至少有厕所，虽然已污浊得不像话了。没有守卫阻止我们交谈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我们凭什么认为没人在监听我们了。但到了那时，我们之中已没有谁还能理智地思考。
“我们的珍珠女孩起到了关键作用。”我补充了一句。
我上一次跟你讲到深色窗玻璃的厢式货车——不，往前翻一页后，我发现已经到体育馆了。
“我也有些新消息要告诉你们，是贾德大主教亲自告知的。但这事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绝对不许传出去。”她们都靠了过来：我们都喜欢秘密。“‘五月天’在加拿大的两个高层成员被我们的特工消灭了。”
山丘与沼泽，蜿蜒的河流，散布岩石的漫长海湾，高高的浪潮涌进海口——所有这一切都助长着秘密行径。在这个地区的古早历史中曾有过酒类走私犯、烟草投机商、毒品走私犯和各式各样的非法违禁品的偷卖者。国境线对他们来说形同虚设：他们来去自如，对法律嗤之以鼻，现金交易，入袋为安。
“我们要为她的灵魂祷告，”伊丽莎白嬷嬷说，“那么，萨丽嬷嬷呢？”
吃完三明治后，他们要我们站起来。接着列队而出，一排接一排——整个过程安静得近乎诡异，而且极有秩序——我们被引到看台下面的衣帽间及其外面的走廊里。我们就将在那儿过夜。
谁来跳下一曲花的华尔兹？百合花。绝对好看。那么多的花边儿。那么芳香袭人。很快，我的宿敌维达拉嬷嬷就会打喷嚏了。也许她的眼睛会肿起来，没法再用眼角的余光偷瞄我了，她一门心思想要刺探出一些失误，一些软弱的迹象，一些宗教层面的政治错误：足以把我赶下台的各种疏忽。
我们没有吃午餐，因为没人给我们吃的。随后的数小时里，不断地有货车抵达，卸下一车被迫无奈的女乘客。
我当然已经知晓了这些进展。“恭喜，”我说，“你们几位肯定各有各的功劳，哪怕是别人有所不知的。主持大局的是贾德大主教，这毋需多言。”
“宜应称颂。”
安妮塔和我相邻而坐。我左边的陌生女人说她是个律师；安妮塔的右边也是个律师。坐在我们后面的是四个法官；坐在我们前面的也是四个法官。我们所有人都是法官或律师。
“但人心难测啊。”维达拉嬷嬷说。
“我们还在等报告。”
下午过半，他们三人一组给我们发了瓶装水：一人抱着箱装水，一人取出发放，还有一人持枪护送，以免我们突然跳起来、冲出去、咬人、打人，好像我们是鳄鱼。
“那些女人应该和我们一样，尽责履行神圣计划，”维达拉嬷嬷说，“人生不是美好长假。”
随后响起男中音一起念出的“阿门”。接着，把蒙眼的女人们押送进场的男人们举枪射击。他们瞄得挺准，那些女人全部倒地。
“我们乐于奉献。”海伦娜嬷嬷说。
下午四点，他们准备了精彩表演赏给我们看。二十个体型、年龄各异，但都穿着职业装的女人被领到球场中央。我说“被领”是因为她们的眼睛都被蒙上了，双手都铐在身前。她们被分成两排，每排十人。第一排被迫蹲下，好像要拍集体照。
“他们肯定是按照职业把我们分类的。”安妮塔说。
“阿杜瓦堂是无懈可击的。”伊丽莎白嬷嬷说。
“上帝必胜。”演讲者最后说道。
“但损失了一个珍珠女孩，”我说，“阿德丽安娜嬷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