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先秦的天文学家一直都以恒星的出、没、中天的动态来定季节，这个方法也确实是用以定季节的有效方法，但它也给人们造成了一个错觉，以为昏旦中星与季节的关系永远不变。正是由于这种认识，西汉太初改历时，许多天文学家都没有考虑重测冬至时的太阳位置，仍然沿用前人测定的数值牵牛初度。到了西汉末年刘歆编制三统历时，曾对冬至点作过观测，他所得的结果冬至点在“进退牛前四度五分”，即在建星的方位。建星即位于斗宿与牛宿之间的星座；斗宿与牛宿相距26度，在牛前四度余即在斗宿21度，这个数值实际是较为正确的，但刘歆仍不敢肯定。直至东汉元和改历，贾逵才明确地指出冬至太阳在斗宿21度，这个结果正与刘歆相合。贾逵肯定了自己所测的结果，但他没有考虑自己所测结果为什么与前人不一致。由此可知，在东汉以前，中国天文学家通过各自的独立观测，证实了冬至点在移动。
两汉以前，人们并不知道冬至点在移动，大家都在努力地测定各个节气的昏旦中星，以为一旦确定了各个节气的昏旦中星，就会万古不变。与此同时，历法家也都在探索历法中的岁首冬至时太阳所处的位置。由于太阳光强烈，日出时日光掩盖了所有的恒星和行星，无法直接测出冬至时太阳在星空中的位置，但是，战国时的天文学家还是用间接的方法，导出了冬至时太阳所在位置牵牛初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