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吴楚之疆,候在荧惑,占于鸟衡;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虚危;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占于房心;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参阀。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与占星密不可分的,中国最早的古籍之一《周易》就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又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按照这种说法,从事天文观测和研究,并不是出于繁荣科学、发展生产的目的,而是为了从天象观测得知上帝对帝王的示警,可以从天象上得知吉凶和时亊的变化。圣人掌握了这种变化,便可以趋吉避凶。所以,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认为,天文学能预卜先知,上帝是有意志的,人类社会处于繁荣昌盛时,天上便有瑞象出现,如发生灾变和动乱,便有凶象出现。这种凶象和瑞象,懂得天文的人是能够发现的,故统治者都认为,天文对于巩固帝王的统治是十分重要的,历代帝王都牢牢地将天文机构控制在自己手中,努力把天文学家变成自己的御用人才。帝王要求天文学家必须每天认真从事天文观测,并随时向政府禀报观测结果。同时,又明令禁止民间私习天文,如果一旦发现有人私习天文,并且“妖言惑众”,是要杀头的。
有关分野的观念,起源很早。《周礼·春官·宗伯》就有“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以观“天下之妖祥”的记载。即已开始将天上不同的星宿,与地上不同的州、国一一对应起来。天上的分区,大致是以二十八宿配十二星次,地上则配以国家或地区。现以《汉书·地理志》为据加以对照:
又例如,《三国志》记载在东汉桓帝时于宋楚分野的地方有黄星出现,当时有一个姓殷的占星家曾预言,50年以后,当有圣人出现在丰、沛这个地区,其锋芒将锐不可当。而50年以后,就有曹操破袁绍的大事,群雄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曹操家在亳县,属宋地,故被认为应验了黄星出现于宋楚分野的瑞祥。
在古人心目中,天是人格化的,天与人是要发生天人感应的。天下之大,东西南北,国域州郡很多,所谓吉凶,就不能一概而论。某一种异常天象的出现,不一定对应全世界,而只能对应于某国、某州或某郡。这个吉凶究竟发生于何地,都有一个对应关系,这种天区与地域对应的法则,便是分野理论。
地区 | 韩地 | 宋地 | 燕地 | 吴地 | 粤地 | 齐地 | 卫地 | 鲁地 | 赵地 | 魏地 | 秦地 | 周地 | 楚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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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区 | 角亢氐 | 房心 | 尾箕 | 斗 | 牛女 | 虚危 | 室壁 | 奎娄胃 | 昴毕 | 觜参 | 井鬼 | 柳星张 | 翼轸 |
在天与地的对应关系建立以后,占星就有了一个基础。这样,当天上某个区域或星宿出现异常天象时,它所反映出的火灾、水灾、兵灾、瘟疫等,就有一个相应的地域可以预言。例如,《续汉书·天文志》就记载了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正月彗星出现及其应验的事例,这次彗星出现在牵牛宿,长八尺,彗尾通过建星,一直到达箕宿、心宿和房宿的南部,经过50余天才隐灭不见。以后,就发生广陵王荆和沈谅、楚王英和颜忠两件谋反的事,事情败露以后,都以自杀了结。这次彗星出现为什么会被认为应验在这两个王身上呢?这是由于牵牛宿的分野在吴、越,房、心的分野为宋,而广陵属吴地,彭城属宋地,所以应验在这两件事上面。
《汉书·地理志》载天文地理分野表
《淮南子·天文训》所载与此类似。以上将天和地的对应关系分为13组,但与其他的分野资料进行对比可以得知,天地对应关系的分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史记·天官书》又有如下的恒星分野:
这个分野只列出八个国家,除地域与恒星对应外,还记载了五星与国家的对应关系。
中国的占星有自己的传统,它侧重于异常天象的观测。一且天体运行失常,或者出现了异常天象,则被认为要有异常情况出现了。这种异常情况,绝大多数都是凶兆,当然偶尔也有吉兆。如景星的出现,那就预兆太平盛世来临或圣明天子出世。古代与占星并生的,还有卜筮、式法、星命等方术。这些方术虽然都与天文有一定的关系,但与占星没有直接的关系,占星看重于天象观测,其他方术则着重于推算和占卜。本书所介绍的占星,仅限于天象观测,不涉及其余方术。
分野的思想,大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所以地域有时称晋国,有时称赵魏,但仅限于中原地区。不过,秦汉统一以后,分野思想还在继续发展,这时的地理分区就不再是国家,而是12州。从13国经8国到12州,也许反映出分野思想的演变过程,由天上的二十八宿对应于地上的12州,正与一年四季中的12个月相对应,似乎更可以看到分野思想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