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中国 作者：张素凤 （近现代）

当妻从夫居成为婚姻的稳固形式之后，从妻而居的男子则受到严重歧视，他们被称为赘婿。“赘”字《说文解字》释为“以物质钱”，意思是用抵押品换钱，或者指抵押品。秦国在商鞅执政时，要求百姓“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意思是，家庭富裕的话，儿子大了就另立门户，分家单过；家庭贫穷的话，儿子大了就要到女方家做上门女婿。也就是说，那些因家庭贫困而没有能力交付聘礼的人，只能到女方家做上门女婿。因此，赘婿在古代十分受歧视。《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把赘婿与曾经逃亡之人并提，他们的地位可见一斑；汉代也是这样，武帝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赘婿就是“七科谪”之一。赘婿在家庭中同样受到歧视，据《说苑》记载，姜太公是“故老妇之出夫也”，意思是姜太公是被老婆逐出家门的赘婿。

父权时代的一夫多妻（妾）制，是由一个男子与若干女子结婚而建立的。这若干女子中往往只有一个称为正妻，其余则为副妻或妾。前文提到的“媵”婚制中的“侄娣”就属于副妻或妾。妻的地位高于妾。《说文解字》把演变后的小篆“妻”字说解为“妇与夫齐者也”，正是相对媵妾而言。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正统观念，用法律的形式保护正妻的地位。《左传·桓公十八年》：“并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唐律·户婚》：“诸有妻更娶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宋《刑统》规定与唐相同，元、明、清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可见，儒家在强调男子主导地位和女子服从地位的同时，倡导“妻者齐也”“与夫齐体”“同尊卑”等夫妻平等、互敬互爱的观念。

汉字是据义构形的表意文字。这个特点不仅使造字时期的许多文化现象封存在字形之中，而且历史文化的变迁也在汉字形体中留下种种踪迹。因此说，汉字，尤其是古文字，就像一块块封存着丰富文化的化石，可以作为探讨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线索。本章通过相关古文字形体的解析，对中国传统的重要礼俗——婚嫁风俗和丧葬风俗的嬗变轨迹进行了勾勒，同时对于其他一些礼俗也进行了简单介绍。

《说文解字》把“姻”字说解为：“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从女从因，因亦声。”《白虎通》：“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因。”“因”字有凭借、依靠的意思。显然，不论是“女之所因”还是“妇人因夫而成”，都可说明在婚姻关系中女子对男子的依靠，女子已经丧失了独立的社会地位，她们被看作传宗接代的工具，只能在家里料理家务。

“姓”字甲骨文作“”，左边的构件为“生”，右边的构件为“女”；西周金文中，有的“姓”字作“”，像草木从土中生长出来，楷化写作“生”，有的作“”，由“人”和“生”两个构件组成，也有的由“女”和“生”两个构件组成；小篆以后，“姓”字都由“女”和“生”两个构件组成。《说文解字》把“姓”字说解为：“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古代的姓，并不像现在一样，跟父亲的相同；最初的姓来源于他们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古代的神圣之人，传说是他们的母亲与上天发生感应而生下的，所以称为天子。夏、商到西周，“姓”权逐渐归天子所有。这一时期，只有有封地和官爵的贵族才配有姓权，而庶民则是有名无姓。因此，这一时期，“百姓”一词主要是用来表示贵族或百官。

宋代开始出现“息妇”一词，“息”字由“自”“心”两个构件组成，“自”甲骨文字形作“”，像鼻子之形；“心”就是心脏，心脏与鼻子都是呼吸器官，因此《说文解字》把“息”说解为“喘也”，本义就是喘息、呼吸，引申有生长、繁殖、增长等意义。由“生长、繁殖”义引申为“子息，儿子”的意思，“贱息”的“息”就是儿子的意思。不难理解，“息妇”的字面意思就是儿媳妇。因此《辞源》把“息妇”解释为“子妇”。在男人眼里，无论媳妇还是儿媳妇，其传宗接代的作用都是一样的，所以，“息妇”由“儿媳妇”的意义引申指“自己的妻子”。这种演变，清楚地表明了女子在婚姻中的从属地位。

“娶妻”在先秦文献中，有时也作“取妻”。“取”字小篆字形作“”，《说文解字》说解为：“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礼》：‘获者取左耳。’《司马法》曰：‘载献聝。’聝者，耳也。”意思是说，“取”的本义就是“捕取”，字形由“又”（像手形）和“耳”两个构件组成。根据文献记载，古代战争中要把自己所杀或所俘敌人的左耳朵割下来，献上去，作为战士所立战功的依据。“妻”字甲骨文作“”，像以手掳掠长发女子之形，这是父系社会初期，女子不情愿嫁到男家时，男子掳掠妇女以为配偶之俗的反映。所以，“取妻”本来是掳掠妇女做配偶的意思。随着父权制日益巩固，妇从夫居成为公众普遍接受的习俗，抢掠婚现象早已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消失。语词“妻”与“掳掠女子”之间不再有联系，其基本意义变为男子的配偶。“取”的“捕取”义也不再适用于该词，于是为意义改变后的“取”的书写形式增加表义构件“女”，重造“娶”字专门表达这个意义。

在古代，男女的婚事，是不可以自己定夺的，一定要通过媒妁这一中介的交接，即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字，《说文解字》说解为：“谋也，谋合二姓。”意思是说，媒也就是撮合两个异姓的男女成为夫妻的人。“妁”字，《说文解字》说解为：“酌也，斟酌二姓也。”意思是，斟酌男女双方各个方面的条件是否合适。媒妁在古代婚姻中是不可缺少的，《诗经》有这方面的描述。《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意思是说，要砍伐树枝怎么办，没有斧子是不行的。要娶媳妇怎么办？没有媒人是不行的。《礼记·昏义》中记载了我国古代的娶亲程式，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其中“纳彩”就与媒妁有关。男方看上了哪家的姑娘，先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得到女方的允诺后，就派使者前去送上礼物。女方如果收下礼物就表示同意议婚。可见，媒人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

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对偶婚。在这种婚俗中，无论男女都不能在本氏族中找配偶，而必须到另一个氏族中去找，即实行族外婚，而且男子必须嫁到女方氏族去。这种婚姻形式在古文字、文献和民俗中都有所反映。

古代，“妻”又可以称为“帑”。《左传·文公六年》：“贾季奔狄，宣子使臾骈送其帑。”其中“帑”就是妻子的意思。“帑”字以“巾”为部首，“巾”是一种织物，曾经充当过交换媒介，因此，有些以“巾”为部首的字与金钱有关。《说文解字》把“帑”说解为“金币所藏也”，意思是藏金币的地方。把“妻”称作“帑”，这是从买卖婚姻盛行的社会背景下引申而来的。另外，在一些古代典籍中，“嫁”字有“卖”义。如《韩非子·六反》：“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这里“嫁”就是“卖”的意思。“嫁”字有“卖”义，说明婚姻与买卖有关系。买卖婚，就是将女子视为财物，娶妻纳妾，必须要经过金钱交易才能进行；如有不时之需，还可以将妻妾转卖他人，以换取钱财。对于男子来说，女人不过是其传宗接代的工具罢了，与其他财产并没有多大差别；对于女方来说，她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她所具有的物质价值，她只不过是一种可以在不同男人之间移换的私有财产而已。

在现代人的观念里，“舅”是对母亲的兄弟的称谓，“姑”是对父亲的姐妹的称谓。但在古代，“舅”除了指母亲的兄弟，也是儿媳妇对公公的称呼（《尔雅·释亲》“妇称夫之父曰舅”），还是女婿对岳父的称呼；“姑”除了指父亲的姐妹，也是儿媳妇对婆婆的称呼（《尔雅·释亲》“妇称夫之母曰姑”），还是女婿对岳母的称呼。也就是说，“舅”“姑”在古代是“一名三用”的。这说明，在古代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亲属关系：一个男人的岳父往往是自己的舅舅，或者岳母是自己的姑姑；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公公就是自己的舅舅，或者婆婆是自己的姑姑。这种现象是远古交换婚的结果，其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

后来，“息”的“子息”意义逐渐弱化，于是“息”字受到“妇”字的影响，也增加“女”作“媳”。如前所述，“妇”的甲骨文字形作“”，本来指能够与鬼神沟通的神职人员，后来引申指已婚妇女，《说文解字》把小篆“妇”字解释为“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可见，在儒家看来，妇女必须服从男子，主要职能是在家里料理家务。宋代是特别强调封建伦理道德的时期，程朱理学强调男尊女卑，把对妇女的歧视也推向了高峰。

“室”字由“宀”和“至”两个构件组成，“至”的甲骨文字形作“”。像箭射到地面之形，表示来到之义；“室”与“至”同源，表示夜晚要去的地方，即住处。夜访婚俗中，婚龄男子在自己的氏族中，没有专门的住处，晚上要住到女方，也就是说，女人所在之地是男人夜晚的住处，于是“室”引申有“男子的配偶”义。同样，“家”字甲骨文作“”或“”，第一个字形由表示房屋形的“宀”和取象公猪形的“”组成，“”后来作“豭”。“家”与“豭”同源，由于在远古男子夜访的对偶婚俗中，婚龄男子在自己的氏族中没有专门的住处，晚上都要住到女方，充当的就是类似“豭”的角色。因此，“家”在先秦文献中常用来表示女子的配偶，即男子。如《左传·桓公十八年》：“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其中“家”和“室”分别指女子的配偶（即男子）和男子的配偶（即女子）。

“婚”在先秦文献中写作“昏”，《说文解字》把“婚”字解释为：“妇家（嫁）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从女从昏，昏亦声。”意思是说，古代迎亲时间在晚上，因此“婚”字中的“昏”构件不仅有示音功能，还有表义功能。迎亲时间为什么在晚上呢？梁启超对《周易·屯卦》中“匪寇，婚媾”的解释给出了答案，他说：“夫寇与婚媾，截然二事也，何至相混？得无古代婚媾所取手段，与寇无大异也？”意思是说，抢劫与娶亲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为什么会混淆呢？大概是因为当时娶亲的手段与抢劫十分相似吧。可见，华夏初民确有过掠夺婚时代，掠夺婚后世就演变为许多民族婚礼中的假抢婚，如我国傣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都有抢婚的习俗。哈尼族“鞭打迎亲人”的风俗，则可以看作反抗抢掠婚的遗风。

在母系社会中，群婚制的特点是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因此出生之后只能随母亲的姓。“姓”字以“女”为部首，这是母系社会文化的遗存和表现，在母系社会中，人们以母为尊，最初表示姓的字大多以“女”为部首，如“姜”“姬”“姚”“嬴”等。又如本书开头所述，表示最高权力拥有者的“后”字，最初就是来源于妇女生小孩的意象。可见，女性的地位非常高。后来，“姓”成为辨别不同氏族血缘的依据，从而成为决定婚姻的一个重要依据：同姓的男女不可以通婚，主要是怕对生育后代不利。这说明我们华夏先民很早就发现近亲通婚对后代不利。

一、古代婚俗

“弃”字甲骨文作“”，就像一幅弃子风俗图，整个字形像双手将簸箕中的小孩子丢弃之状。据文献记载，周始祖后稷、周幽王后褒姒、徐偃王、齐顷公无野、楚令尹子文、宋芮司徒女、乌孙王昆莫等都有出生后被遗弃的经历。后世对于后稷被弃的原因也多有探讨，江藩认为“谓姜嫄无人道生子，恐人之议己，以为上帝所生，弃之以显其神异，然后收养，以解众惑”，意思是说，后稷的母亲姜嫄恐怕别人议论她生孩子这件事，就说孩子是上帝所生，并且故意把孩子丢弃以显示这孩子的神异，然后再收养，以便让众人不再怀疑这件事。

纳西族的走访婚，就是这种夫从妻居的对偶婚。根据辛立《男女·夫妻·家国》一书记载：“在纳西族的整个住宅布局中，后室是一座大房子，是合家族共同消费和举行各种家族活动的地方。前宅是客房，两侧既有客室，也有用来储存东西的厢房。客房是已婚妇女同自己的男阿柱（男朋友）偶居的地方。她们实行对偶婚制，成年男子白天在自己家族中劳动，同自己的家族一起生活，晚上到女阿柱家过夜，所生子女归女。”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完整的村落布局、氏族公共墓地、窑场等文化遗存。其村落布局与纳西族的整个住宅布局十分相似，这说明仰韶文化时期，实行的是与纳西族走访婚相似的夫从妻居的对偶婚。

刘盼遂在《天问校笺》中指出，因为古代夫妇制度未定，“妻生首子时，则夫往往疑其挟他种而来，妒嫉实甚，故有杀首子之风”。意思是说，由于当时夫妇制度还没有特别稳固，男子对于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的血统产生怀疑，恐怕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因此，形成把妻子所生第一个孩子杀掉的风俗。这种现象发生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代，也是婚姻制度由群婚制向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过渡的时代。

原始群居生活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个族团，每个族团都有自己的首领及自己族内的生活方式和婚姻形式。在此背景之下，便产生了血族婚制。血族婚最初的形式为族内互婚，禁止与外族通婚，目的是保证血缘的纯正，甚至产生了“兄妹婚”。《搜神记》云：“（高辛氏）乃令少女从盘瓠……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婚姻。”直系通婚必会使后代的成活率不高，慢慢地人们意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于是渐渐地族与族之间通婚，有的两个族之间还世代互婚，也就是俗称的“交换婚”，也叫“族团互婚”。关于这一婚俗，我们可从“姑”“舅”的原始称谓上得到印证。

“媵”婚制可以看做远古伙婚制的演变，这种婚姻制度直至妻从夫居成为婚姻的稳固形式之后，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媵”字以“女”为部首，《仪礼·士昏礼》把它解释为“送也，谓女从者也”。汉代郑玄说：“古者嫁女必侄娣从，谓之媵。侄，兄之子；娣，女弟也。”可见，媵的特点是，出嫁者的妹妹、侄女同时随嫁到男方，实际就是姊妹或姑侄同时共嫁的性质。《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其中“以二女妻舜”就是把他的两个女儿都嫁给舜，这可以看作当时媵婚的习俗。到了西周时期，媵婚成了当时贵族阶层普遍实施的一种婚姻形式。《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意思是说，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妻（即嫡妻），女方以“侄”或“娣”随同出嫁，同时还有两个和女方同姓侯国的女儿陪嫁，也各以侄或娣相从。可见，“媵”又不同于伙婚，它是一个男子与另一族群的几个女子的群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