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林枫和我还专程探望了病中的关向应同志。关向应同志是辽宁省金县人，他和我们谈起东北人的特点，意味深长地说是“白帽子，红胡子”，意思是有些莽撞，意气用事。
和杨尚昆、贺龙、陈云等同志，或因工作接触多，或因居住距离近，过往多，交谈深。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毛主席又派人用一辆大汽车把我和林枫同志接到枣园，吃晚饭时，边吃边谈，一直谈到深夜。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冀中、晋绥，用“挤”的办法，快把日本人挤出去了。现在恐怕要有人来挤你们来了。我说，再把他们挤出去。毛主席说：对!你们冀中有八百万老百姓，晋绥有三百万老百姓，加起来力量可不小呢。听了毛主席的话，我又想起了一九三九年正当冀中军民抗战进入困难阶段的时候，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派一二〇师来支援的情景，不觉有一股力量油然而生，真想立即赶回前方，向冀中和晋绥军民传达毛主席的关怀和期望。当我们告辞出来，毛主席还亲自端着蜡烛照明，送我们走下山坡，上了汽车。
“七大”开会前，在延安我主要是学习六大以来反教条主义的文件。了解党内的斗争，学习党的历史。酝酿“七大”中委、候补中委，就在这期间我对林彪有了进一步的看法，因为他曾托人到晋绥去当说客，反对贺龙同志，这时我开始觉察到他不正派，被我顶了回去，他便怀恨在心。他偏听了关于冀中的某些传闻，这次初见面，他便武断地对我说，听说你们杀了一些老党员。我说，你去调查嘛!
住杨家岭时，和富春同志、蔡大姐离得很近，朝夕相随，谈得很多。他们像老大哥老大姐一样，对人宽厚亲切。解放战争期间，在西满我和富春同志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进城以后过往也多，一直保持着战时的友情。
这天，毛主席留林枫和我全家在他的窑洞里吃了午饭。因时间关系，未能详谈，毛主席让我们改日再来。
在延安，见到刘澜波、李延禄、李范五、解方、贾陶等东北同志，并在“七大”东北组召开的东北工作会议上讨论打回老家去的问题。与林枫、孙志远等一起，形成了关于东北工作的中心。刘澜波、解方等同志对我讲：“你留在冀中坚持抗日是留对了。我们丢掉了许多机会……结果只剩下常恩多一个师拉过来了。”我说：“不是我留对了，而是北方局有明确指示。”大家对东北军力量的保存和成长是非常关切的，看到我们在冀中站住了脚，壮大了力量，感到由衷的喜悦。
在延安还见到了许多冀中来的干部，都是炮火余生的战友，感情尤深。不少人表示，愿意跟我一起再到前线。
我和林枫住处真是门庭若市，亲人故友，东北工作的熟人干部，每天都谈得很晚。东北军旧部流亡平津辗转来到延安的子弟纷纷找来，听讲形势，讨论反攻开始后如何行动。大家都非常关心战争的进程，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情绪都很饱满昂扬。摩拳擦掌，同表决心，要求随我们第一批奔赴前线。抢占东北，打回老家去!
在延安，我会见了全体中央领导人，绝大多数同志都很亲切。许多老同志，都是一见如故。通过学习和交谈，使我对党的历史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为以后处理党内关系打下基础，可以说是上了关键的一堂党史课。
在延安，还由林枫带我见过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彭真、李富春等同志。周恩来同志，从西安事变时见到他，有八年没有见面了。刘少奇、彭真同志在晋察冀、八路军总部见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同志是第一次见面。此外还和林枫一起见了林彪、康生、高岗等。
因为林枫和刘少奇同志熟，我们常去他的屋里，谈论党内斗争，白区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