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敌伪军工作，很有成效。许多伪军伪组织人员，主动秘密与我联系，送情报，表示愿接受我交给的任务，为抗日效力。
五、开展敌伪军工作。区党委和军区曾指示各分区、县设立敌工部，区委设敌工委员，负责开展敌伪军工作。利用敌人派夫抓夫，要青年受训的机会，派适宜的人选到伪组织中去，做秘密情报工作和争取分化伪军伪人员的工作。我部队和各抗日组织也利用各种机会做敌伪军工作，对俘虏的日军，争取教育参加日本反战同盟支部；俘虏的伪军，可能回去的，教育释放，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做好伪军家属的工作，让他们转告当伪军的人，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做坏事，要改恶从善”，“要留后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武装部队夜间包围岗楼，向伪军喊话，进行形势教育、爱国教育，宣传日本必败，抗战必胜。宣传我对伪军伪组织人员进行考察，做好事的记红点，做坏事的记黑点，到抗战胜利，按功过论赏罚。对做了坏事的，进行“点名”批判、教育、警告。伪军伪组织人员最怕“点名”，怕指出家乡住处，姓什名谁，听到以后，提心吊胆。记黑红点的活动，先是在饶阳、献县、武强、安平等县开展起来，后来推广到了全冀中区，成为一种群众性的活动。这一活动的开展，对教育、争取和瓦解伪军，起了很大的作用。伪军就怕在自己的名字下面记黑点。因此，一般的伪军，行动都比较谨慎起来，不敢再到村里随便敲诈勒索。有的伪军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便争取在自己的名字下面记红点。有一次，饶阳城里的敌人出来“扫荡”，抓住了我们的一个区长，押送他的伪军，为了给自己争取记个红点，就用打假仗的办法，把我们的区长放了。
六、做好除奸工作。在敌人“扫荡”、“清剿”的残酷环境下，对一般伪组织人员，我们采取争取教育促其转向抗日的政策，但对那些死心塌地、效忠敌人而又屡教不改的铁杆汉奸，则采取“单打一”的办法，坚决镇压。除掉一个，就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公布其罪恶，以警告其他。
武强县小范镇伪联保长张全和，依仗敌人势力，敲诈勒索群众，作恶多端，屡教不改，并扬言：“八路军一万年也进不了小范街，也找不到我张全和。”我抗日政府决定把他掏出来再教育。派六名手枪队员趁黑夜进入他的屋内，他正在抽大烟，拒不听教训，并高声叫喊，只好把他当场砸死。第二天，抗日政府在小范镇贴出布告，揭露张全和的罪行和应受的处罚。另一个王庆增，是安平县投敌叛变的干部，投敌后，刺探我方情报，效忠敌人，破坏组织，罪恶严重。我游击队的手枪队，在傅各庄集上碰上了他，把他揪架出来，当晚枪决在两个岗楼之间。我方镇压汉奸的事情很快广泛传播，群众反映：八路军真是神兵，来去无踪，从天而降，投敌作恶，没好下场。伪军伪组织人员，听到消息，震动很大，各自暗中托亲靠友与我方联系，表示不做坏事。
安平县傅各庄敌据点，经常驻敌伪军一百多人。我们派进三个同志做情报联络工作。把敌情弄清以后，我游击队确定拿下这个据点。在进攻之前，内线工作同志拉着敌人打牌，把敌人拖住。另一苏小红同志，年仅十四岁，他原是县游击队的侦察员，派到岗楼去当服务员。因他年岁小，敌人不注意，他到岗楼顶上，一枪打死站岗的哨兵，迅速盖好楼梯口，敌人不能上来取枪，接着扔下几颗手榴弹，敌人乱作一团。我游击队猛冲上去，把一百多敌伪军全部缴械，只几分钟工夫，干净利落结束战斗。
在深南县一次战斗中，我内线送出情报：敌人一混合部队出动，有三四十名伪军分作先头和后卫，当中夹着十八名日军。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后，我让过先头伪军，截断后卫伪军，并向伪军喊话，令其躲开，专打日军。结果将日军全部消灭，伪军全部逃跑。这次战斗消息传出去，日伪军矛盾日益加深，大大降低了敌人的战斗力。
当然，伪军中也有顽固分子，像柴恩波、王凤岗等，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坚持与我为敌，为害最大，难于争取。柴恩波一九三九年二月叛降日寇后，破坏抗日，作恶多端。王凤岗“七七”事变前当过小学教员，抗战初期组织联庄，后参加抗日部队，曾任过游击军七路指挥和分区特务大队副大队长。在几次整编中，对我党我军不满，于一九三九年秋和周文龙逃往涿县投敌。一九四二年又秘密加入国民党，更加坚决反共反人民。一九四三年秋，调任新城县伪警备队联队长，成为十分区西部地区的最大祸害，杀害我许多军政人员和群众，血债累累。对这种汉奸，就坚决予以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