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贺龙同志立即召开了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商讨解决办法。有的人怕影响国共关系，不主张用武力解决。贺龙同志针对这种错误思想，严肃指出：“消灭叛匪，是冀中部队内部的事，与国民党无关。而且柴恩波通敌叛国，扣押我干部，破坏抗日，是地地道道的汉奸。”他还说：“难道我们对这种人还要讲客气、讲仁慈吗?”会上，一致通过了武装平叛的决定。贺龙同志还命令一二○师的一部，配合冀中三分区部队迅速出击。后来，我军在文安城西大王庄地区只打了几个小仗，就把叛乱平息了。因为柴恩波部队的大部分战士和干部是抗日的，当他们识破柴恩波的阴谋之后，便纷纷掉转枪口打叛匪了。柴恩波见大势不利，便带着几个亲信和保镖跑到新镇，公开投靠了日军。
一九三九年二月，正当广大军民奋起抗击日军“扫荡”时，冀中部队独立第二支队司令柴恩波率部叛变。柴恩波曾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当过连长，是个利欲熏心的家伙。他混进我军以后嫌官小，老想拉队伍，自立旗号。我们对他的表现早有察觉，想在反“扫荡”高潮过去之后认真解决一下。但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被他知道了。于是，他便乘我们忙于同敌人作战之机，一面与日军勾结，一面暗中与国民党新镇县长王宗祺进行交易。当国民党给了他个“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的官衔以后，他就公开叛变，散发反共传单，声明脱离我冀中军区领导，拥护国民党。不仅如此，他还扣押了我第二支队政治委员、参谋长等党员干部一百多人，并包围了文安县抗日政府，把县长、大队长等县领导干部扣押起来。
对敌人毫不客气的贺龙同志，对自己的同志却满腔热情，耐心引导。柴恩波叛变事件使我们愈加感到冀中部队迫切需要整训。贺龙同志鼓励我们说：“出了个柴恩波有什么了不起的。冀中部队大部分干部、战士是好的嘛!刚建不久，就能调得动，打得赢!现在要紧的是抓紧整训嘛!”后来，军政委员会根据贺龙同志的意见，对冀中部队做了进一步整顿。贺龙同志又从一二○师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充实了冀中新建部队。但贺龙同志一再强调，要我们自力更生培养干部。他语重心长地说：“搞革命，搞军队，没有一批政治上坚定的干部怎么行呢!光靠向上级要不行。你向聂荣臻同志要，他一下子生不出那么多。向毛主席要，毛主席的担子比咱们重得多。最牢靠的办法是靠自己。”贺龙同志还以贺炳炎、余秋里两个同志为例，来提高我们对培养干部的认识。他说：“贺、余两个人都只有一只胳膊，刚来冀中时没几个人，可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个队伍来。这个队伍打得很硬嘛!敌人一听见‘一把手’的队伍，离老远就吓得溜掉了。”贺龙同志还说：“冀中战士的质量可不低呀!他们见识广，有文化，接受能力强，又吃得苦，只要两块玉米面饼子往肚里一填，就解决问题了。睡觉也不要铺盖，连鞋也不脱，穿着衣服往炕上一滚就睡。才补进连队没几天，抱起枪来就冲锋……这些兵，只要有好干部带，那还了得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