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就绪，七月开始招生，八月初开学。冀中大批知识青年，包括平津保流亡学生，纷纷前来报考。抗战学院的招生，很注意政治质量，一般是由地方推荐保送，也有一些是自己由敌占区跑来的，无论是从哪里来的，一律要经过考试才能录取。学员入学不限年龄，有的十二三岁，也有四十来岁的，还有兄弟姐妹一起来学习的。有一位母亲，带着十二三岁的女儿，从北平穿过敌人封锁线来到抗战学院，母女二人都成了民运院女生队的学员。学员也不拘文化程度和职业，有大学生，有中学生，也有小学生，只要识字，要求抗日，都可以参加。农民很少，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也有个别绅士。军政院的学员都是部队保送的，也有一部分是从民运院转来，学做政治工作的。
抗战学院办学的总方针是，一切为抗战服务。开学典礼那天，我还前去祝贺，并结合冀中抗战形势，向全体师生讲解《论持久战》，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在课程设置上，杨秀峰亲自讲授辩证唯物论，王晓楼讲哲学和政治常识，刘亦瑜、孙文淑讲统一战线，陈乔讲抗战形势，吴立人、杨立钧讲群众工作，孙犁讲抗战文艺和革命史，罗青讲国际政治。
抗战学院是冀中根据地初创时期，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革命学府。共办了两期，每期三个月，共六个月。第一期一千四百人，第二期一千三百人，共二千七百人。武汉失守后，敌人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其进攻重点，对冀中平原连续发动五次围攻，形势日益残酷，于是第二期就提前结业了。一九三九年二月初，全体师生转移到饶阳、安平边界集合，大部分分配到冀中五个分区工作，一部分参加了一二○师教导团，还有一部分由邢仁杰带队去了冀南。
抗战学院虽是短期训练班性质，但成绩是相当显著的，培养了大批中下层军政领导骨干，为争取抗战胜利输送了一支有觉悟有文化的干部队伍。
杨秀峰是冀西民军司令，一九三八年五月，他以为冀西游击队募集棉花、棉衣的名义，到冀南的，实际上他是到那里任行署领导职务。当他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邀请，即于这一年六月，从南宫出发，经过博野、饶阳，到了任丘。我们热情接待了杨秀峰，召开了群众欢迎大会。冀中区党委要求杨秀峰留在冀中工作，北方局和冀南区党委都没有同意。于是商议，由冀中、冀南、冀西合办一个抗战学院，由杨秀峰担任院长，具体事务交给深县地方帮助筹备。冀南区党委表示同意，但杨秀峰必须在八月回到冀南，因为冀南行署要在八月成立。
关于此行，张荫梧竟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次北上，以省府之名为号召，以河北民军之武力为后盾，振臂一呼万山皆应，猷水之就下，沛然弗能御之也。”可见，张荫梧不仅是摩擦专家，还是牛皮大王。
学院的生活是战斗化和军事化的。每天早晨号声一响，就起床跑步，院长和总队长、教导主任、教官们也一起参加。夜间大家熟睡时，常常紧急集合。号声一响，十分钟就要把背包打好，参加夜间演习。当时生活十分艰苦，每天五分钱菜金，一斤半小米。吃起饭来，也像战斗一样，哨子一吹，就放下饭碗集合。学员们编了顺口溜，用北伐时打倒列强的调子，愉快地哼唱：“小米干饭，小米干饭，辣椒萝卜白菜，辣椒萝卜白菜，吃个饱，吃个饱。”晚上，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地铺上睡觉，铺的是谷草，枕的是砖头。如果半夜去厕所，回来后就很难再躺下。刚入学时，男学员有的穿着长衫，女学员有的穿着旗袍或短裙，还有的抹着脂粉。后来一律穿灰军装，打裹腿。女学员全剪成短发，戴上军帽，一个个像英俊的小伙子。
杨秀峰回冀南出任行署主任后，学院工作即由吴砚农主持。
张荫梧也上台讲了话，他大言不惭地表彰自己的功绩，说他与河北共存亡。学员们当场质问他：日寇进攻时，你为什么跑到黄河以南去了?现在八路军把抗日根据地搞起来，你又回来干什么?张荫梧张口结舌回答不出。他又吹嘘他一手办起来的四存学校办得如何好，抗院学员中有原四存学校的学生，站起来揭发他在四存的贪污行为，弄得他狼狈不堪，面红耳赤。他又批评学员们高呼抗日口号是搞形式主义，他的民军不贴标语不喊口号也抗日。学员们激烈地同他进行辩论。张荫梧甚至明目张胆地要求把“抗战到底”四个字擦掉。杨秀峰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说不能擦掉抗战到底这四个字，这是顶要紧的字，假如你们不是来抗战，或者是抗战不到底，大家就不要淋着雨来欢迎你们了。我们欢迎你们抗战，抗战是光荣体面的事情。虽然在去年七月间，你们一听到日本的炮声就逃走了，我们还是欢迎你们回来，我们还是希望你们抗战到底。结果谌厚慈打了个圆场，张荫梧和鹿钟麟才算下了台。为了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在他们走的时候，抗战学院还开了欢送大会。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采取各种形式，争取知识分子参加伟大的抗日斗争，这是巩固与扩大根据地，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抗战学院经北方局批准后，杨秀峰即委托吴立人到束鹿辛集去筹备，分民运院和军政院两部分，民运院设在深县旧州原来的第十中学，军政院设在深县城里一家因为怕日本而逃到大后方去了的地主的宅院里。
九月下旬，鹿钟麟、张荫梧来到抗战学院，谓之视察。杨秀峰也从冀南赶来，组织了欢迎大会。鹿钟麟说，蒋介石派他回河北省当主席，问他省政府设在什么地方，他说设在老百姓家里，有老百姓就有他。讲得倒是很好听。实际上是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来攫取人民抗日斗争的果实。
冀中区党委考虑，要委派一位德高望重，有教育经验的人，办一所学校，培养、教育、团结抗日青年知识分子。就在这时，得知杨秀峰到了冀南，大家认为这是一位最合适的人选。杨秀峰是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教育界知名人士，又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一九四三年以后到延安才半公开)，在大革命时期和“一二九”运动中，积极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斗争，深受知识分子爱戴和尊敬，在教育界影响很大。杨秀峰还有国民党身分，有冀西民训处头衔，这是和国民党，和日本人争夺知识分子的有利条件。
抗战学院的行政和教学领导干部，大都是由冀中和冀西两个地区选派的，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还有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原则下，广泛吸收各方面人士参加工作。第一期民运院的教导主任为陈乔、副主任甘春雷，第二期吴砚农为主任；总队长邢仁杰，副总队长郭慕汾、杨绍振。军政院教导主任为刘亦瑜、副主任吴立人，总队长阎久祥，后来是李云起。谌厚慈任教育长，他是国民党员，曾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职，在北平办过教育。抗战开始后在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工作，思想进步，有正义感，和杨秀峰很熟悉，对杨秀峰的才学品德很钦佩。教务处长张庆儒，是一位进步人士，曾在保定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抗战开始后，任束鹿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他们在抗战学院，都很热心教学活动。
开办抗战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