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生于一九○一年，和我是同乡，海城桑子林詹家窝铺，现属台安县。六七岁开始就学，启蒙老师是台安县举人崔骏声和海城老儒杨雨辰。在沈阳，授读的是辽阳白永贞，清末拔贡，时为奉天省议会议长、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给张学良奠定了旧文学的基础。张学良读书聪明，善于颖悟。初学为文，即下笔千言，尤嗜文艺，锐意革新。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军团部进到郑州，先和吴佩孚退回来的军队作战，以后又和张发奎军作战。下半年，和冯玉祥、阎锡山军队作战。这时我改任少校秘书，兼任宣传队长。不久，宣传队长由黄显声接替。冬季，军团部退回北京。
阎宝航也是海城人，一八九五年生。他作青年会干事时，组织了各种社会问题研究会、科学时事讲演会、读书会，举办游艺会、旅游会、电影会等活动，办得极有声色。上海总会的余日章，北京总干事程敬一，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后来沈阳讲演。张学良次次参加，专心静听，并在府里举行盛大的招待。欧阳予倩到沈阳时，还在青年会召集话剧爱好者上演过名剧《少奶奶的扇子》。这些活动，使沈阳风气大开。
一九二三年春，青年会干事郭纲到广东开会后回到沈阳，带来一批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讨论集》、《阶级斗争》、《列宁传》等等。翌年春，党派韩乐然从上海到沈阳工作，又寄来《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一九二五年春，北方局派任国桢到沈阳建党，并在阎宝航主办的暑期学校讲唯物史观、社会主义运动史。青年会曾派阎宝航赴西欧留学，归国后任沈阳青年会总干事。在阎宝航的影响下，青年会成为宣传爱国思想，开展文化教育的阵地。
我入东北军后，以及在讲武堂期间和在张学良身边任职时，经常参加青年会组织的活动，坚持学英语，受益匪浅。
我和张学良所处地位虽然不同，但自幼都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的掠夺和蹂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仇大恨息息相通。张学良从年轻时起，就一直怀有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宏图大志。他对其父张作霖热中于军阀混战不感兴趣。奉军打了胜仗，他不以为喜；奉军打了败仗，他也不以为忧。还在其父在世时，他即着手整顿旧军队。他早年受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影响，思想开明，极为重视广招人才，不论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论是哪省人士、哪校学生，只要是有文化、有才能的人，他都收留。他励精图治，整军经武，办学育人，修铁路，建海港，办工厂，自强不息。东北大学就是他那时大事扩充起来的，并且自任校长，人才也都是从全国各地聘请来的，章士钊、梁思成等都曾在东大任教。还在海城创办了同泽中学。校名“同泽”源于《诗经·无衣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意思是：培养桑梓子弟，同仇敌忾共报家仇国恨，为国图强。
四在张学良身边
一九二八年初，张学良派我回沈阳担任同泽俱乐部干事。同泽俱乐部在沈阳西华门，是东北高级军政人员娱乐地方，我在这里任职一年多。
就在这期间，我开始受到党的影响。张学良把东北讲武堂的一些知识青年送到日本去留学，有的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回国后都受到重用。当时我还看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记得有一本法国共产党人巴比塞著的书，名叫《斯大林传：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也看过托洛茨基自传，还看了列宁的《两个策略》、《进一步，退两步》等书。当时还看不大懂，我的思想里只是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我倾向革命，主要是出于民族仇恨。从日本回来的那些人也和我讲有关党的知识和革命道理，对我有不少帮助。他们还对我说：“你不要在城里上层社会混了，要到下边去掌握部队。讲武堂毕业，为什么不去带兵?”这对我启发很大，我一再向张学良要求下去。张学良批评我年轻浮躁，但还是把我派到十六旅任参谋处长。
张学良厌恶国内各派军阀混战，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一九二八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侵略者炸死，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他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主政东北。但他认识到单靠东北军是难以抵御日本侵略的，于是决定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他派人赴南京，参观各部会组织和各项仪式，做易帜前的准备工作。日本人为此事，布置许多特务，花了巨额金钱，也探听不出一点消息。张学良易帜，为的是息内战，御外侮，并非不择手段，向蒋介石投降。他做好一切准备后，突然下个命令，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易帜。每家门前都挂上一面青天白日旗，使日本人万分吃惊。这些新旗，都是东北被服厂密开夜工制作。接着便过新年，连挂几天旗，东北军列队在街上游行，日本人不声不响，气氛渐趋缓和。
张学良被迫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违心地将东北军撤进关内。但这时的张学良一面代蒋受过，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黑锅，一面仍在暗中支持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并派人慰问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等部，对抗日将领黄显声的抗日活动给予大力赞助。他大义灭亲，下令处决沦为汉奸的堂弟，以儆国贼。当时，他还向《良友》画报介绍了几位义勇军抗日名将，以长国民志气。连《良友》画报社都为他这位“不抵抗将军”感到吃惊。他置个人利害得失于度外，始终不改抗日救国之初衷。他虔诚爱国，忍辱负重，披肝沥胆，感人至深。
从一九二二年我入东北军，一九二五年讲武堂毕业后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同泽俱乐部干事，一九二九年去十六旅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一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或在他部下任职。我在和张学良将军相处的日子里，我深深感到他的强烈爱国思想是一贯的，而且不断向前发展。
我在锦州时间不长，一九二六年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即迁至北京，进驻光明殿。
张学良易帜后，即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并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作相、万福麟是吉林、黑龙江两省副司令长官，三省主席等全都任命发表，奉天更名辽宁，在省府大礼堂宣誓就职。
自从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继承了帝俄的许多特权，又以二十一条为借口，肆无忌惮地扬言要贯彻满蒙政策，大陆政策。以致公然向北大营开炮，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刚刚病愈，在“九一八”那天夜里，听到报告紧急情况，忙给蒋介石打电报，复电“不必抵抗，听候中央办理”。驻沈阳的王以哲第七旅退到东山嘴，整个东北，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手里。
张学良在读书时，首先接触的是沈阳的青年会。沈阳的基督教青年会，于一九一四年间开始筹备，初期地方狭窄，工作简单，仅有英文夜校和周末的讲演会，游艺室也很小。虽然如此，夜校的英文课程教得相当好，由欧美干事亲自讲授。干事共有三人，苏格兰人邱树基、丹麦人华懋山和美国人普赖德。普赖德是总干事，他的中国话说得极为流利。张学良每天向普赖德学习两个小时的英文，并作了青年会的董事，成为中坚分子。他对于公益事情，一向热诚，他拉了东北许多名流加入青年会，使青年会顿时声势大振，财源广开。每遇募捐，张学良总是带头，并担任队长，向各方面劝募。他还在青年会新址景佑宫院中空地，开辟网球场，下午常来打球。阎宝航就是在这时作青年会练习干事，并与张学良成为朋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