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统治者就加重了有关“贼盗”的立法。例如，宋律规定盗窃罪其赃款赃物共计满五贯(一千钱为一贯)者处死，不满五贯者也处脊杖20，配役三年。神宗时，对盗窃罪，一般处死刑，妻子发配千里，并没收财产赏给告发人，再犯者即使从犯也处死刑。这比唐律要重得多。宋代法律以对盗窃罪处刑严厉著称。宋太宗时，老百姓在青黄不接时剥吃地主的桑树皮，按宋律规定如果树枯死了，以枯树的尺寸计算，42尺为一功，三功以上处死刑。
宋朝是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大小数百次，前仆后继，连绵不断。一部宋朝的历史，既是农民革命波澜壮阔的画卷，又是宋朝统治者镇压农民革命的黑暗记录。这一点在宋朝刑法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宋代黥刺刑罚适用很广。北宋真宗时关于刺配的法律规定有46条，仁宗庆历时有170余条，南宋竟多达570条。宋律规定，流、徒、杖刑都可以同时黥刺。一般作为附加刑使用，特别流刑和充军，一定要附加黥刑。而且黥刺的方法多种多样。初犯刺于耳后，再犯、三犯刺于面部。流刑、徒刑犯刺方形，杖刑犯刺圆形，直径不过五分，也有刺字的。《水浒传》中的武松，刺的是两行金印。强盗犯、窃盗犯在额上刺“盗”、“劫”等字样，脸颊上还往往刺有发配的地点。这一来，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要兼受杖其脊、配其人、刺其面三种刑罚，比唐律要严酷得多。到南宋孝宗时，到处充斥被刺配的人，全国各郡牢狱达几十万人。宋朝的刺配法对后世有直接影响，元明清均沿袭未改。
为了加强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强化治安措施，宋仁宗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在常法之外立《盗贼重法》，将全国划分为“重法地”和“非重法地”。所谓“重法地”，是京城开封府诸县和人民反抗斗争高涨的一些危险地区，即统治者认为需要重点镇压的地区。凡是在重法地犯罪的要加重处罚。起初，重法地仅限于京城开封府附近，到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扩展到河北、东京、淮南、福建等路(相当省一级)。到元丰时，提出“重法之人”即武装反抗的农民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叛逆者，即使不在重法地也以重法论处。到哲宗时，重法地已占全国24路的71%，《盗贼重法》代替了《宋刑统》中的贼盗律。这一点反映了宋朝阶级斗争不断激化。
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8年)，对死刑的处决方法，除绞、斩之外，增加凌迟刑。神宗时，广泛用于镇压反逆大罪。“凌迟”，俗称“剐”，执行时先断犯人的肢体，再出其脏腑，肢分节解，以毕其命。“凌迟”，原为“陵迟”，指丘陵逐渐低下去。在这里，是使将处死的犯人缓慢地死去，加重死者的痛苦。这是中国古代生命刑中最为残酷的一种刑罚。元、明、清因袭这种刑罚，清末才废除。
宋代的刑律，沿用隋唐的五刑制。宋代刑制的主要变化之一，是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制定“折杖法”，将流刑、徒刑、笞刑折合为杖刑。杖刑分杖脊和杖臀两种。《宋刑统》规定，徒刑改杖脊，不执行刑期；笞刑改为杖臀，减少杖数；流刑减为一年期，外加杖脊。
宋代刑制的主要变化之二是宋太祖制定“刺配法”。“刺配”是脸上刺字而后流配充军。这是奴隶制时代肉刑之一黥刑的复活，等于隋唐以来实行的五刑之外增加一个刑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