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唐律疏议》共有12篇：(一)名例篇，关于刑罚的种类及其适用的一般原则的规定；(二)卫禁篇，关于警卫宫廷和守卫关津的规定；(三)职制篇，关于官吏职务和惩治官吏违法失职的规定；(四)户婚篇，关于户籍、田宅、赋役和婚姻家庭的规定；(五)厩库篇，关于国有牲畜、仓库管理的规定；(六)擅兴篇，关于兵士征集、军队调动及兴造的规定；(七)贼盗篇，关于保护封建政权和地主阶级人身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八)斗讼篇，关于斗殴伤人和控告、申诉等的规定；(九)诈伪篇，关于欺诈和伪造的规定；(十)杂律篇，关于不能编入其他篇的犯罪的规定；(十一)捕亡篇，关于追捕逃犯、捕捉罪人和逃丁的规定；(十二)断狱篇，关于司法审判和监狱管理的规定。
李世民对治国方略问题曾主持大臣们进行议论。以封德彝为首的一些人主张“以威刑肃天下”，而以魏征为首的一些人主张以仁义治天下。两派争论十分激烈。李世民基本上同意和采用了魏征的意见，以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法律思想去从事立法。李世民综合两汉以来运用礼刑进行统治的经验，宣布德礼与刑罚不是对立的，二者可以统一起来，这对当时立法与司法都有极大影响。在《贞观律》中把原来属于礼的规范，被赋予法的形式。《唐律疏议》的序言中说，它的全部内容“一准于礼”，“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也就是说，德与礼是刑罚的前提，而刑罚只不过是德与礼的辅助工具。
唐代的立法指导思想大致有以下几点：
唐高祖李渊时便强调立法要宽简，使老百姓都能知晓，才好遵守执行。唐太宗继续强调这一点。他说，立法要简约，不可以一罪有数条规定，格式多，执法官不能都记住，容易产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这样会造成很多弊端。在他主持下制订的《贞观律》比过去的法律宽简得多，改死刑为流刑的有92条，改流刑为徒刑的有71条，删去“兄弟连坐俱死”的规定。《旧唐书·刑法志》中说：“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唐高宗制订《永徽律》时，继续贯彻上述立法思想。李世民不仅要求法律简明，而且还要求保持稳定，修改变更法律一定要审慎而行。他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唐初几十年，保持法律相对稳定，这对促进经济发展，维持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法律的权威是非常重要的。
唐高宗为了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使执法官吏懂得每条法律的精确含义，发挥法律的效能，命长孙无忌等人依据《永徽律》逐篇、逐条、逐句地进行详细的解释，于永徽四年(公元652年)颁行疏议，连同律文，这就是《永徽律疏》，后世称为《唐律疏议》，共30卷。疏议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都可以引用断案决狱。
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立法过程中强调法制是国家的政本，“安民立政，莫此为先”。他主张立法简约宽平，以仁义治天下，法律不但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从轻，特别是对于死刑与肉刑的运用，更要持审慎的态度。因此，他在立法上删去了许多死刑条款，在司法上从死刑判决到复核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他首创封建法制史上“九卿议刑”制，即大辟罪(死罪)要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议论后才判决。他认为对死刑三复奏即死刑执行前应向皇帝请示三次的规定还不够，应改为“五复奏”。还规定即使依法应处死刑，但情有可原的，仍有获得从宽免死的机会。这些都反映出唐太宗力求恤刑慎杀的思想。
《唐律疏议》是我国封建时代保存下来最早最完备的法典，是秦汉以来封建法律的结晶，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极盛时期的政治经济特点，文字简明扼要，注疏确切全面，不仅被后世奉为立法楷模，而且对于统一适用法律起了重要作用。通过《唐律疏议》阐明许多封建法制理论原则和概念，大大推动了封建法学的发展，对后世的封建法典体例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立法都有深刻影响。
《唐律疏议》是以西汉中期以来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为指针，剖析、阐明和发挥《唐律》的义理，着重鼓吹君主专制、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制度，以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为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我国封建法制史上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