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后，她到了他的房间。手里拿着那面旗，旗子已经折小了。“你来说说吧，”她说。
“烧了它？”他无比惊讶地站着。多么简单！他干吗不把那套蓝衣服烧了呢？
“我去拿！”马特廖娜说，闪电般地冲向橱柜，拿了一块三角形的黑麦面包和一根黄瓜来。她还拿来了自己的钱包。“你都可以拿走！”她激动地说，把食物和钱一股脑塞到芬兰姑娘的手中。接着，她退后一步，低下头，很奇怪地行了个老派的屈膝礼。
“这没什么区别。如果你不在这儿，涅恰耶夫也不会到这儿来。”
他示意同伴押上囚犯走。可到了前门，始终一言不发的芬兰姑娘，此刻却停脚不前了。“我饿了！”她苦巴巴地说。两个警察抓住她，想把她推出门去。她的脚搭在门柱上死活不动。“我饿了，我想吃东西！”
“我不同意你这么说。不是我把她卷进来的，是涅恰耶夫。”
“是面旗子。”马特廖娜闷闷不乐地说。
她的叫声有些悲苦，有些绝望。尽管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离她很近，孩子还是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已经悄无声息地溜下床了，手指头含在嘴里，站着看光景。
“你在说什么呀？这是什么？”
芬兰姑娘一声谢字也没说。瞬间的反抗后，她马上恢复了平静。他心里想，就好比火星一下子熄灭了。他们是不是真的一直在打她———或者比这更坏？马特廖娜多少知道些什么吗？这是她大发同情心的缘由吗？可一个小孩怎能知道这些事情呢？
“人民的。它是人民的旗子。”末了，她很不情愿地说了出来。
警察走了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吹灭了蜡烛，摆好了圣像和照片。手拿蜡烛照了照地板，把摊开在梳妆台上的三条旗拿走。他返回到楼下。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坐在马特廖娜的床边，做着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他把旗子扔到床上。“我要是和你女儿说话，我肯定又要发脾气，”他说。“所以，你替我去问问她吧，这东西是怎么到我房间里去的。”
“这是谁的旗？”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问。
“问她。”
“够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大声说。她亲了亲女儿的额头。“该睡觉了。”她把帘子拉上。
他在等着孩子的回答。
“不能给钱！”警察严厉地制止她，让她把钱包拿回去。
“不要用这样的字眼说她！她不知道警察会到这儿来。至于这面旗，要是这么麻烦的话，我马上就拿走烧了它。”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把旗子摊开放到床上。旗子展开后有一米长，显然是经常使用，旗子的三种颜色———白、红、黑的等宽竖条———已经退色变淡了。这旗子一直是挂在那儿的———一直是挂在拉法伊女帽工场的屋顶上的。
“可我要告诉你，”她接着说，“这事到这儿就算是到头了，绝对要到头了。你把马特廖娜卷到麻烦里了。这些事情本来和小孩子无关。”
“现在你拿的，是人民复仇的旗子，起义用的旗子。你要是想让我把那些颜色代表什么意思告诉你，我会告诉你的。要不，你就去问问马特廖娜她自己，我敢说她知道。我想不出有什么行为比这更具煽动性，更能牵累人。马特廖娜趁我不在时，把旗子放在我屋里，还打开了放着。警察可是会看到的。我真搞不懂，她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她疯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