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得太迟了。我没能揭开棺材的木盖，亲吻你光滑冰冷的额头。若是我的嘴唇能够像盲人的指尖那么柔和，哪怕只是轻轻吻过你一下，你就可能不会这样带着怨恨离开。姓着伊萨耶夫的名字死去，我，一个老头子，一个老朝觐者，留下来追随着你，追随着灰色叠加紫色的一片图案，追随着一种回响。
夹子里有一个皮边的日记本、五个学校里用的练习册、二十或是二十五张用别针别着的散页纸张和一沓皮筋扎着的信件。还有一些活页印刷品：布朗基和伊舒金的小品文，皮萨耶夫的散文。西塞罗《论义务》的法文精选本也奇怪地夹在里面。他把书浏览了一遍。在书的最后一页，他突然发现一些题字，笔迹他认不出来。人民的幸福应为最高准则，而在其下，则用更淡的墨水写着，有其父必有其子。
他还想对那孩子说上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只可惜那孩子已经永远不可能听到了。他想说，如果上天赋予了你写作的力量，那就把这力量的源泉藏在心里吧。你写作是因为你有一个孤独的童年，是因为你匮乏爱。（尽管这不是事实。他还想说———我们是爱你的，我们本来就是爱你的，是你选择了不被我们爱。昏话啊！猴子弹琴都比这要好得多。）我们没法写出所有，他想说———我们可以写出痛苦，写出匮乏，在你心里，你应该很清楚这一点！至于你所谓的真正的父亲，同情革命的真正的父亲，简直是胡言乱语！伊萨耶夫是个小职员，文书而已。要是他还活着，要是你还跟着他，你也不过是步他后尘当一名小职员。那样，你倒不会留下这样的遗憾了。（是啊，是啊，他听到那孩子高高的声音在说———但我会活着！）
他想象着，苍蝇的两翼被扯掉的时候，他瞪视着苍蝇的双眼。他可以笃定，苍蝇的眼睛看得见，只是对他视而不见。雄苍蝇的全部身心，似乎都投入到干那事上，投入到那只雌苍蝇身上了。想到这里，他浑身发抖，恨不能把天下的苍蝇通通灭掉。
至于那些信件，大多数是他写来的。他打开时间最近的，就是巴维尔死前收到的最后一封。“我给阿波隆·格里戈里耶维奇寄去了五十卢布，”他读道。“我们眼下就能供你这么多了，请不要再去压榨阿波隆·格里戈里耶维奇了。你应该学会自己想办法生活。”
他把手稿放到一边，暗忖道，一个贵族的爹爹！可怜的孩子！事实要比这残酷得多，而且是所有的事实里最最残酷的。不过，谁能指望一个会写故事的天使去关心所有残酷的现实呢？自己二十二岁的时候，那种献身精神不也很多吗？
这就是他对巴维尔最后说的话，多么小心眼啊！马克西莫夫看到的就是这些！难怪他提醒他别再读信了！真是可耻！他真应该烧掉这些信，让它们永远不复存在。
他找到了那个故事。马克西莫夫曾大声念给他听过。马克西莫夫是对的：作为故事的主人公，谢尔盖是失败的。这个青年英雄，因为领导了学生起义被当局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故事挺长，比马克西莫夫讲给他听的要多些。故事中的地主被杀后，谢尔盖和他的玛尔法有些日子始终在躲避追兵。他们不是藏匿在谷仓里，就是藏匿在牛栏里。给他们提供藏身之处的农民，供他们吃喝，表情麻木地听他们宣讲自己的主义。起初，两个人只是肩并肩躺着，彼此之间还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时间流逝，爱意渐长。那是一种充满感性略带罪恶感的爱意。巴维尔清楚记录下一段激情场景。有一页文字被巴维尔重重勾掉了，那段话描述了谢尔盖对玛尔法的表白。谢尔盖以其少年人般热情的口吻，告诉玛尔法在革命斗争中，他对玛尔法的感觉超过了一般同志，她俘获了他的心。写到这儿，下面跟着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段落。谢尔盖向玛尔法倾诉了自己孤独的童年生活。他没有兄弟姐妹，他对待女人的幼稚笨拙。这一段结束时，玛尔法结结巴巴地表白了自己的爱。“你可以……你可以……”她说。
身着白衣的年轻人玩着法国人的槌球游戏，而你身佩绿剑站在他们当中，回来吧！可怜的孩子！我想看见你，看见你在彼得堡的大街上，看见你在这里回头，在那里挥手，每次都会令我心潮起伏。无处不在无处在，我的心像俄耳甫斯般被撕扯成碎片。年轻的时光啊，金色的幸运的时光。
我在这儿，而你的父亲伊萨耶夫却不在。要是你不幸溺毙，你抓住伊萨耶夫，抓到的手只能是一个幻影。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市政厅里，在楼梯后面的盒子里，在灰扑扑的陈年文件里，你或许还能看到他的签名。除了这点线索可供回忆，你记得的那个拥抱着自己寡妇和孩子的男人，你再也找不到他的任何踪迹。
这不是真的，完全不是真的！所有这些话都是怎样的歪曲啊！“他那个时候就不喜欢我！”七岁的小儿倘不友好，人尚能为之难过伤心，却依然诚心诚意地想保护他，可当他如此多疑，如此冷漠，怎能叫人爱他爱得起来呢！他像水蛭一样黏着他的母亲，哪怕离开他一分钟，他都怨恨不已。他独自睡觉的那一半时间，总会在隔壁房间里叫他母亲，小小的声音固执地使劲地叫着，叫他母亲过去帮他打蚊子，蚊子咬他了。
格言，一条格言，到底是谁赠给谁的呢？
他往前翻过几页。“我没有父母，”谢尔盖对玛尔法说。“我父亲，我真正的父亲，是一个贵族，因为同情革命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七岁的时候他死了。我母亲改嫁了。她的新丈夫并不喜欢我，稍微大了一点点，他就急急忙忙地把我送进士官学校。我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我就是在那里才学会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后来，他们搬回彼得堡，安顿下来，才把我叫了回来。再后来，我母亲死了，我成了一个孤零零的人，和继父生活在一起。他是个阴郁寡言的人，整天也没什么话。我孤苦无依，仅有的朋友就是一些仆人。我从他们身上体会到人民所经受的苦难。”
他拿起那本日记。还未看，就洗扑克牌般地哗哗翻过一遍。儿子的后半生虚无缥缈，惟有这日记中的文字实实在在。他瞄了一眼最早的日期，1866年6月29日，和巴维尔同名的圣徒纪念日。这日记本不消说是件礼物，谁送给巴维尔的礼物呢，他一点也想不起来。1866年，凸现在他记忆中的只是安妮娅。那一年，他认识了安妮娅，和他这个未来的妻子双双陷入爱河。1866年，是他们彻底忽视巴维尔的一年。
他不甚了解小孩子对干那事的反应。可干那事却让他备感恐惧。他周围的人窃窃私语，笑容诡秘，似乎在向他暗示，总有一天他也免不了干那事。“我不干，我不干！”他想大喘一口气。“不干什么？”那些看着他的人问道。人人都瞬间瞪圆了眼睛，迷惑不已地看着他。“天哪，这怪孩子在说什么哪？”
你留给我的只是：拾掇起你的遗物，把我破碎的心缝补起来。诗人、七弦琴手、魔法师、复生的主人，这都是我得来的称谓。而事实呢？只是一副冰冷的肩膀佝偻在写字台边，痛苦的心迟缓地思想，一颗如同乌龟一般缓慢思想的心。
他记得阿尔伯特曾指给他看两只正在交媾的苍蝇。雄苍蝇趴在雌苍蝇的背上。阿尔伯特把那一对苍蝇圈在掌心里。“看啊，”他叫道。手指尖捏起雄苍蝇的一翼，轻轻一扯，蝇翼就掉下来。可是，那只苍蝇却丝毫不为所动。阿尔伯特扯掉第二只蝇翼。雄苍蝇的背上光秃秃的。它依然我行我素。真够让人奇怪的。阿尔伯特厌恶地把两只苍蝇扔到地上，用脚碾碎了它们。
好像一下子碰到了烫手的盘子，他机警地随时准备撤回地打开了日记的第一页。巴维尔在这页上讲述了自己度过的一天。文字颇有些吃力，一看就知道是个日记新手。没有告发，没有控诉。他欣慰地合上了日记本。回到德累斯顿，有空的话我会认真看看，他暗忖道，从头到尾认真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