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花了一小会工夫振作自己，想到涅恰耶夫对孩子的恶意支使，她对此还一无所知。
他心不在焉地来回翻动着那些纸张。宽仁谅解。无论他怎么躲闪，无论他怎么伪装，里面没有一句宽仁谅解的话。他出门的日子里，心里头装着那个孩子，可他最后的话里却没有一丝的宽仁谅解，这简直太不可能了。
“没什么麻烦。她见到你怎么样？”
他又向前翻了翻，翻到更早的时间。
还有那些日记。他粗粗翻了一遍，头一次发现上面留有铅笔画下的审查记号。那些整齐的小勾不是出自巴维尔的手笔，因此只能是出自马克西莫夫的手笔。他们想要把这些东西送给谁看？也许是抄写员。可是，在他目前的处境下，他顾不了那么多，他只能把这些当成是给自己的指令。
“我希望自己能听从你的劝告。遗憾的是，我呆在这儿的理由，并没打算使自己免受伤害。我一直在看巴维尔的日记。我读到了我记忆中非常清楚的一件事，从头到尾一直记得很清楚。现在，活生生的，我又通过他人的眼睛重新看到了。巴维尔半夜三更没法自己回家———他一直在喝酒。我不得不帮他脱衣服，我以前从没注意到，他的脚趾甲是那么小，我都有些吃惊了，他的脚趾甲好像一直没有长似的，还保持着小孩子的那种样子。肥肥的肉乎乎的脚丫———像他父亲的吧，我猜———他父亲也是小脚趾甲。他的鞋丢了，要不，就是被他自己扔掉了。他的脚冷得像个冰砣。”
1867年7月2日，三个月后：“给农奴以自由！最终解放他们！到火车站送F.M.和他的新娘走。紧接着就注意到他给我安置的地方是不可能住下去的（自己的水杯，自己的套餐杯，晚上十点半睡觉的作息）。V.G.答应我找到另外的住处前可以先住到他那里。必须劝说老迈科夫借我些钱直接把房租付了。”
他把日记往前翻了翻。“A.”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在6月6日，除此之外，打勾的地方还有5月14日，日记开始的地方：“和……长谈”，那旁边打了勾和问号。
“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让我再请求你一次，别再读那些东西了，那不是写给你看的。你看了只能是自己伤害自己。”
“今天见到A.，”他读着日记开始打勾的地方，时间是1861年11月11日，几乎正好是一年以前。11月14日：一个神秘“A.”。11月20日：“A.在安东诺夫家里。”每一处提到“A.”的地方，旁边都打了一个小勾。
铅匣子里面装着银匣子，银匣子里面装着金匣子，金匣子里面装着身着白衣的年轻身体，胳膊环绕着他的胸膛。手指间夹着一封电报。他细细看去，直到泪流满面。他想找到宽仁谅解的话，可是里面没有。电报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用古叙利亚语，他以前从未见过的符号写成。
可悲吗？是的，真是可悲啊。他得对马克西莫夫作出让步了。若是有什么东西能劝阻他继续看下去的话，那决不是伤心痛苦，那只会是恐惧害怕。恐惧害怕，比如说，害怕他对妻子的信任遭到破坏，同样，害怕他对巴维尔的信任遭到破坏。
门口一下敲门声。进来的是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穿着出门的衣服。“我要谢谢你帮我照看了马特廖莎，她有什么麻烦吗？”
他还是不太情愿地想到更多。他这种对巴维尔的侵犯中，还有那么点丑陋的东西作祟。他在想到那个孩子的遗作时，实际上有些想歪了。
1869年7月6日：“为我的命名日（晚了），斯尼特金娜信里寄来了五个卢布，叮嘱我不要和‘大师’提及此事。”
“主题：在仆人当中传播那种精神。最初是低声抱怨，后来是怒火冲天，挣脱反抗，最终，手拉手联合起来，发出复仇的誓言。和一个祖父般头发花白忠心耿耿的老家奴战斗一番，连同那枝形吊灯，一起给它们‘来个稀巴烂’（就像他所说的），再放火烧掉窗帘。”
这些恶作剧般的纸张是想写给谁看的呢？巴维尔写了它们，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父亲看到，然后死去，以便留下这些无从辩驳的谴责吗？当然不会是这样，这样想简直是疯了！这更好比背后站着丈夫幽灵正在给情人写信的女人，丈夫的幽灵透过她的肩膀读着她写的信。每个字都一语双关。这样看是激情和让步的承诺，那样看是乞求和责备。分裂的写作，来自分裂的心灵。马克西莫夫认识到这一点了吗？
巴维尔只穿着袜子，在午夜的大街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一个迷路的天使，一个不完美的天使，一个上帝的弃儿。他的脚是行人的脚，踩在我们伟大母亲的身上，他的脚是农民的脚。他的脚不是舞者的脚。
对他来说，巴维尔的西伯利亚故事已经被破坏了，也许，它是被马克西莫夫的奚落破坏了。他没法假装那种写作本身并不幼稚，并非是拙劣的模仿。巴维尔赋予故事的生机是那样的少！他简直想拿起笔来替他写，划掉那一大段感伤的教条的段落，再添加些必要的生动笔致。年轻的谢尔盖是个自以为是一本正经的人，需要把他放得远远的，需要使他显得更可笑些，尤其是对他那种身体上的刻板律己。而且，那个乡下姑娘能吸引他的，肯定不是这种关系对夫妻生活的承诺（就他所能预见，他们的夫妻生活无非是就着干面包和萝卜咽下的一顿饭，在光秃秃的木板上睡觉），而是他的态度，让自己做好准备去接受一种神秘命运的态度。那种态度来自何方？来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然，不会仅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自福音，来自耶稣———是对耶稣的暗暗模仿，然后又像无神论者涅恰耶夫那样误解滥用，最终形成一套准则指引他去完成杀人的使命。脚跟后面跟着一群猪的风笛手。“她会为他做任何事的，”马特廖莎谈到那个猪姑娘卡特丽时说。做任何事情，容忍羞辱，容忍死亡。所有的羞耻都烟消云散，所有的自尊都烟消云散。在拉法伊女帽工场的屋子里，涅恰耶夫和他的女人们都做了些什么？还有，马特廖娜———她正在为成为后宫一员而梳洗打扮吗？
这是他第三次坐下来读巴维尔的文件。他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导致阅读如此艰难。不过，他还是专心翻看着，从字里行间的意义，到文件中的书信，到手写的墨水痕迹，到手指压过留下的脏处，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时不时地，他会闭上双眼，嘴唇触碰着那些纸张。多么珍贵：纸上的每一处擦痕，对他来说都是珍贵的，他对自己说。
“我看你在读巴维尔的文件，我就不打扰你了。”
他合上巴维尔的手稿，把它们推到一边。一旦他要开始写，他不由自主地就会对此产生厌恶。
1867年3月26日：“昨夜路遇F.M.，他鬼鬼祟祟（和妓女在一块？），我必须假装醉得厉害。他‘领我回家’（喜欢玩父亲宽恕浪子的游戏），放死尸一样，放我到沙发上。他和斯尼特金娜低声拌嘴，拌了好一会儿。拌完了嘴，F.M.试图帮我洗脚。总之都是些很令人为难的事。今天早上告诉斯尼特金娜，我必须要有自己的住处。她就不能缠着他的胳膊，略施手腕吗？她太怕他了。”
她注意到床上摊开的文件。
胡思乱想，一个寓言，压根就不是故事。里面没有生活，没有中心，没有精神。
“她睡了。我不想叫醒她。”
1869年9月14日，巴维尔死前的一个月：“故事概略（从A.那里得来的思路）。一扇锁着的门，我们站在门外敲打着，呐喊着想要进去。每隔几天，门就会打开一条缝隙，我们中的一个就被卫兵叫进去。被选中的人要放弃所有，甚至被剥掉身上的衣服。他变成一个仆人，学会了鞠躬，低声下气地说话。他们选择那些最温良最易驯服的人做仆人。对强壮的人，他们会把大门关上。
“斯尼特金娜”：安妮娅，他的妻子。“大师”：他自己。这就是马克西莫夫所指的那些段落吗？他警告过某些文字可能会伤害到他。真是这样的话，马克西莫夫该明白，这只不过是一枝小箭。他能承受的要比这多得多。
巴维尔倒在沙发上，头懒洋洋地靠着沙发，吐了一身。
“不，别走。读文件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