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在艾奥瓦大学，有一名学物理的中国学生，他名叫卢刚，没有争取到奖学金。他对这一决定提起上诉，结果没成功。后来他也没有得到在大学教书的工作。10月31日，他进入物理系，开枪杀死了处理他的上诉的顾问、几个同学和旁观者，然后开枪自杀了。
莫里斯和彭凯平向美国和中国的大学生描述了该案件，请他们来认定从报纸上精选的那些假定的个人特征和环境因素的重要性。美国学生更为强调凶手的性情，而中国学生对以上的两个案件都强调环境因素。更加令人难忘的是，莫里斯和彭凯平列出了许多环境因素，让参与者来判断，如果环境不同的话，这种谋杀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比如，他们问“如果卢刚找到了工作”或“如果麦克温尼在洛伊尔欧克有很多的朋友或亲戚”，这些悲剧是不是就可以避免？美国参与者和中国参与者的回答极为不同。中国人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谋杀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国人却认为凶手长期以来形成的性情是造成这桩命案的关键因素，因此，不管环境有何不同，这种凶杀都是会发生的。
就像分析卢刚杀死多人的案件一样，莫里斯和彭凯平对《纽约时报》和《世界杂志》对麦克温尼杀死多人的案件的报道内容进行了同样的分析。他们发现这些报道与对卢刚的报道的分析完全一样。美国的新闻记者把焦点集中在麦克温尼的个人性情方面——生活态度以及从他过去的行为推断出的性格特点（“不断受到暴力威胁”、“脾气暴躁”、“痴迷武术”、“精神不稳定”）。而中国的报道则强调对麦克温尼造成影响的环境因素（“他最近被解雇了”、“邮局的管理员是他的敌人”、“受到最近在得克萨斯州发生的杀死多人案例的影响”）。
为了确认这些印象的准确性，莫里斯和彭凯平对《纽约时报》和中文报纸《世界杂志》对该事件的报道内容进行了系统分析。这个比较客观的过程表明他们最初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对此因果关系的不同解释是不是应该认为只是沙文主义呢？美国的新闻记者谴责犯罪者，而这个凶手碰巧是中国人，而中国的新闻记者或许在保护他们自己的人，因而把责任归咎于环境因素。
当时在密歇根大学读书的一名研究生迈克尔·莫里斯注意到校园报纸上对卢刚的行为的解释几乎都是集中在对卢刚的品质的推测上——凶手的心理弱点（“脾气很坏”、“性格险恶”）、生活态度（个人认为枪是发泄不满的重要手段）、心理问题（“他是一个心理有点儿不正常的人，他使自己成功也使自己毁灭”、“他的心理问题面临着挑战”）。他问他的同学彭凯平，中国的报纸上对这起案件是如何报道的，中国的报道可能会大相径庭。中国的新闻记者强调原因，卢刚的行为一定与其背景有关。其解释都集中在卢刚的各种社会关系（“与导师的关系不好”、“与被杀的同学处于敌对状态”、“与中国人的群体隔离”）、中国社会给他造成的压力（是中国“尖子生”教育政策的牺牲品），以及美国社会背景的各个方面（在美国，公民可以拥有枪支）。
在卢刚犯下杀人罪行并且自杀的同一年，一位美国的邮递员名叫托马斯·麦克温尼，在洛伊尔欧克（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城市，是底特律的住宅郊区）丢掉了工作。他向工会提出上诉，没有成功，之后也没有找到专职的工作。11月14日，他走进他曾经工作过的邮局，开枪杀死了处理上诉的管理人员、几名同事和旁观者，然后自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