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在个人自由、个人特征和客观思维的发展方面与当时的所有其他古代文明都不同。这些特质似乎可以从其政治体制中得到解释，希腊当时独一无二的政治体系也就是城邦及城邦政治，特别是市民集会，在集会上人们不得不凭借理性的论证来说服彼此。城邦也很重要，因为城邦使得那些知识的叛逆者可以四处游走，从而保持一种相对来说自由探索知识的状态。确实，在一个城邦内不受欢迎的知识分子有时会被其他的城邦挖走，因为他们会为这些城邦带来巨大的影响力。苏格拉底的追随者请求他离开雅典，到其他地方去而不要坐等死刑。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受到欢迎，而他所在的城邦的人们对他已经失去了兴趣。
有一次，我问中国一位哲学家为什么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他回答说：“因为你们有亚里士多德，而我们有孔子。”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在开玩笑。尽管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对后人的智慧、社会和政治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他们不是各自文化的源泉而是各自文化的产物。如果他们不是反映了他们所生存的社会的文化，那么他们就不会有如此卓越的成就。实际上，希腊的确有像赫拉克利特这样的哲学家，他的精神实际上更接近东方；中国也有像墨子这样的哲学家，他的许多思想与西方哲学家一样，这就是有关以上观点的一个“证据”。尽管在当时很引人注目，但这些不合常规的哲学都夭折了，西方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而东方传播的是孔子的思想。
有时，人们用另一个因素来解释希腊的独特性，这就是希腊临海的地理条件使贸易成为一种赚钱的行业，这就意味着存在一个生活殷实的商人阶层，他们可以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商人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教育是由于教育本身，教育的驱动力很显然是因为好奇以及知识本身的价值的吸引力。希腊人好奇的特点或许也可以将希腊处于世界贸易的十字路口这样的地理位置作为理由之一。他们经常遇到奇异的、令人费解的人、风俗和信仰。对于生活在海岸线附近的任何一个希腊人（大部分如此）来说，遇上带有其他种族特点、宗教和政治色彩的人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雅典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像《星球大战》中的酒吧。
一些学者在回答为什么古代中国和希腊会有那么大的差异这个问题时，给出了以下几个貌似合理的理由。
相反，如今中国大部分人口属于汉族。全国50多个少数民族几乎都分布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所以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很少有机会遇上一个信仰和习惯完全不同的人。中国民族的同质性似乎可以从中央集权这个方面得到部分解释。另外，中国农村的生活方式推动人们的行为准则向和睦相处、趋同的方向发展。看到一点儿意见分歧或者发现来自上级或同事所持的不同意见，中国人很少会采取一些方法来裁决哪个观点正确。相反，中国人要千方百计地来解决这一分歧，这才是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推动中国人找到了中庸之道。
不同的习俗和信仰在希腊传播，其明显的后果就是人们要学会处理各种矛盾。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个人赞成A而另一个人赞成非A这样的情形。集会上、集市上希腊人自身的观点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以及来自外来人的各种观点的矛盾，或许促进了认知过程（包括形式逻辑）的发展，来应对这些不一致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