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的言外之意是说经济因素会影响认知习惯，有的人在工作中很少与他人相互密切协作，比如狩猎、采集，与这些人相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对场有更强的依赖性。而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可以说传统的农民比生活在工业社会里的人们有更强的场依存性，而在工业社会里，个人目标的追求无须密切关注社会角色的联系和义务。实际上，猎手–采集者以及工业社会的人们差不多也同样具有场依存性。
认知的经济–社会描述恰好适用于西方的一些重要历史变革。由于西方在中世纪时也是以农业为主，其个人主义的特点有所减弱。欧洲的农民在相互信赖、日常生活的自由或理性推理方面与中国的农民或许没有太大差别。在知识和文化成就方面，欧洲是一潭死水。阿拉伯的埃米尔在谈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国的文职官员忙于学习各门艺术，欧洲的贵族则在潮湿的城堡中啃着牛肉。
没有理由说场依存只是外界施加的社会约束的结果。或许，对他人的兴趣，不管源于什么，都是与场依存有关的。实际上，相对来说，与具有场独立的人相比，有场依存的人更喜欢与他人在一起。与具有场独立的人相比，具有场依存的人对人们的面容和社会词汇有更好的记忆力。如果让他们选择的话，场依存的人比场独立的人更喜欢与他人靠近地坐在一起。
然而，在中世纪末期，欧洲农业的发展（比较出名的是马轭的发明，这使犁耕成为可能）创造了足够多的财富，与古希腊的城邦十分相像的新的贸易中心出现了——意大利的城邦，以及后来北部的城邦高度自治，大部分不服从君主统治。许多这样的城邦多少有点儿民主，至少是寡头政治的特点。当然，城邦及富有的商人阶层重新兴起关联到个人主义、个人自由、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复兴。15世纪，欧洲从千年的麻木中苏醒并开始与中国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中展开竞争。
希腊和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我的提议是思辨性的。这仍然是一个科学理论——因为从它可以得出可以检验的预测，而且可以在心理实验室里得到检测。
缺乏好奇心是多数中国人的特点。中国（China就是“middle kingdom”，其实质上的含义是指“世界的中心”）的居民对外国人带来的故事没有什么兴趣。而且，在中国，人们对知识本身从来没有过特别强烈的兴趣。即便是现代的中国哲学家对知识的运用也远比对知识本身的抽象理论化更感兴趣。自15世纪以来到现在，以知识进步为特征的欧洲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这似乎不能仅仅依据一些近代历史从社会生态学或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解释，包括贾雷德·戴蒙德的巅峰之作《枪炮、病菌与钢铁》。君主专制制度和随之而来的对言论自由和创新精神的压制在中国比在欧洲更容易被接受，这的确如此，把欧洲对自由的追求和科学进步的描述局限于物质因素似乎是个错误。在15世纪之前，这些价值观和心态就已经植根于欧洲人的思想中了。马丁·路德发表了95篇论文反对教堂滥用职权和残暴专横的行为，这并不是因为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他容易逃脱，而是因为欧洲的历史创造出了一种新型人物，他们认为个体是与比较大的群体相分离的，要自由地进行思考。伽利略和牛顿之所以有重大发现，并不是因为没有人限制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求知欲和严谨的思维习惯。
20世纪的心理学家提出证据说经济和社会因素会影响感知习惯。赫尔曼·威特金及其同事指出，有的人就不像其他人那样能脱离周围的环境孤立地看事物。他们称所研究的方面为“场依存”——指对一个物体的感知受到其所处背景或环境的影响程度。威特金及其同事通过各种方式对场依存进行测量，其中一个是杆框测验。在这个测验中，参与者向长箱子里望，箱子的尽头有一根杆安置在框里面。杆和框都可以彼此独立地倾斜，参与者的任务就是指出杆在什么时候是完全垂直的。参与者对杆的垂直性的判断受到框位置的影响，这就是场依存。第二种测验场依存的方式就是让人坐在椅子上，这个椅子倾斜着放在屋子里，没有任何依靠。这个测验叫身体调节测验，参与者对自身垂直度的判断受到空间倾斜度的影响。第三种方法，也是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团体隐蔽图形测试，要求参与者从复杂的图形中辨认出一个指定的简单图形。人们从复杂的背景中发现那个简单图形的时间越长，场依存程度越深。
当然，东方现在越来越多地在借用西方积累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东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经过东方的过滤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看一看当时思维习惯的差异就可以猜想出哪些修改可能被西方接受。
15世纪早期发生的一件事揭示了欧洲和中国的差异，这就是郑和下西洋。这次航海有几百艘船只，满载着财物和奇珍异玩，从中国驶向南亚、东南亚、中东和西非。这次航海达到了其主要目的——让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沿岸的国家认识到中国的强大。但是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兴趣看这些国家出产什么或者以什么负有盛名——就连对非洲主人给他们看的长颈鹿也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把这个动物当作他们所熟知的麒麟——这种动物在有重要事件发生时才会出现，比如帝王的诞生。
如果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和猎手–采集者及现代工业社会的独立公民的重要差异与对社会世界的关注程度有关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的亚文化对其社会约束的程度不同，场依存的程度也就不同。为了检测这一假设，人格心理学家扎卡里·德肖茨对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孩子们的场依存性进行了研究，他说，这些孩子生活在角色关系分明、社会约束牢不可摧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他把这些孩子的行为与世俗的犹太人的孩子进行比较，他认为，后者受到的社会约束要少得多；将世俗的犹太人的孩子与新教徒的孩子相比，他认为新教徒的孩子受到的约束更少。就如预期的那样，德肖茨发现正统派的孩子比世俗的犹太孩子更具场依存性，而世俗的犹太孩子比新教徒的孩子的场依存性更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