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2 耳朵表面的真皮和骨骼
因此，实际上，客观性来自主观性——认知，主观性和客观性是对世界的不同体现，世界是独立于主观性或客观性而存在的。这样的认知或许对希腊人大有裨益，因为希腊处于商业交往的中心位置，他们经常会遇上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的人们。相反，中国文化很早就统一了，相对来说，很少会有在哲学和宗教上观点迥异的人。
希腊所有的科学发现中最了不起的就是发现了——或者用哲学家杰弗里·劳埃德所说的，发现了自然本身。希腊人把自然定义为去掉人类及其文化的宇宙。尽管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最显而易见的，但是没有其他文明触及这一点。希腊人为什么碰巧发现了自然，对此做出的一个貌似真实的解释是，希腊人碰巧正在区分外部的客观世界与内在的主观世界。这种区分的产生是因为希腊人与其他人不同，对从传统辩论中产生的主观性有清楚的了解。除非你相信事实摆在那儿，你比我的理解更深刻，否则你劝我相信某个事物是毫无意义的。或许你可以强制我去做你想要我做的事，甚至强制我说“我相信你所做的一切”，但是除非你对一些事物的主观解释胜过我的理解，否则你是说服不了我的。
中国人坚信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很显然，背景的变化会引起物体的改变。因此，任何想精确地把事物归类的企图似乎对了解各种事件并无大碍。只是，世界太错综复杂了，因而难以归类或找到其规律，从而帮助我们了解事物，并控制它们。
希腊人深切关注的是数学中的基本论证。其他民族知其然，唯有希腊人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希腊的逻辑及其基本思想在提供机会的同时也造成了障碍。希腊人从来没有零这个概念，零是代数和阿拉伯计数体系所必需的。零在希腊人的考虑范围之内，但由于零代表了矛盾而受到排斥。零等同于不存在的东西，而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存在！对零的理解以及对无穷大、无穷小这些概念的理解最终不得不从东方引入。
希腊人对比较醒目的物体及其属性的关注使得他们没能够理解自然界最基本的因果关系。亚里士多德解释说，一块石头穿过空气往下落是因为石头具有“重量”这样的属性。但是，一块木头扔到水里不会下沉而是浮在水面上。亚里士多德对这一现象做出的解释则是因为木头具有“浮力”这样的属性！在这两个例子中，他关注的中心只是物体本身，而根本就没有注意该物体之外的力量也可能对其产生影响。但是中国人把世界看成是由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的物质构成的，因此中国人看问题关注整个“领域”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把背景、环境作为整体来看待。事件总是在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产生，中国人的这种认识完全是靠直觉获得的。因此，中国人在早于伽利略2000年前就认识到了“超距作用”这样的规律。例如，中国人认识了磁性、声学共振，并且知道月球的运动导致了潮汐的发生，这个问题曾经难倒过伽利略。
据说，一群与毕达格拉斯有关的数学家把一个人扔下了船，因为有人发现这个人泄露了无理数的丑闻，例如，2的平方根可以无限地写下去，没有可预见的形式：1.4142135……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希腊数学家根本不把无理数当作真正的数字来看待。希腊人生活在一个由孤立的微粒组成的世界中，无理数连续不断、无限延伸的本质是如此难以理解，希腊的数学家很难正视这些数字。
中国人没有发明逻辑，而是发明了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太一样。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与正题相悖的是反题，这一矛盾由合题来解决，其推理的最终目标是解决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仍有些“攻击性”。而中国的辩证法是通过矛盾来了解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来超越或同化对立面，或者吸收互相冲突但却有启发性的观点。中国的知识传统中根本不存在A与非A之间的对抗。相反，以道家的精神或阴阳学说来看，A实际上也暗含了非A的情况，或者很快就会向非A转化。辩证思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逻辑思维的反面。辩证思维不是寻求脱离背景而是在适当的背景下看待事物：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而总是包含在有意义的整体当中，在这个整体当中各种因素不断变化、不断重组。孤立地思考一个物体或事件，把抽象的规则运用到这些物体或事件当中，就会走极端，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庸之道才是其论证的目标。
中国人认识到磁场对了解物体的运动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正确的，中国人对复杂性的认识也是正确的，但是中国人对范畴不感兴趣，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发现真正可以解释各种事物的规律。希腊人有把一切过于简单化的倾向，乐于对物体不存在的属性做假想性的解释，对物体进行归类，这是把规律作用于物体所必需的，他们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正确的。因为规律有助于我们了解事物适用的最大限度，一种持续不断的“向上的压力”对事物进行高度抽象的概括，这样规律就具有最大限度的适用范围。这种对事物进行抽象的驱动力有时是有用的——虽然并不总是如此。
希腊人被矛盾的概念所吸引，甚至可以说是困扰。如果一个命题与另一个命题矛盾，那么其中一个命题就要被否定。无矛盾的原则建立在命题逻辑的基础上。为什么是希腊人而不是其他人发明了逻辑，一个众所周知的解释是说在一个辩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人们会渐渐认识到，根据定义，其结构导致矛盾的辩论是无效的。逻辑的基本规则，包括三段论，都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据说，他是因为在政治集会、市民辩论会上听到那些蹩脚的辩论，一怒之下而发明了逻辑！要注意，逻辑分析是脱离背景而进行研究的希腊式倾向的延续。逻辑的运用剔除了陈述话语的意义而只留下完整的结构。这就很容易判断一个论证有效还是无效。当然了，就如现代东亚人所指出的，那种不顾及背景的分析法并非毫无危险。就如古代中国人一样，他们所极力追求的是合理性而不是理性。避免走极端的训诫就如避免自相矛盾的要求一样，都是有益的原则。
科学与数学在希腊和中国
古代中国人不愿意做手术是由于中国人对和谐与各种关系的看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健康有赖于身体各种力量的平衡以及身体各部位的关系。身体各部位与身体其他部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存在。为了对这种相互联系的巨大网络有个认识，请你看一看现代的针灸医生眼中耳朵表面的真皮和骨骼结构，同样复杂的网络描绘了耳朵与每个内部器官的关系。切除身体上发生功能障碍或患有疾病的部分对身体会有好处，这样的看法没有考虑这些部位与身体其他部位的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思考问题，未免头脑太过简单了。相反，手术在许多西方国家已经盛行了几千年。
另一方面，希腊人通过矛盾论证，逐渐认识到2的平方根是无理数，为此他们感到很欣慰。
公元前5世纪，中国哲学家墨子在逻辑思维的方向上向前迈进了重要的几步，但是他的理论体系没有成形，逻辑理论在中国夭折了。这只是一个简短的插曲，中国缺少的不仅是逻辑，还缺少矛盾律。印度确实有比较强的逻辑传统，但是印度书籍的中译本充满了错误和误解。尽管中国人在代数、算术方面成就斐然，但是在立体几何方面建树甚微，这是因为论证依赖形式逻辑，特别是矛盾的概念。（代数直到笛卡儿出现才变成是可演绎的。教育体制至今还保留着人们把代数和几何当作独立的学科来教授的痕迹。）
希腊人对范畴的推崇很快在科学方面得到了回报，由于他们继承了这种智慧，他们后来也在不断得到这样的回报。只有希腊人对自然界进行了充分的划分，使得人们摆脱了其他民族为单一分类体系构建的民间生态模式，最终建立了真正具有说服力的理论。
在中国西部的沙漠中，埋葬着身体高大、红色头发的高加索人模样的尸体。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尸体保存完好。他们在几千年前发现了通往中国西域的路。除了长相与该地区的人不同，他们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有趣之处。有迹象表明，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做过外科手术。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中，手术是极为罕见的。
希腊人对自然的认知使得他们有可能发明科学。中国人没有发明科学，其部分原因是中国人缺乏好奇心，但是不管怎么说，对自然没有概念就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哲学家冯友兰指出，如果没有清楚的认识，心里没有与自然的某些方面相对应而又不同的概念，“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也是难以提出的。
为什么古希腊人和古代中国人，其思维习惯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呢？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为什么在知识分子身上会如此？也只有这些知识分子是我们所知道的、过着精神生活的古人。为什么一方面要讲社会形态与自我理解的“共鸣”，而另一方面又谈论哲学假设和科学方法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对当今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理解。
中国人倾向于研究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东方现在依然存在看风水的习惯得到佐证。要盖房子时，请风水先生看看风水，这很重要。风水先生要看地势的高度、盛行的风向、房屋的朝向与各种水体的关系等各种各样的因素，然后指出房子建在什么地方比较好。在西方根本没有这样的习惯，但是中国香港最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在开建之前肯定是看过风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