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群体的人在问某个人是否再来点儿茶时，语言习惯上的差异使说汉语的人和说英语的人都很吃惊。用汉语问就是：“再喝点儿吗？”（drink more？）用英语问“再来点儿茶吗？”（more tea？）对于讲汉语的人来说，很显然，人们说要再喝的是茶，因此再提茶有点儿多余。对于讲英语的人来说，很显然，人们是指喝茶这件事，是与其他的活动相对立的，因此，“再喝点儿吗？”这个问题用来指喝茶也很古怪。
如果是不同的语言会在头脑中产生不同的影像，从而语言使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产生了差异的话，那么我们找到的支持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应该是配位型双语者，至少，在用英语进行测试和用汉语进行测试时，组词的方式是不同的。如果语言的结构特征会产生不同的思维过程，从而使语言产生差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即便是复合型双语者在用英语测试和用汉语测试时，也会用不同的方式组词。当然了，如果语言对认知并不重要的话，比如说对我们第一组的归类并不重要，那么我们可以说语言对另外的归类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西方语言使人们专注于与背景相对的物体。英语是“主语突出”的语言。即便是在“下雨了”（It is raining）这样的句子中也必须有主语。相反，汉语、日语、朝鲜语是“主题突出”的语言。句子都有位置，特别是第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上应该是现在的话题：“这个地方，滑雪不错”（This place，skiing is good）。这个事实使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解释我们以前的发现。在看了水下的景象之后，美国人开始描述物体（“有一条大鱼，可能是鲑鱼，向左边游去了”），而日本人首先建立一种背景（“看起来像一个池塘”）。从语法的角度来讲这并不是必需的，地道的日语句子是从背景和话题开始，而不是像英语中的句子那样一下子直奔主题。
我们尝试解答萨丕尔—沃尔夫问题，因为这与我们的工作相关——它必须是实验性的，因为我们已经在讨论与单一思维过程相关的几个研究——这个答案就是只要不同的语言与不同的表现形式结合在一起，那么语言的确会影响思维。
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惯例——指称、句子中动词的位置、名词作为属概念的标记性等——还有几个方面，在语言的运用上也体现了范畴使用的差异。
其结果再明确不过了。首先，对欧裔美国人用英语进行测试，对配位型的讲汉语的人用汉语进行测试，这两者之间有显著的差异，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美国人根据分类学的范畴进行分组的可能性是根据关系进行分组的两倍。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居民用汉语进行测试的时候，根据关系进行分组的可能性是根据分类学范畴进行分组的两倍，不管是在本土还是在美国，其结果都是如此。其次，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居民进行测试所使用的语言确实使结果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在用英语对他们进行测试的时候，他们根据关系进行分组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看来，对于这些参与者来说，英语比汉语更能促使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现这个世界。
其结果在他们的结论中已经很清楚了。文化对思维有一种独立于语言之外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不管用什么语言对讲汉语的配位型双语者和讲汉语的复合型双语者进行测试，都与美国人不同。配位型和复合型双语者之间的差异也表明文化差异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来自西化地区的复合型双语者在向西方转化——在同样的程度上，不管用什么语言进行测试。语言的影响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一点也很清楚——但是只适用于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配位型双语者。在用英语测试或用汉语进行测试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不同的。
因此，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对于西方人来说，东方人更多的是从各种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而西方人更倾向于从可以归入各个范畴的静止物体来看这个世界。育儿的习惯在产生这些不同看法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东亚的孩子们的注意力被引向各种关系，而西方的孩子们其注意力被引向了各种物体及其所属的范畴。或许，语言至少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力方面起到了作用，或许在稳定贯穿人们生活的不同倾向性方面起到了作用。实际上在促使人们从范畴或关系方面来描绘这个世界方面，语言的结构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但是对于来自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复合型双语者来说，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首先，他们在分组的时候实际上在向西方靠拢——他们仍然是根据关系而不是分类学的范畴进行分组，但是这种倾向相对于配位型的讲普通话和闽南话的人来说小得多。更重要的是，复合型双语者不管用汉语还是用英语进行测试，其结果都没有丝毫的差异。
如果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正确的话，那么对说双语的中国人进行测试时所使用的语言要做个区分。当用汉语进行测试的时候，中国的学生会倾向于把关系（猴子、香蕉）作为分组的基础，而在用英语进行测试的时候，中国的学生会更倾向于使用分类学的范畴（熊猫、猴子）来作为分组的基础。但是，身为能说两种语言的人有不同的方式。心理语言学家对他们所称的“配位型”双语者和“复合型”双语者进行了区分。配位型双语者就是那些在生活中学第二语言相对比较晚的人，并且第二外语的使用也仅限于一些固定背景。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世界在头脑中的影像在一种语言中与在另一种语言中是不同的。复合型双语者就是那些第二语言学得比较早，并且在很多背景下都使用该语言的人。世界在这些人头脑中的影像应该是融合体，因为这两种语言并不是为不同的功能而使用的，或者说并不是不同的背景专用不同的语言。我们对这两种双语者进行了测试。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可以说是“配位型”双语者，因为他们学英语相对比较晚，并且英语的使用多数也仅限于学校这个正式的环境中。来自中国香港、新加坡的人成为“复合型”双语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他们学英语相对较早，使用英语的场合较多。另外，这些社会，特别是中国香港，是高度西方化的社会。
我们知道了东方人和西方人在语言使用方面的重大差异，仅仅是由于语言导致了用动词或名词来组织世界这样的差异，这可能吗？西方语言鼓励人们使用名词，从而带来对物体的归类划分，而东方语言鼓励人们使用动词，结果人们比较强调各种关系，有关知识组织的发现仅仅是由于这个事实吗？更进一步说，这本书中所证明的认知差异有多少是因为语言而产生的？实际上在这本书中讨论的认知差异与印欧语系和东亚语言之间的差异有许多类似的东西。这些东西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东亚语言，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汉语和日语，它们自身就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然而它们彼此也有一些共同的特质，从而使得它们与印欧语系不同。
对于西方人来说，行为的实施者是自己；对于东方人来说，行为是与他人有关的东西或者是各种力量斗争抗衡的结果。在汉语和日语中表示“I”的词有许多，反映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因此，有与我的同事相关的“I”，有与我的配偶相关的“I”等。对于日本人来说，要想找到适用于“me”的属性就比较难，而找到适用于特定背景和特定关系的自己的属性就容易多了。语法也反映了对行为如何产生的不同认识。大多数西方语言都是“施动的”，其语言传达的是自我在操纵这个世界这样的观点——“He dropped it.”（西班牙语是个例外）。东方的语言相对来说不是施动的——“It fell from him”，或只说“fell”。
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通过不同的途径来理解世界并没有阻止人们对知识的组织。西方人脱离背景、强调物体，东方人关注整体和各种关系，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推理方式。
希腊语及其他印欧语言都提倡依照它们自己的习惯把物体的属性变成实体——只要加上后缀“ness”或者与“ness”效果相同的东西就行了。哲学家戴维·莫泽指出这种方式会促使我们进一步把物体的属性当作抽象的实体，从而起到理论解释的作用。柏拉图实际上也认为这些抽象观念在自然世界中比物体的属性具有更大的现实性。对抽象观念的这种理论化程度在中国的哲学中从来就不曾有过。
记得我和季李军、张智勇研究过语言本身是否影响人们对物体归类的方式。我们给中国、美国的大学生看了一些三个一组的词汇（例如熊猫、猴子、香蕉），然后让他们指出三个词中哪两个词关系最密切。中国学生有的生活在美国，有的生活在中国，对他们的测试用的是英文或中文。
据语言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和本杰明·沃尔夫看来，语言间结构的差异反映在人们习惯性的思维过程中。这一假说几十年来不断受到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青睐。
西方人对范畴的关注反映在语言上。“类别”名词短语对讲英语的人比讲汉语的人更普遍一些，或许是因为西方语言标记得更明确。实际上，在汉语中没法说明“squirrels eat nuts”和“this squirrel is eating the nut”这两个句子之间的差别。只有语境才能提供这一信息。讲英语的人从语言标记就可以知道谈论的是一个范畴还是一个个体。
东亚的语言是高度“语境化的”。比较突出的就是一词多义，因此要想理解这些词就要了解句子的语境。英语单词相对来说意义比较明显，另外讲英语的人也很注重使每个词、每个句子尽可能少地依赖语境。语言人类学家希丝证明美国的中产阶级父母有意尽可能地使那些对孩子们讲的语言脱离语境。他们极力使每个单词脱离动词的语境而可以单独理解。在给小孩读一篇有关狗的文章时，父母会问小孩是什么动物（“一条小狗，对了”），谁有一条狗（“对了，希瑟有一条狗”）。父母所用的单词离开了原来的语境，与其他的语境连在一起，而在这个语境中这个词具有同样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