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人们认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是日本所特有的。这就是Amae，日本的心理分析学家土居健郎对这个概念做过详细论述。Amae描述的关系是下级、小孩或员工可以做出不合时宜的行为，例如，要一件昂贵的玩具或者提出公司政策所不允许的晋升要求——相信双方的关系相当亲密，并会得到上级的纵容。Amae促进了这种关系的发展，并进一步增进了双方的信任，巩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尽管这些结果会使下级的自主权受到削弱。
特纳和特朗皮纳斯还有霍夫斯泰德对社会价值观的研究结果几乎正好是沿着东–西方意识形态的轨迹循路而行。一个国家越往西，这个国家对独立性价值观的认可程度就越深。欧洲文化中的这些差异表现在美国所继承的亚文化中，这一事实在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这样的学者所写的移民文化历史中有论证。我曾经认识一位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他是苏格兰裔美国人，是一位顽固的长老会会员，沉浸在卡尔文主义的精神中。他有一个儿子也是社会科学家，20世纪70年代时美国的工作岗位紧缺，他的儿子不得不为保住饭碗而奋斗。尽管很容易就能帮助儿子，但是他从未帮助他的儿子走出困境。他的一个信奉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的朋友点头赞同他在面临个人痛苦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这一姿态。他的犹太教和天主教同事对此则很震惊，难以相信他会如此冷血，没有感情。透过这则逸事，以更科学点的说法来看，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研究中，美国参与者中信奉新教的白人表现出了最具“西方”模式的行为，天主教和少数派群体中的成员，包括非裔与西班牙裔美国人，则有些接近东方的模式。
特纳和特朗皮纳斯的研究清楚地说明，西方对于有关独立性和相互依赖性问题的看法根本不是坚如磐石的。在西方国家中发现的这些差异也有相当的规律性。一般来说，地中海周边的国家加上比利时和德国介于东亚国家和深受新教、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影响的国家之间。甚至还有比这个更多的规律性，有人曾经说“思想在向西迁移”，意思是说在文明从其发源地向西迁移的过程中，个体的价值观、自由、理性和普遍主义的主导地位在日益提升。巴比伦人编制了法典，并对法律进行普及。犹太人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希腊人更加重视个体，并信奉个人自由、辩论精神和形式逻辑。罗马人带来了理性的天赋，就像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成就一样——在沉寂了千年之后——他们的继承者——意大利人重新发现了这些价值，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了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成就。开始于德国、瑞士，遍及法国和比利时的新教改革又提出了个人责任和宗教活动的定义。这次改革也削弱了对家庭和其他封闭团体的责任感。这些价值都在英国卡尔文教派的亚文化中得到了强化，这些文化包括清教徒和长老会教徒的文化，他们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美国的政体奠定了基础。（托马斯·杰斐逊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都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生命、自由……”他只是在解释清教徒的支持者约翰·洛克的思想。）
1982年，自“文革”以来的第一部西方戏剧在北京上演，那时我正好在北京。这个剧本是亚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剧本的选择令我感到很奇怪。我认为这个剧本不仅极具西方特色而且也是美国所特有的。其核心人物是一个推销员，“一个挂着笑容、皮鞋锃亮，开着蓝色的车总在外奔走的人”。令我惊讶的是，这个剧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来到中国协助戏剧制作的亚瑟·米勒对该剧本在中国受到的欢迎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理由。“这个剧本是关于家庭的，”他说，“而中国人发明了家庭。”他可能还会说这个剧本也是关于面子的，或者说是得到群体尊重的需求，中国人也发明了面子。
在各种重要的社会行为和价值观方面，东方文化内部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其中一些与独立性和相互依赖性有关。
日本人或许和中国人一样在意面子，但是与家庭的直接关系不大，他们对公司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有其他一些显著的差异。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哲学家中村元、心理学家多拉·迪恩和社会哲学家林语堂详细地描述了这些差异。虽然中国人和日本人比西方人更多地受到社会约束力的束缚，但是中国人的束缚主要来自权力机构，而日本人的束缚主要来自同仁。例如，中国的课堂是由老师来控制的，而日本的课堂是由同班同学来控制的。多拉·迪恩写道：“中国人强调特殊的双方关系而又保持各自的个体身份，而日本人则倾向于把自己隐没在群体中。”虽然中国人和日本人平常都循规蹈矩地生活着，但是，据说中国人在各种要求下会有点儿恼火，而日本人则对此安然接受。日本人和德国人、荷兰人一样都要求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井井有条，而中国人与地中海周边的国家一样，喜欢一种比较随意的生活方式。
然而，东西方文化中存在的真正差异使我们不能无视这个事实，那就是东方和西方在许多重大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属性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