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里有个同学，她告诉全世界的人我是个“小作家”，经常在我陪她买饼子的途中，忽然把我推到饼子西施面前，叫道：“阿姨！你知道吧？她就是本市著名小作家蒋方舟，写过好几本书呢！”
不过我对作家还是有美好遐想的。我出名后，就在最巅峰的时候隐居起来。这样的话，我在人们的心目中永远站在最高峰上。我隐居起来后，就慢工出细活，几个小时才创作出一部举世闻名的作品，又用一个毫不相干的笔名发表。这样就算写得不好也没人怪我。后来这个没有名字却有很多著作的才女就成了蒙着面纱的蒙娜丽莎。等我临死的时候，我就支支吾吾，勉勉强强，半死不活地说，那个人就是我。
所以，会写字的都可以叫做“小作家”，会说话的都可以叫做小记者，连刚会说话的婴儿也算，因为他们最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原来我以为“小音乐家”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必须具备某种专业技术，但现在我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会哼哼的都可以叫做“小音乐家”。有一次我看电视“天下奇闻”，一只小狗听到手机音乐一响，就“嗷嗷”地叫，它的胸前挂着一个牌子：“小音乐家”。
我是个作家了吗？好像半人半鬼算个作家了。因为我已经尝到了作家的痛苦了。原以为十篇八篇的就是一本书了，可妈妈狮子大开口地说“起码要写100篇吧”；原以为半个小时，一篇文章就搞定了，没想到有时要拖一个星期；原以为灵感三天两头地就冒出来了，没想到为了把几件事凑到一块差点把自己弄成疯子了；原以为作家有一大堆猫仔队跟着不亦乐乎，没想到据“间谍”透露，许多作家穷得叮当响。反正当作家是苦得不能再苦了。
小女子某日傍晚一不留神也成了作家。说来话长，在我七岁那年，小女的母亲不幸产生了让我当作家的念头。可那时小女跟一个文盲没有两样，但小女的母亲不顾“儿女”之情，在未擦干依然油腻的桌子上，连哄带骂地诱惑我吃了第一个“禁果”，她说：“当作家多容易，只需要一个破本子一个烂笔杆子就哗啦哗啦地赚钱。”我自幼受爸爸妈妈的教导，对钱情有独钟。于是我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表情，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当妈妈宣布我的第一个作品完成时，我郑重地在最后一个句号上描了又描。
“小作家！小作家！你是一个小作家！”
开始我很受用，现在我却对这称呼心生厌恶，开始我只是以为自己小翅膀变硬了，硬成了个愤青，后来才发现，我只是讨厌“小作家”和“小天才”这样的称呼。
我看我是越来越像个作家了。现在我经常把裤子穿反，成了我们学校独特的风景线：深秋了还穿了一双凉鞋滴答滴答地跑，头发嚓拉嚓拉地撒了一脸，披得像个女巫。而且我的性格越来越像作家了，也算个自闭中的自闭，疯子中的疯子。别看我在学校里是“往来无鸿儒，谈笑有白丁”，不像个“海市蜃楼”。但我一回家就判若两人，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出门，每当爸爸妈妈让我上街，或者当“三陪”——陪吃饭，陪聊天，陪恭维时，我就求爷爷告奶奶哭爹喊娘大喊大闹表示我心中的愤怒。我怀疑我变清高了，不愿意和三教九流交往。偶尔来了个崇拜者，我瞅他一眼，就低着头绕手指头玩，听着他莫名其妙地嘿嘿地笑。
所以，不要call me小作家。
我顺带替“小画家”“小音乐家”“小记者”等等前面带“小”的光荣称号，也小小地厌恶一下。一个“小”字，就把后面的“作家”“画家”的等级降了一级，所有的称号都只是儿童世界里的，就像我们幼儿园时，在“小小世界”里玩过家家一样，那时我的职务是“小护士”，手拿一只没有针头的针管在小伙伴的胳膊上扎。如果得了感冒，就在胳膊上扎一针；如果得了肝炎，就在胳膊上扎十针：如果得了癌症，全身都扎（除了屁股）。但是，小护士，不是护士。
我想象中的作家是：满屋子都是纸，然后就疯头疯脑地写，脚上的袜子黑一只白一只，脚跷到桌子上，写一写就甩一甩头，还动不动就狂叫一声。
我爸单位里那些粗鲁的男人，以及我妈单位那些同样粗鲁的女人叫我“小作家”，家乡的父老乡亲也爱赞我：“小天才呀小天才，我家出了个小天才。”
不要叫我“小作家”
如果一个小孩给了乞丐一毛钱，他的奶奶张大妈说：“真不错，是个小小慈善家！”这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因为张大妈的特点就是“夸”小孩没有出息，如果不带个“小”字，怕小孩得意忘形，也害怕舆论不认可，“小”是个哄骗，或者说欺骗，欺骗小孩，让他们糊涂地高兴着，善意的欺骗也是欺骗。
把饼子西施震撼得一直在煎饼子时偷偷看我。于是全部卖饼子的，拉板车的，卖文具的，都知道我是个小作家。于是我每次做噩梦，都梦见那些人轮流刮我的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