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那样，我在底特律坐火车和汽车外出，可能还会见到手里拿着书的学生，就会明白，为了到装配线上挣钱而放弃纽约大学，是多么的傻呀。如果没有大学学位、总是想着自己失去了什么，我就永远都不会心满意足。
我可以很轻松地登上那辆汽车。我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行李袋里，可以把它扔过去，和汤姆的袋子放在一起，买张票，踏上伟大的冒险之旅。那儿有金钱、金发美女，还有可以给我所有东西、任何东西的秘书。但在汽车关门之前我冲汤姆摇了摇头。他微笑着挥了挥手，朝他的座位走去。
那些人没有理会埃迪，但卸货的时候，突然放下箱子或柳条筐，我的胳膊猛地往下一沉，一阵疼痛传来。他们以此报复我。而开叉车的人会将我挤到墙上，说：哎哟，没看见你在这儿呀。午饭后，他们态度可能会友好些，问我觉得三明治怎么样。如果我说很好，他们就会说：操，你没尝出乔伊在火腿上抹的鸽子屎吗？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和汤姆坐地铁来到曼哈顿汽车站。他要去底特律，而我拎着军用行李袋准备前往华盛顿高地的一家家庭旅馆。汤姆买了票，把袋子塞到行李箱里，上了汽车。他说：你肯定？你不想去底特律？你可以过上好日子的。
汤姆说他厌倦了纽约，想去底特律。在那儿他认识人，可以在汽车厂当装配工，挣很多钱。他说，我应该和他一起去。忘了大学吧，几年内都拿不到学位，即使拿到了，也挣不到多少钱。在装配线上，如果你手脚快，就会被提升为领班或督导，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你就坐在办公室里指挥别人了。你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坐在那儿，秘书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搔首弄姿，问你想要些什么，任何东西都可以。
霍勒斯，那个和我一起几乎死在烟熏室里的黑人对我说，如果我离开大学，就是个傻子。他工作就是为了让儿子在加拿大上大学。在美国，这是唯一的出路，伙计。他的妻子在布罗德大街打扫办公室，却很开心，因为他们有一个优秀的儿子在加拿大。他们正在为他两年后的毕业典礼攒钱，儿子蒂莫西想成为一名儿科医生，这样他将来就可以回牙买加治愈那些生病的孩子。
我脑海里乌云密布，想拿着拖钩去追乔伊，但火腿涌上我的喉咙。我在平台上吐了起来，而那些人靠在一起大笑。没笑的只有乔伊和霍勒斯。乔伊坐在河边的平台尽头，看着天空，每个人都知道他头脑不正常；霍勒斯坐在平台另一边，就那么看着，一句话也不说。
但是，当我吐完火腿，不再感到恶心时，就明白霍勒斯在想些什么了。霍勒斯在想，如果这是他的儿子蒂莫西，就会叫他离开这里。我知道我也该这么做，于是走到埃迪·林奇面前，把拖钩递给他，而且是把拖钩的手柄交到他手里，以免他受到侮辱。他收下拖钩，和我握了握手，说：好了，孩子，祝你好运，我们会把工资寄给你。埃迪只是一个平台领班，没有接受过教育，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上来，但他知道自己的处境，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走到霍勒斯面前，和他握了握手，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对他有种奇怪的爱意，这让我难以启齿。我希望他可以成为我的父亲。他也是什么话都没说，拍了拍我的肩膀，冲我点了点头。他知道有些时候，言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在港口仓库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埃迪·林奇的那一声碱：干活儿去，你这群松松垮垮的蠢货！
霍勒斯说，我应该感谢上帝自己是个白人，一个享受《美国军人法案》、身体健康的年轻白人。眼睛可能有点小问题，但在这个国家，当一个眼睛有问题的白人要比眼睛没问题的黑人强。如果他儿子对他说，想辍学去装配线旁把点烟器装到汽车里，他就到加拿大打碎儿子的脑袋。
不谈平均积点分的时候，学生们就争辩一切事物的意义：人生、上帝的存在，还有可怕的世界局势。你从来都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某个人会扔下一个让大家表情极为严肃的词：存在主义。他们可能谈论自己如何想当医生和律师，直到有人举起手来，宣称一切都亳无意义。世上唯一明智的人就是阿尔贝·加缪。他曾经说过，你每天最重要的举动就是决定不去自杀。
唯一能做的就是喝完咖啡，吃完烤奶酪三明治，到图书馆查査存在主义，找出是什么东西让加缪那么伤心，仅仅是为了以防万一。
坐A线地铁前往华盛顿高地的路上，我一直在汤姆和霍勒斯、底特律和纽约大学之间挣扎着。为什么我就不能在工厂里找一份工作，朝八晚五，有一小时午饭时间，每年休假两个星期？我可以晚上回家，洗个澡，和女孩约会，想看书的时候看看书。我不用担心头一个星期嘲笑我、下一个星期表扬我的教授，不用担心论文、厚厚的阅读作业和考试。我就自由了。
我当然想跟汤姆一起去，想有钱买新车，载着一个金发美女，一个没有犯罪感的新教徒在底特律兜风。我会穿着光鲜的美国服装回到利默里克，只是他们会打听我在美国做什么工作绝不能告诉他们我整天站在那儿，将装配线传送来的七零八碎的东西固定在别克车上。我情愿告诉他们，我是纽约大学的学生，即便有人问：大学？你怎么会上大学？十四岁辍学，从来没有踏足过中学的你？他们可能会说，在利默里克我总是自命不凡，爱摆架子，骄傲自大。是上帝让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这儿操劳受苦，在利默里克的小巷里生活了那么多年，我以为自己是谁呀？
仓库里有人嘲笑我，想知道午饭时间我和霍勒斯到底坐在那儿干些什么，和那个祖父母从树上掉下来的家伙有什么好谈的呢？如果我坐在平台上看上课用的书，他就会晃着双手，问我是不是某个精灵。我想用拖钩扎他们的脑袋，但埃迪·林奇叫他们住嘴了。别打扰那个孩子。他们是无知的粗人，祖父母还待在烂泥潭里呢，即使屁股陷到烂泥里，也不会知道上树。
想到和这么一群人坐在一起，把书扔在地上，想着一切都那么虚无，就情绪低落，我得查查什么是存在主义，阿尔贝·加缪是谁。我正打算这么做呢，学生们开始谈论起不同的学院。我发现自己正待在一个受人鄙视的学院——教育学院。能在商学院或者华盛顿广场文理学院读书是好事。但如果是在教育学院，你就排在末尾了，你将成为一名老师。又有谁想当老师呢？一些学生的母亲就是老师，可她们屁也没得到，操。为一群不欣赏你的孩子操碎了心，又得到什么了呢？山羊便便，那就是你得到的。
从他们说话的神情，我就知道山羊便便不是个好词。这是除了存在主义以外，另一个我得查字典的词。坐在自助餐厅里，听着身边这些欢快的谈话，知道自己永远也赶不上其他学生，我感到很郁闷。他们都有高中文凭，父母为了送他们上纽约大学以便将来成为医生和律师而不停地工作。但他们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在自助餐厅里花了多少时间不停谈论存在主义和自杀吗？我在这儿，二十三岁，没有高中文凭，眼睛不好，牙齿不好，什么都不好。我到底在这儿做什么呢？我觉得自己有幸没有和这些想自杀的聪明孩子坐在一起。如果让他们发现我想当老师，我就会成为这群人的笑柄。或许，我应该在自助餐厅另外找个位置，和教育学院未来的老师们坐在一起，尽管那等于向全世界表明我和那些不能上好学院的失败者是一伙的。
每天，我都认识到自己是多么无知，特别是在纽约大学自助餐厅要一杯咖啡或一份烤奶酪三明治的时候。总是有成群结队的学生把书扔在地上，除了谈论功课外，他们似乎无所事事。他们抱怨教授，因为分数给低了而咒骂教授；吹嘘如何用同一篇论文来应付不止一门功课；要不就笑着说可以用从百科全书或其他书上抄来的论文戏弄教授。大多数班级都很大，教授们只能略读一下论文，如果有助教，他们更是什么也不知道。学生们就是这么说的。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似乎是个游戏。
每个人都在说话，没有人听，我明白这是为什么。我也想成为一名谈笑着抱怨一切的普通学生，但不能听到人们谈论那个叫平均积点分的东西。他们谈论平均积点分，因为它能让你到好的研究生院读书，那是让父母发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