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上，我的签到卡上有张纸条，要我到十九层报到。埃迪·吉利根说这不是个人问題，但他们不想让我红着双眼，现在又光着脑袋待在大堂里。众所周知，那些突然没了头发的人将不久于世。即便你站在大堂中央，宣布这是理发师干的，大家也都会往最坏处想。他们在人事部门说：红眼睛、秃脑袋，两个加在一起，你在大堂里接触客人，问题可就大了。等头发长出来，眼睛好了，我也许会回到大堂，有朝一日也许能当个餐厅勤杂工。我会赚很多的小费，可以让利默里克的家人生活得排场一些，但不是现在，不是顶着这个脑袋，带着这双眼睛。
但是奥斯丁夫人没有出现。当你不在意的时候，女房东从来不会出现。
现在你要把头发剃光。和从新几内亚来的人一样，你的头上有种有传染性的头皮屑。这种头皮屑掉到你的眼睛里了。头发得剃光，而且每天得用药皂擦洗头皮，直到头皮发亮，有刺痛感，然后回来见我。一共十美元，孩子。
一关灯，我就想起该往头皮上抹药膏，但随后意识到如果躺下，药膏会沾到枕头上，奧斯丁夫人又该冲我发火了。只能坐起来，将脑袋靠在铁床架上，即使有零星的药膏沾到床架上，也能擦干净。可床架上有小涡卷形图案和花朵，凸出的花瓣让人无法像样地睡上一觉。我只能下床睡到地板上，这样奥斯丁夫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母亲来了封信，说家里的日子不好过，知道我的薪水不丰厚，每星期能有十美元，她已经很感激了，但能不能再省个几美元为迈克尔和阿非买双鞋子？她找了份照看老人的活儿，原以为可以撑到新年，这样就有几先令可以买鞋子和圣诞晚餐（火腿或者其他体面一点的东西）了，可那老人却出人意料地死了，真是让人失望之极。她说病人不应该在明知自己遭受病痛折磨时雇人来照看自己，给人工作的幻想。现在除了我寄去的钱，家里已经没有进项了。看来，可怜的迈克尔在明年满十四岁时就得辍学去找工作了。真丢人哪！她想知道，半数的爱尔兰儿童衣不蔽体地在街道、田野和小巷里游荡，我们和英国人打仗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吗？
还眨眼睛呢，嗯？好吧，孩子。我看了三十七年的眼睛，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儿。你是哪儿的人，墨西哥还是什么地方？
男孩和女孩在一起
不，我是爱尔兰人，医生。
药皂是两美元。第三大道的意大利理发师又收了我两美元，外加剪头发和刮头皮的小费。他对我说，将一头漂亮的头发剃掉是让人伤心的奇耻大辱。如果他有那么一头漂亮头发，他们得把他的头砍了才能这么办。除了“擦又亮”牌鞋油外，那些医生啥也不懂。但如果这就是我想要的，他又能向谁抗议呢？
我和玛米·奥罗克
九年了，医生。我十一岁时去过爱尔兰的眼科医院。
就在纽约的人行道上
爱尔兰的冬天也许就要来了，但这儿更冷。我从爱尔兰带来的衣服不足以抵挡纽约的冬天。埃迪·吉利根说如果我只有这些衣服穿着上街，那就活不到二十岁。如果我不是那么好面子，就可以到西区那个救世军大仓库去，花几个美元能弄到所有的冬装。一定要弄些让我看上去像美国人的衣服，而不像种卷心菜的农夫、来自沼泽地区的爱尔兰人的东西。
但是，我还不能到救世军那儿去，我得给母亲寄十五美元的海外汇票。我还担心，如果巴尔的摩酒店厨房里的波多黎各人发现我的眼病，我就不能从他们那儿得到残羹剩菜了。
我得到浴室用温水和卫生纸清洗眼睛，然后才能看《时代周刊》。躺在床上看报纸，吃着小甜圆面包，喝着牛奶，感觉很爽，直到奥斯丁夫人在楼下喊，抱怨她的电费飞涨，要我行行好把灯关了，她不是百万富婆。
爱尔兰没有你这种病。这不是结膜炎。我知道结膜炎。这是一种别的病。我可以告诉你，你还能保住眼睛真是万幸。我在从太平洋、新几内亚等地方回来的人身上见过你这种病。你到过新几内亚吗？
当然，奥斯丁夫人从地下室的窗户呆呆地往外张望。我一到前门，她就冲上楼梯问我的头是怎么回事儿。出事故了吗？遭火灾了，还是别的什么？我想冲她怒吼：这看上去像该死的火灾吗？但是我对她说，我的头发只是在酒店厨房被火烧了一下，理发师说最好全部剃掉，让头发重新长起来。我不得不对奥斯丁夫人有礼貌，担心她会让我卷铺盖滚蛋。那样的话，我就得在星期六拎着个棕色小提箱、光着个脑袋、带着仅有的三美元财产露宿街头。她说：好吧，你还年轻。然后她就下楼了。我只能躺在床上，听着街上的人说笑。虽然听了酒店和医生的要求，但我不知道自己星期一早上怎样光着脑袋去上班。
我走到镜子前，白白的头皮吓了自己一跳。我希望能一直待在这儿，直到头发长出来，但是我饿了。奥斯丁夫人不允许在房间里吃饭喝水。夜幕一降临，我就上街买了一个小甜圆面包和一品脱牛奶，然后用大版的星期日《时代周刊》遮住，不让奥斯丁夫人看见。现在，我还有不到两美元，得撑到下个星期五，可今天才星期六。如果她阻止我，我就说：医生说我得了新几内亚病，理发师又将我的头剃得光光的，我为什么不应该吃个小甜圆面包，喝一品脱牛奶呢？电影里，他们挥舞着星条旗，将手搁在胸前，向全世界宣布这是自由者的土地、勇敢者的家园。对于这些场景，我很是疑惑——你清楚，你甚至不能带着柠檬蛋白派、干姜水或香蕉去看《哈姆雷特》，不能带着食品或饮料进入奥斯丁夫人的出租屋。
我在巴尔的摩酒店挣了三十二美元。扣除社会保险金和个人所得税后，我的收入才二十六美元多点儿。交完房租，还剩二十美元。我已经从中拿出十美元寄给了母亲，自己留了十美元当伙食费和下雨时的地铁费。其他时间，我都步行上班，节省几个钱。我会时不时地疯狂一把，到第十八大街剧场看场电影，带一块好时巧克力或两根香蕉（世界上最便宜的食物）偷偷溜进去。有时候，在我剥香蕉的时候，那些住在派克大街、嗅觉灵敏的人们会吸吸鼻子，交头接耳：我闻到的是香蕉吗？接下来，他们就会威胁向管理人员投诉。
我们要上街，埃迪说，整个该死的工会。我们要关闭这座城市的每一家酒店。但是我告诉你，他们给了我一个住在莱克星顿大道的眼科医生的名字。你到他那儿看看，一星期后回来汇报。
他用一根小木条拨弄我的眼睛，又用棉签擦了擦。棉签粘到眼睑上，搞得我不停地眨眼睛。他叫我不要眨。如果我坐在那儿像个疯子似的眨眼睛，那能指望他怎么检查呢？但我忍不住要眨眼睛。他越是拨弄，越是用棉签擦，我越是眨得厉害。他气得将棉签扔出了窗外，然后拉开桌子的抽屉，骂骂咧咧的，又使劲关上。他找到一小瓶威士忌和一根雪茄。那些东西让他心情大好，坐在桌旁笑了起来。
埃迪·吉利根听说了一些关于我眼睛的闲话，被叫到人事部，因为他是商店服务员。他们对他说，迈考特绝不能再靠近厨房，以免接触到毛巾什么的，别让波多黎各洗碗工和意大利厨师传染上结膜炎或者我的其他毛病而变成半瞎。我还能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是民主党派来的。他们花了很多钱在酒店租了大办公室。埃迪说，凯里先生或许是个固执而难对付的老板，但他为自己人说话。他对！人事部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们，只要一解雇那个眼睛不好的孩子，民主党就会知道，而巴尔的摩酒店的末日也就到了。他们会看到一场由该死的酒店工会发动的罢工。不再有客房服务，不再有电梯。埃迪说：胖杂种们就得自个儿走上楼梯了，女服务员们也不会在浴室里摆放卫生纸。想象一下：又老又胖的杂种困在厕所里，没东西擦屁股，而这都是因为你的眼睛不好，孩子。
医生的办公室在一幢老楼里，要往上爬四段楼梯。孩子们在哭泣，收音机里放着：
我们畅游灯的奇异世界
但是，我已经不再关心这个，即使他们向引座员投诉，我也不会再躲在男厕所里偷偷模摸地吃香蕉。我会去位于巴尔的摩酒店的民主党总部，对他们说我是个有爱尔兰口音的美国公民，为什么在看加里·库珀的电影时因为吃了根香蕉就受折磨？
医生对我说：进来，坐到这把椅子上。你的眼睛怎么啦？来这儿配眼镜吗？
当然，他们在大街上盯着我看。我想用威胁的日光回敬，但眼睛上沾满黄眼屎，还夹杂着棉花絮。我几乎成了个瞎子，没法盯着他们看，只得前后寻找行人最少的小路，在城市里曲折前行。最好的街道是第三大道：高架铁在头顶上哐啷哐啷地行进，到处都是人；酒吧里人们各怀心事，无暇他顾，也不盯着过往的红眼睛看。从银行和服装店里出来的人总是盯着人看，而酒吧里的人只关心他们的酒，根本不在意你走在大街上是否双目失明。
我有点感染，医生。
没有，医生。
上帝，是的，是有些感染。这样有多长时间了？
他举起一面镜子，让我看自己那光秃秃的后脑勺。我为自己的光脑袋、红眼睛、粉刺、坏牙齿而深感羞愧，浑身无力。如果有人在莱克星顿大道看我一眼，我就会把他推到车流中，我后悔来到美国。由于我的眼睛，美国威胁要解雇我，还让我光着脑袋走在纽约的大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