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是鸡尾酒会。
我转回身，走到楼梯下，对他说，多洛雷斯勾引我坐上E线地铁，一路送她到昆斯村，让我以为那晚会有高潮。在那之后，我不在乎此生或来世能否再见到她。在登上前往闹市区的地铁前，帕迪和我在百老汇一家酒吧停了下来喝杯啤酒。帕迪说：天哪，你怎么啦？屁股被蜜蜂叮了？
哦，为了爱尔兰，死何足惜！
领带是我俩首次出现意见分歧的根源，我第一次见识了迈克·斯莫尔的脾气。当时，我们要去参加一个鸡尾酒会，我到她位于河滨大道的公寓楼外接她。她说：你的领带哪儿去了？
在家里。
老人说他认识一个同镇的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家酒馆工作二十五年后回家定居，可一句捷克斯洛伐克话也不会说。这都是因为他和自己人，在那儿能找到的几个爱尔兰人在一起。他们聚在一起，感谢上帝和圣母马利亚。老人说为了向和自己人在一起的爱尔兰男人和女人们表示敬意，想请我们俩喝杯酒。和自己人在一起，孩子一出生就知道父亲是谁。天哪，上帝饶恕我说的话，知道父亲是谁是最重要的事情。
上帝拯救爱尔兰，他们都说
我对他讲了迈克·斯莫尔和领带的事，他一点也不同情，说这就是我结交那些该死的新教徒的下场。你远在利默里克的可怜母亲会怎么说呢？我不在乎母亲会怎么说。我迷恋着迈克·斯莫尔。
威士忌让我的脑海里一片黑暗。我想告诉帕迪和那个老人：我厌倦了爱尔兰的苦难，无法同时生活在两个国家。但是我离开了他们。他们俩坐在酒吧的凳子上商谈着什么。我从第一七九大街走到百老汇，再走到第一一六大街，希望等的时间足够长，能瞥见迈克·斯莫尔由穿西服的律师先生送回家。我既想瞥见这一幕，又不想瞥见，直到巡逻车里的警察直冲我喊：快点走，伙计，所有的巴纳德女孩都已经上床睡觉了。
不论我们死在高高的断头台
我早就知道自己更喜欢纽约的闹市区。那里，留着胡子的男人和披着长发、戴着珠子项链的女人在咖啡馆和酒吧里读诗。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凯鲁亚克、金斯堡、布里吉德·默纳汉。不住在阁楼和经济公寓里的时候，他们就周游全国，用巨大的酒壶喝葡萄酒，吸大麻，躺在地板上挖掘爵士乐。挖掘，他们就这么说。他们打响指，很酷，哦，很酷，就像我在利默里克的帕特舅舅一样，对任何事情都不在乎。如果必须参加鸡尾酒会或者打领带，他们就活不了了。
帕迪旁边有个坐在凳子上抽烟斗的老人，说：那没错，儿子，那没错。告诉你的朋友，你得和自己人在一起。我这辈子都和自己人在一起，为电话公司挖坑，都是爱尔兰人，一点麻烦也没有，因为，天哪！我和自己人在一起。我见到年轻人到这儿后和各种不同的人结婚，丢掉了自己的信仰，接下来去看棒球赛，那就是他们的结局。
上帝拯救爱尔兰，英雄们说
我家里有领带，为什么还要买？
帕迪狠狠地看了我一眼。啊哟！看在耶稣基督的分上，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知道你的问题吗？新教徒和黑人，接下来就会是犹太人，然后你就死定了。
我不喜欢打领带，格林威治村的人都不打领带。
我喝着啤酒，搞不懂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警察不停地叫你不要停；人们在你的火腿三明治里放鸽子屎；和美式橄榄球运动员定情要订婚的女孩因为我不打领带而离开了我；嬤嬤替他留下的迈克尔洗礼，尽管他曾在集中营里受过难，本该保留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不去麻烦任何人；大学生们尽情地吃喝，悲叹存在主义和一切的虚无。而警察再次对你说，不要停。
西端酒吧里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喝杯啤酒，或许能混进去，被误认为是他们中的一员，排名比纽约大学学生还要高。一个金发美女可能会爱上我，让我忘了迈克·斯莫尔。但我仍旧认为，即使布里吉特·巴多特溜进我的被窝，我也不会对迈克·斯莫尔不屑一顾。
还是死在战场上
威士忌让他们越来越迷糊。我盯着酒吧里的镜子，不知道现在是谁在亲吻迈克·斯莫尔。我想和她一起走在大街上，这样大家都会转过身来看我们，我会成为所有人忌妒的对象。帕迪和老人的话只不过让我想起成千上万为爱尔兰牺牲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会因为我背叛爱尔兰人的事业、结交新教圣公会教徒而不满。帕迪又一次背对着我，留下我呆呆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明白身处的这个世界。老人时不时绕过帕迪，靠过来告诉我跟自己人在一起，跟自己人在一起。身在纽约这片自由者的土地和勇敢者的家园，但一举一动都应该像在利默里克那样，带有爱尔兰特征。我只能和爱尔兰女孩约会，但她们把我吓坏了，总是天恩眷顾的样子，对任何人和事都说不，除非那个人是想在卢斯卡门郡的农场定居，抚养七个孩子、三头奶牛、五只绵羊和一头猪的帕迪·马克。如果我不得不听有关爱尔兰的悲惨故事，只能和身段优美的乡村女孩、来自莫林加的娘们儿跳舞，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回到美国来。
我呆呆地坐在酒吧的凳子上，脑海里只有迈克·斯莫尔。她金发碧眼秀色可餐。她是一个纯美国女孩，按照新教圣公会教徒的方式轻松地驶过人生的航程，头脑里都是蒂佛顿的美好回忆：那个长岛小镇；祖母抚养她长大的房子；卧室里的小窗帘轻柔地飘荡在朝向纳拉干西特河的窗户上；铺了很多床单和毯子，摆着枕头的床铺。躺在床上梦想着外出，枕头上散着金色长发；乘坐装有干草的大车出游，到波士顿旅游，男孩男孩男孩。奶奶在早上准备好了营养丰富的美国式早餐，她这个小女孩就可以用整天迷倒每一个男孩、女孩、老师和任何遇到的人，包括我在内，主要是我。
这就是纽约的富人区，我一点也不喜欢，特别是在一个穿西服的男人和迈克说话的时候。他告诉她自己是个律师，还冲我点点头，问她究竟为什么和我这样的人约会。他邀请她去吃晚餐，好像她应该走开，将我留给空杯子、不新鲜的东西和不唱歌的人。当然，她说：不，谢谢。但你可以看出她受到了奉承，沾沾自喜。我不知道她是否愿意和穿西服的律师先生出去，而不是和我这个来自贫民窟、没上过高中、用两只雪地里的尿坑似的眼睛呆呆地看世界的人在一起。当然，她愿意嫁给某个有着清澈蓝眼睛和光亮白牙齿的人，那个人会带她参加鸡尾酒会，搬到维斯切斯特。在那儿，他们会加入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球，喝马提尼酒，就着杜松子酒的酒劲儿嬉笑玩乐。
有时候，她会应邀参加鸡尾酒会，并带我一起去。人们鼻子对鼻子站着聊天，吃着过期的面包块和饼干上的小东西。没有人像利默里克人那样唱歌或讲故事，最后他们看自己的手表，说：你饿吗？想去吃点东西吗？于是，人们零零散散地走了出去。他们把这称为聚会，让我很困惑。
快点走，警察说。我照做了。现在谁在亲吻她？律师一定正在怀抱着她看电影、指尖悬荡在她那为蜜月保留的胸部边缘，吃爆米花的间隙可能会有亲吻或拥抱。而我在百老汇看着街对面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门，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希望能找到一个来自加州或者俄克拉荷马州，像迈克·斯莫尔一样金发碧眼，牙齿从来没有疼痛或龋洞，总是开心的女孩。她总是开心，因为她的人生已经设计好了：大学毕业，嫁给一个不错的男孩（她叫他男孩），过上平静、轻松、舒适的生活，就像我母亲曾经说过的那样。对警察说这些没什么用。
他要了杯威土忌，说我也应该来一杯，那可以让我无所顾忌地说话，让我平静下来，头脑清醒。喝下两杯威士忌后，我告诉他自己是多么想躺在格林威治村一间屋子的地板上抽大麻，和一个长发女郎共饮一罐酒。查理·帕克在留声机里唱着，悠长舒缓而甜蜜的乐曲让我们飘上天堂，又让我们缓缓降到人间。
警察再次向我走来，叫我不要停，伙计。我努力带着尊严走过第一一六大街。这样他就不能用手指指点点，对同伴说：又一个从老家来的嗜酒如命的爱尔兰人。他们不知道，也不会在乎这一切都是因为迈克·斯莫尔想让我打领带而我拒绝了。
如果不用在银行、码头、仓库干活，我就有时间成为一名循规蹈矩的大学生，悲叹人生的虚无。我希望父母过着体面的生活，送我上大学。这样我就可以在酒吧和自助餐厅里对人说自己是如何因为加缪每日催人自杀而崇拜他，如何因为海明威甘冒公牛角的风险而崇拜他。如果有钱有时间，我在心灰意冷这方面会比纽约任何一个学生都要优秀。但我永远都不能对母亲提这些事，她会说：啊哟，看在上帝的分上，难道你身体不健康，没有鞋子穿，没有一头好头发吗？你还想要什么呢？
帕迪·阿瑟穿戴整齐，但没有打领带，正从楼梯上下来，要去参加一个爱尔兰舞会。我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去呢？也许能再次见到多洛雷斯。
我不管格林威治村的人戴些什么。这是鸡尾酒会，所有的男人都打领带。你现在是在美国。我们到百老汇的男装店去给你弄条领带。
这些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扯着嗓门争辩虚无的人生，一切都是那么的荒唐可笑，所有重要的事情在压力之下都成了神的恩惠，哥们儿。当那个公牛角冲你冲过来，擦伤了你的屁股，你就知道那是真理到来的时刻了，哥们儿。看你的海明威吧，伙计，看你的J·保罗·萨特吧。他们知道真相。像这些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这样，我还不如去纽约大学的自助餐厅。
在无名的痛苦中，我坐上开往华盛顿高地的第七大道地铁，咒骂自己的倔犟，担心她会彻底放弃我，投入穿西服的律师先生的怀抱。夏天剩下的日子里，她会和他一起参加鸡尾酒会，直到美式橄榄球运动员鲍勃从后备军官训练营回来。她甚至可能为那个律师放弃鲍勃，念完大学后搬到维斯切斯特或者长岛去。那里，所有的男人都打领带，有些人甚至每周七天都打。打领带还是为了社交。她会高高兴兴地穿戴整齐去乡村俱乐部，高兴地想起她父亲说的话：女士只有戴上齐肘的白手套才算穿戴得体。
我回头沿着百老汇大街走过哥伦比亚大学，走到华盛顿高地，向乔治·华盛顿大桥走去。在那儿，我可以好好打量哈德逊河。我的脑海里充斥着乌云和噪音，利默里克、达豪和埃德克莱因，美国大兵在那儿拯救了他留下的迈克尔，一个无用的人。我母亲在我脑海里进进出出，还有梅奥的埃默、罗得岛的迈克·斯莫尔。帕迪·阿瑟大笑着说我两只眼睛就像雪地里的尿坑，永远都不会和爱尔兰女孩跳舞。我仔细打量着哈德逊河，为自己感到难过，直到天空在远处放亮，初升的太阳从一个桥塔到另一个桥塔，将曼哈顿变成金色的立柱。
如果你穿成那样，我就不去参加聚会了。
她从我身边走过，沿着第一一六大街向百老汇走去，伸出手，跳上一辆出租车，也不看看我是不是跟上了。
我们举杯，向所有和自己在一起并且知道父亲是谁的人致敬。帕迪靠近那老人，他们谈起了家乡爱尔兰，尽管老人已经四十年没回去了。他希望自己能葬在戈特那个美丽的城镇，葬在可怜的爱尔兰母亲和在抗击背信弃义的撒克逊暴君的长期斗争中尽了本分的父亲身边。他举起酒杯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