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探过身来调整光线，假发掉了下来。一看见那只有零星几缕棕色头发的脑袋，身体里的伏特加就使我大声笑出来。继续，她说，总有一天，你母亲的假发也会掉下来，看看到时候你还会不会笑。接着，她把假发戴回头上。
克莱因夫人抽泣着说：我是天主教徒，我是天主教徒。
玛丽·托马斯嬤嬤对我很好奇。我信教吗？上的是什么学校？因为她看到了书和笔记本。我说是纽约大学，她皱了皱眉头，不知道在那么个地方我会不会失去宗教信仰。我不敢告诉她，自己很多年以前就不去参加弥撒了。她和比阿特丽斯嬤嬤对克莱因夫人和卧床不起的迈克尔是那么好。
我还没进门，克莱因夫人就对我说起了她的过去，叫我不要匆忙下结论。她的姓可能是克莱因，但那是她那犹太丈夫的姓，她自己的姓是坎蒂。我应该很清楚再也没有比那个姓更具爱尔兰特征的了。如果我在圣诞节没地方可去，可以和她，以及她丈夫留下的儿子迈克尔一起过圣诞节。她丈夫埃迪是她所有麻烦的根源。战争爆发前，他和他们四岁的儿子迈克尔跑到德国，因为他母亲快不行了，他盼望着继承她的财产。当然，他们，包括他母亲在内的整个克莱因家族都被送到了集中营。对该死的德国纳粹说迈克尔是出生在华盛顿高地的美国公民根本没有用。她再也没见着丈夫，但迈克尔幸存下来。战争结束时，这个可怜的孩子终于能对美国人说他是谁了。她说她丈夫留下的儿子就在大厅尽头的一间小屋子里，我应该在圣诞节那天下午两点去她的厨房，在晚饭前小酌一杯。不会有火鸡，如果我不介意，她想做欧式菜。不要说是，除非我真的这么想。如果我有地方去，有做土豆泥的爱尔兰姑娘，就不用来吃圣诞晚餐了。不用担心她。这不是她第一个只有大厅尽头她丈夫留下的迈克尔陪伴的圣诞节。
她坐在我床边，把酒杯放到地上，双手捂着脸。上帝啊，上帝啊，她说，一想到他们对他的所作所为和迈克尔的所见所闻，我就无法入睡。迈克尔看到了什么？我见到过报纸上的照片，上帝啊。我知道他们，那些德国人。他们住在这儿，开熟食店，还有孩子。我问他们：是你们杀了我的埃迪吗？他们都盯着我看。
圣诞节那天，厨房里飘来奇怪的味道。克莱因夫人正在用煎锅挤压东西。饺子形馅饼，她说，波兰菜。迈克尔喜欢。喝杯加橘汁的伏特加吧。一年中流感到来的这个时节，喝点这个对你有好处。
蒂姆·科因在商业冷藏公司工作，住在西第一八〇大街七二〇号的玛丽·奥布莱恩家庭旅馆，拐过街角就是我住的地方。他叫我随时过去喝杯茶，玛丽很友好。
另一个嬤嬤点头说没错。她老是那么忙，很少说话。当玛丽·托马斯嬷嬷努力拯救我的灵魂远离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时，比阿特丽斯嬷嬤不是在给阿格尼丝夫人洗澡就是在为迈克尔梳洗。有时候，比阿特丽斯嬤嬤打开迈克尔的房门时，楼道里弥漫的气味会让你想吐，但那都不能阻止她进去，还是为他洗澡换床单。你能听到她哼着圣歌。如果克莱因夫人醉得太厉害，嚷嚷着要洗澡，比阿特丽斯嬤嬤就会抱着她，哼圣歌，轻轻梳理她头上稀疏的棕色头发，直到克莱因夫人像个孩子似的躺在她怀里。玛丽·托马斯嬷嬷很不耐烦，对克莱因夫人说：你没有权利这样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还要去看望其他可怜的人，他们是天主教徒，克菜因夫人，天主教徒。
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冲到厨房里。还好，只烧糊了一点，饺子形馅饼变得又脆又好吃。我的人生哲学就是——你想知道我的人生哲学吗？那就是，厨房里任何不利的东西，都可以加以利用。做泡菜和烟熏红肠的时候，我们不妨再喝一杯伏特加。
我跟着她穿过她的卧室，来到一间小黑屋子里。迈克尔坐在床上，瞪着前面看。我们拿来椅子，把他的床当桌子。克莱因夫人打开收音机，我们听大号铜管乐器和手风琴演奏的音乐。这是他喜欢的音乐，她说，任何欧洲的东西。他很怀旧，你知道，怀念欧洲，看在上帝的分上。是不是呀，迈克尔？是不是呀？我在和你说话呢。圣诞快乐，迈克尔。该死的圣诞快乐。她扯下假发，把它扔到角落里。不再伪装了，迈克尔。我巳经受够了。跟我说话，不然明年我就做美国菜。明年，我做火鸡，迈克尔，馅料，越橘酱，所有的配菜，迈克尔。
那不是真正的家庭旅馆，是个大公寓。四个房客每星期各付十八美元。与布朗克斯区的洛根旅馆不同，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吃到体面的早餐，而在洛根旅馆，必须参加弥撒或者在天恩眷顾的情况下才能吃到。玛丽在星期天的早上更愿意坐在厨房里喝茶抽烟，笑着听房客们讲让他们发誓再也不这样的宿醉了。她对我说，如果其中一个男孩离开、回到爱尔兰，我就可以搬到那儿去住。他们总会回去，认为自己可以攒几美元，和某个乡村女孩在古老的农场定居。但夜复一夜，除了妻子在你对面伴着炉火织毛衣，而你想着纽约的灯光、东区的舞厅和第三大道漂亮舒适的酒吧，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想搬到玛丽·奧布莱恩家庭旅馆，离开阿格尼丝·克莱因夫人。她似乎永远站在门后等着我将钥匙插到锁上，这样就可以将一杯加橘汁伏特加塞到我手里。对她来说我得看书写论文完成纽约大学的功课，这不要紧；在码头或仓库平台值夜班累得要命，也不要紧。她想对我讲她的人生故事，埃迪如何比任何一个爱尔兰人都让她着迷。要提防犹太女孩，弗兰克，她们也很迷人，很……你们怎么说来着？很性感。你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踩在玻璃杯上了。
那还是有争议的，克菜因大人。
我对玛丽·奥布莱恩和她的房客们说了这件事。他们都歇斯底里地笑。玛丽说：哦，上帝爱她，我认识可怜的阿格尼丝，知道发生在她身上的所有事情。有些时候，她完全失去理智，不戴假发四处溜达，逢人便问哪儿有拉比，要为她儿子、他留下的卧床不起的可怜的迈克尔改变信仰。
两名修女两星期过来帮助克菜因夫人一次，给迈克尔洗澡换床单，打扫公寓，在她洗澡的时候照看她。她们梳理她的假发，这样假发就不会看上去乱糟糟的了；把水掺在她的伏特加里，她不知道。如果她喝醉了，那也只是心理作用。
迈克尔直直地盯着前方看，烟熏红肠的油渍在盘子里闪闪发亮。他母亲胡乱摆弄着收音机，直到找到唱《白色圣诞节》的平·克里斯贝。
玛丽·托马斯嬤嬷小声对我说了些我只能对神甫讲的事：她擅自为迈克尔洗礼了。毕竟，他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他母亲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嬤嬤们不愿去考虑迈克尔可能会遭遇什么事，如果他没有接受洗礼就死了的话。他在德国受的罪还不够多吗？这个可怜的小男孩看着父亲被带走或者见到更糟糕的事。他不应该接受洗礼吗？万一某个早上他在床上醒不过来了呢？
我的新房东是阿格尼丝·克莱因夫人。她带我看了一间每星期十二美元的屋子，一间真正的屋子，不像第六十八大街的奥斯丁夫人租给我的那个楼道尽头的隔间。屋子里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靠窗的角落有个小沙发。几个月后，我弟弟迈克尔从爱尔兰来了可以睡在那儿。
她想知道我在这儿的作用。是我鼓励阿格尼丝喝酒呢，还是反过来？我对她说我没有时间做这些。我忙着上学，忙着工作，只能睡一小会儿。她想知道我是否愿意帮个忙，解除她的心灵痛苦。如果我有时间，而可怜的阿格尼丝睡着了或者在喝了掺水的伏特加后醉了，我能否穿过楼道，跪在迈克尔的床边，数着念珠说几句万福马利亚？他可能不理解，但你怎么知道呢？在上帝的帮助下，万福马利亚可能会渗入这个可怜的受难人的脑子里，帮助他回到现实社会，回归他母亲这一方的真实信仰中来。
她把盘子推到床的一边，头靠着迈克尔的胳膊肘睡着了。我等了一会儿，把自己的晚饭拿到厨房，倒到垃圾桶里，回到自己的房间，倒在了自己的床上。
没错，弗兰克。我叫你弗兰克，你不介意吧？你不踩碎了葡萄酒杯，她们就不会嫁给你。然后，她们会让你改变信仰，这样孩子就可以成为犹太人并继承所有东西。但是我不会。我曾经想这么做，但我母亲说如果我成为犹太人，她就从乔治·华盛顿大桥上跳下去。这话也就咱们私下里说说，我才不在乎她是不是从桥上跳下来，再被过往的拖船撞下水。她不能阻止我成为犹太人。我坚持信仰是因为我爸爸，他很正派，没有喝酒的毛病。但你对坎蒂这么个姓又能有什么期待呢？在凯里郡，这样的姓遍地都是。我盼望着有朝一日上帝能赐予我健康。他们说凯里郡一片绿色，是那么美丽，但我从来没见过绿色。除了这公寓和超市外，我什么也看不见，见到的只有这公寓和大厅尽头他留下的迈克尔。我父亲说，我成为犹太人会让他心碎，并不是他反感那些受苦受难的可怜人，而是因为我们也受过苦。我要背叛多少年来那些被绞死、被四处乱埋的祖祖辈辈吗？他来參加了我的婚礼，而我母亲没来。母亲说我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说爱尔兰人饿死都不会去喝新教徒的汤，对我的行为，他们会怎么说呢？埃迪抱着我，对我说他和自己家人也产生了矛盾，说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让全世界去亲你的屁股。看看埃迪的遭遇，最后进了他妈的炉子。上帝原谅我讲脏话。
我们待在厨房，又喝了杯伏特加。烟熏红肠咝咝作响，炖泡菜发出一股酸味儿。克莱因夫人在托盘上放了三个盘子，为迈克尔倒了一杯马尼舍维兹甜红葡萄酒。他爱喝，她说，就爱配着烟熏红肠和泡菜喝马尼舍维兹甜红葡萄酒。
如果克莱因夫人啜泣起来，比阿特丽斯嬤嬤就会更紧地抱着她，另一只手按住她的头，带着浅浅的微笑冲着天堂哼唱圣歌。玛丽·托马斯嬷嬤冲我摆摆手指，说：小心，不要和真实信仰之外的人结婚。这就是下场。
我对她说，我母亲有一头好头发。她说：不足为奇，你母亲从来没有一个走向纳粹军队的疯子丈夫。如果不是因为他，迈克尔，那个他留下的儿子就会从床上起来，和可怜的母亲一起喝杯伏特加，为饺子形馅饼流口水了。哦，上帝呀，饺子形馅饼。
她哭了，向后躺在我的床上睡着了。我不知道该不该叫醒她，告诉她我很累了。我一星期付十二美元，她却在我的床上睡觉，而我只能在角落里那个硬沙发上辗转反侧。那个硬沙发是为我几个月后来的弟弟迈克尔准备的。
最好习惯这个，迈克尔。明年就是平和馅料了，让烟熏红肠见鬼去吧。
我们坐在她的起居室里喝酒。她谈起了丈夫。如果他在这儿，我们就不会围坐在一起喝伏特加，做饺子形馅饼了。对他来说，圣诞节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如果我那样做，她就会为我祈祷。首先，她会祈祷我离开纽约大学。人人都知道那里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在那儿我会面临失去不朽灵魂的巨大危险。如果一个人赢得了整个世界却失去了不朽的灵魂，那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上帝知道，在福德姆大学或者圣约翰大学一定有我的位置。和纽约大学不同，那些地方不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温床。我最好在麦卡锡参议员盯上纽约大学之前离开那里。上帝保佑他，照顾他，不对吗，比阿特丽斯嬷嬷？
我问她什么是烟熏红肠，她边倒酒边冲着我大喊大叫，说她无法相信世上竟然有这么无知的人。在美国陆军待了两年，你竟然不知道烟熏红肠？难怪共产党人正在取得主导地位呢。看在上帝的分上，那是波兰香肠。你应该看着我煎，以免娶一个不是爱尔兰人却想吃烟熏红肠的好女孩。
踩在玻璃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