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什么了？
那天，我出门了，回来后，我坐地铁到妈妈的公寓看他。但是，他已经和马拉奇一起去参加戒酒互助协会的集会了。我们喝着茶等待。她再次说，在这世上，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还是那个喝了酒就发疯的疯子，所有改邪归正的话都是撒谎。她很高兴他有一张三星期后的返程票。但是，她的眼里一片暗淡。她一定曾经希望拥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男人在自己身边，儿子和孙子孙女们从纽约各地赶来看她。
非常暖和，他说，在这样一个夜晚，你有渴死的危险。
你为什么摇头？你是个酒鬼，你得承认。
啊，那是晕船。我们在这儿喝点，凉快一下。
哦，不。我不像集会上那些穷人一样是个酒鬼。我不喝煤油。
嗯，那船上又是怎么回事？你得让人搀下来。
他戴上了帽子。我们沿着弗莱布殊大道往南走。啊，他说，这是个非常暖和的夜晚。
后来我知道，如果血脉相连，我一定是遗传了父亲家族的特点。母亲家族的人在利默里克经常说，我的奇怪举止像父亲，性格中还有浓烈的北爱尔兰气质。他们可能是对的，因为不论什么时候去贝尔法斯特，我都觉得像到了家。
我还以为你不喝酒了。
你带着他酩酊大醉地回来。
我对她说了我的想法。嗯，她说，如果他不喝酒，改邪归正，就可以成为我的伴侣。我们可以到希望公园散步，他在宾果游戏结束后来找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
他做了什么？
妈妈和马拉奇在码头上迎接那个改邪归正的男人，他却喝得醉醺醺，让人搀扶着下船。轮船事务长对他们说，他发酒疯，不得不把他关起来。
他再次提到了这个夜晚的炎热。当然，让我们到那些地方凉快一下，这对我们没什么坏处。
她不告诉我，也没有必要告诉我。不难猜到。他大概想和她上床，而那并不在她的期待中。她暗示并抱怨道，如果我没有和他在酒吧里待那几个小时，他就会规矩些，现在就不会在驶向大西洋的“玛丽女王”号轮船上。我对她说，他喝酒不是我的错，但是，她对我很刻薄。昨天晚上是最后一根稻草，她说，而你是其中一部分。
他们在集会结束后回来。大个子马拉奇留着红胡子，因为他的麻烦而神情严肃；我的父亲要比以前老，个头儿小。马拉奇喝了茶。我父亲说：哦，不，然后枕着双手躺在沙发上。马拉奇放下茶杯，站在他身边，俯身教训他。你得承认你是个酒鬼，这是第一步。
喝着啤酒，他告诉我，我母亲是个好女人；我应该对她好；马拉奇是个不错的大小伙儿，尽管你不知道他的红胡子是从哪里来的。听说我娶了个新教徒，他很难过。虽然现在让她改变宗教信仰太晚了，但她还是一个不错的女孩。他很高兴听到我和他在北爱尔兰的姐妹们一样当了老师。再来一杯啤酒会有什么危害吗？
因为你曾在那里喝过酒，我们到那里找过你。
好吧。叫他来待三个星期吧。我们看看他是不是改邪归正了。
他没有醉，只喝了几杯啤酒。
我喝咖啡，吃果馅奶酪卷，知道她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孤独，尽管可能会这么想：啊，当然，要是不喝酒，他其实不是那么不好相处，真的。
第二天早上，妈妈打来电话说：他纯粹是疯了，是的，疯了。
在回公寓的路上，她经常停下来拍拍胸部。这是我的心，她说，一分钟走一英里。所以，就是这儿了。
啊，嗯，世道艰难，买不起面包和肉的时候，我也许在一两个酒吧里干过。他们给我面包和肉，让我带回家给你们这些孩子。
不错。我戒了。
临走前一晚，他问我们想不想出去散散步。妈妈和马拉奇说不，他们累了。他们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比我长，一定厌烦了他的鬼把戏。我说好，因为这是我的父亲，而三十三岁的我对他的记忆还停留在我九岁那年。
一定是香烟。
听上去她没有把握。应该怎么办呢？马拉奇已经对她说过：为什么不呢？她想知道我怎么想。我把问题交还给她。你是怎么想的呢？毕竟，就是这个人让纽约和利默里克的生活仿佛地狱，现在，他想坐船到她身边，一个布鲁克林区的安全港湾。
她在我之前来到餐馆，抽着很冲的美国烟。不，她不想喝茶。美国人可以将人送上太空，但泡不出一杯像样的茶。她就喝咖啡，吃点不错的奶酪蛋糕。她抽了口烟，抿了口咖啡，对我说，在这世上，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马拉奇和妻子琳达还有两个小孩分居，迈克尔和妻子戴安娜还有孩子去了加州，阿非消失在布朗克斯区。整个家庭都四分五裂了。她在布鲁克林区玩宾果游戏，偶尔到曼哈顿参加利默里克妇女联谊会，生活过得不错。为什么要让那个贝尔法斯特男人搅乱这生活呢？
我对她说，如果我父亲是修道院主厨，修士们一定是在长期斋戒。
啊，他说，为什么我应该记得这些地方？
爸爸摇了摇头。
一九六三年夏，妈妈打来电话，说收到一封我父亲写来的信。他声称自己已经改邪归正，已经三年没喝酒了，现在是一家修道院的主厨。
没有，不会有什么危害，啤酒不会有什么危害。我们沿着弗菜布殊大道走来走去。回到母亲的公寓后，我和他在门口分手，我不想看妈妈和马拉奇的脸色。他们一定认为我把父亲引入歧途，要不就是父亲把我引入歧途。他想往北朝军队广场一路继续喝下去，但负罪感叫我说不。他应该在第二天乘“玛丽女王”号轮船离开，尽管他希望我母亲说：啊，留下吧，我们一定有办法友好相处。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在弗莱布殊大道那个昏暗的地方，她很孤独。现在，她在解释那个爱尔兰谚语：争吵好过孤独。要不就重新接受这个男人，要不就在五十五岁时一个人面对老年岁月。我告诉她，我想在朱尼尔餐厅和她一起喝咖啡。
哦，我不知道。
他喝得还要多。这儿只有我一个人，马拉奇到曼哈顿去了。他，你的父亲，喝了一瓶威士忌。他从船上带来的。我不得不叫了警察。他现在已经走了，带着包和行李，今天坐“玛丽女王”号轮船走的，我给冠达游轮公司打了电话，他们告诉我，哦，是的，他已经上船了。他们会仔细观察他是否有精神失常的迹象。
一定是为那封信紧张。
我在她家门口亲了亲她冰冷的脸颊，看着她费劲地走上楼梯。我的父亲让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
马拉奇举起双手，回到桌边喝茶。当着沙发上这个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人的面，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想起了和他一起在利默里克火炉边度过的早上，想起了他讲的故事、唱的歌，他的干净、整洁和条理性，想起了他帮我们做作业，坚持要我们听话并履行自己的宗教责任。这一切都被他在发薪日的疯狂行为毁灭殆尽。那一天，他把钱扔给酒馆，请每一个路过的人喝啤酒，而我母亲绝望地坐在火炉边，想着第二天自己得伸手要救济。
我说那很美妙。他说我们又在一起了，一切会更美妙，他已经改邪归正了。我们握了握手，我走了。
前方是长岛火车站，周围都是为口渴行人开设的酒吧。我问他还记不记得这些酒吧。
是的。
她没有笑，这说明她很苦恼。他在信上说要到美国来，三星期后，再乘“玛丽女王”号轮船回去，说盼望着我们重逢的那一天。到时候，他和她共睡一张床，合葬一个墓，因为他知道，而且她也知道，不论上帝将什么人结合在一起，都不会拆散他们。
哦，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