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因以前听说过彼得·斯蒂尔曼这类的案子。那是在他的另一段生命里,他自己的儿子出生后不久,他写过一篇关于阿韦龙野男孩的书评,当时还对这一问题作过一些研究。在他的记忆中,这类实验最早见于希罗多德的著作:公元前七世纪,埃及法老萨姆提克把两个婴孩隔离开来,命令服侍他们的仆人在他们面前一个字都不许说。据希罗多德,这位声名狼藉的不可靠的编年史家说,那两个孩子学会了说话——他们说的第一个词是弗里吉亚语里的“面包”。在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曾重复过这种实验,希望能用类似的方法来发现人类真正的“天生的语言”,但孩子们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就死了。最后,在一场毫无疑问的骗局中,十六世纪早期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宣称,苏格兰的孩子在同样的隔绝状态下说出了“纯正的希伯来语”。
除了这类实验,还有一些意外的隔离事件——森林里迷了路的孩子,被困在孤岛上的水手,被狼抚养长大的孩子——以及那些被虐待成性的狠心父母锁在家里,拴在床上,关在储藏室里打,除了父母的疯狂本性以外没有任何理由被折磨的孩子们——奎因曾广泛浏览过许多描述这类故事的文学作品。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扣克(被认为是鲁滨逊·克鲁索的原型)在智利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独自生活了四年,1708年救他出来的那个船长说:“由于缺乏练习,他已经快把自己的语言忘光了,我们几乎没法和他沟通。”过了不到二十年,汉诺威的彼得,一个大约十四岁的野孩子,在德国的哈梅林镇外的一片树林里被人发现了,赤身裸体,不会说话,在乔治一世的特别保护下,他被送到了英格兰宫廷。斯威夫特和笛福都曾有机会见过他,这一经历使得笛福写出了1726年发表的那个小册子:《纯粹的野性》。然而,彼得从来没学会说话,几个月后,他被送到乡下,在那里活到了七十岁,对性、金钱,以及其他一切世俗的东西一概没有兴趣。然后是维克托,阿韦龙的野男孩,1800年被人发现。在伊塔尔医生耐心细致的照料下,维克托学会了一些基本的语言,但从未超过稚童的水平。比维克托更有名的是卡什帕·豪泽,他于1828年的某个下午出现在纽伦堡,穿着一身古里古怪的衣服,几乎不能发出一个有意义的音节。他能写自己的名字,但在其他任何方面却完全像是个婴儿。他被当地人收养,并被委托给一位教师,他能一连数日都坐在地板上摆弄玩具马,只吃面包喝白水。不过卡什帕的智能却有所进步。他后来成为了一个出色的马术师,甚至还有洁癖,尤其喜爱红白二色,据说他还有超常的记忆力,最擅长记人名和面孔。但他仍然喜欢待在室内,避开明亮的光线,而且,就像汉诺威的彼得一样,他对性和金钱都毫无兴趣。随着过去记忆的逐渐复苏,他回忆起自己曾长年待在一间黑屋子的地板上,由一个从不说话也不让他看见的人递送食物。这些透露出去后不久,卡什帕就在公园里被不知什么人用匕首捅死了。
奎因已经有很多年没敢再想这些故事了。与孩子有关的话题对他来说太痛苦了,尤其是那些遭受了极大痛苦、被虐待、还没来得及长大就已死去的孩子。如果斯蒂尔曼是那个带着匕首的人,回来报复那个被他毁了一生的男孩,那么奎因便要阻止他。他知道他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起死回生,但至少可以阻止另一个孩子的死亡。他突然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他正站在街上,浮现在他面前的念头就像一个恶梦。他想到了那个装着他儿子尸身的小棺材,想到了葬礼那天它是怎么被埋入土中的。这就是隔绝,他对自己说。这就是沉默。也许无济于事,但他的儿子,名字也叫彼得。
然而,并不只有那种怪人和理论狂人才对这一主题感兴趣。即使是像蒙田这样理智而具有怀疑精神的人也曾悉心研究过个问题,在他最重要的文章《为雷蒙·塞蓬德辩护》里,他写道:“我们相信,一个孩子若出生在荒野之中,远离人间交往(虽然这样的事很难验证),还是会有某种语言来表达他的意思;大自然把这个能力给了其他许多动物而不给人,这是不可相信的……但是荒野中成长的孩子会说什么样的语言这就难说了。靠猜测则没有多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