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被说出口的。但那种感觉是明摆在那里的，不可能无动于衷地把它忽略过去。鉴于我是一个性格保守的人，奇怪的是我本该坚持到底，但我知道如果不因势利导主动开口，这事就永远别指望了。
“这只是编辑的自负，”我说，“只要看到原稿，你很难不想拿起红笔删改它。我认为，事实是，以后你没准会觉得现在不满意的那部分大有道理，到时候你会很高兴自己当初没去改它。”
斯图尔特摇摇头，我第一次瞧见他流露真诚的表情。尽管这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瞬，在这一瞬间，他那种傲慢与虚伪突然消失了，我发现自己几乎喜欢上他了。
“是的，就这样。”
“那么你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了。”
“这就是重点。病人应该时常回来复诊——有时候，一个星期要做两三次治疗。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买下公园大道的房子和法国的避暑别墅的？”
“当然，我为贪欲所驱使。”
事情发生在我三十岁生日那天。这时我认识索菲已有三个月了，她坚持当晚要为我庆贺生日。起初我想推脱，因为从未在意过生日的事，但最终还是被索菲的郑重其事说服了。她为我买来一本昂贵的插图本《白鲸记》，带我去一家高档餐厅用餐，然后带我去大都会剧院看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这一次，我听任自己跟她走，不再试图预测自己的幸福，既不操之过急，也不压制自己的感情。也许我已经感觉到索菲身上新出现了一种大胆的坦率；也许她是在向我表明自己已经作出了某种决定，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后退的话那也为时已晚。不管是怎么回事，这天晚上，一切都改变了，这时我们想做什么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了。我们回到她家时是十一点半，索菲给昏昏欲睡的临时保姆付了钱，然后我们踮着脚尖走进本的房间，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着他在婴儿床上熟睡的样子。我确切地记得我们两人什么都没有说，只能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那是本发出的咝咝的呼吸声。我们在床栏上俯下身子，凝视着他小小的身体——他趴在床上，两条腿蜷在下面，屁股翘着，两三个小手指伸进嘴里。这样好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我又怀疑是不是只有一两分钟。接着，没有任何预兆，我俩同时直起身子，朝对方倾俯，开始接吻。事后，我很难描述当时的情形。这样的事情很难诉诸语言，很难，事实上，要试着把它表达出来似乎也不得要领。如果要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互相陷入了对方，我们陷落得那样迅速、遥远，以至于任何力量都不能拦住我们。我不得不又一次使用隐喻。但这也许无关紧要。因为不管我能不能表达出来都不会改变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事实上，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吻，我怀疑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吻了。
“当然，我会让你来做决定，”她说，“我对这所有的事都一窍不通。如果让我自己来做，五分钟之内就会乱套。”
我承认我被所有这一切吸引住了。一件事情接着就会引出另一件事情，在我把这一切弄明白之前，一个小型产业链就开始运作起来了。事情进入了癫狂状态，我想。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工程师，摁一下按钮，推一下操纵杆，从阀门室钻到配电间，这里调整一个部件，那里动脑筋改进一个什么装置，听着那些设备嗡嗡地运转，咔嚓咔嚓，咕隆咕隆，不禁忘却了所有的一切，只留下自己折腾出来的一阵喧嚣。我就是一个发明了伟大的魔法机器的科学狂人，喷出的烟雾越多，产生的噪音越大，我就越开心。
“我知道。可我还是信任你。”
“很高兴听到这话，”我说，“我会让我的秘书打电话给她预约下一次就诊的时间。”
我那天晚上状态极佳。索菲调动着我的情绪，不一会儿我已经是兴致盎然了。我说笑话，讲故事，用银餐具变小戏法。这女人是如此美丽，我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我想看她笑，看她脸上对我说的话会有什么反应，我观察着她的眼睛，琢磨她的一颦一笑。上帝知道我都玩出了什么荒唐可笑的花样，但是我尽量使自己显得超然一些，将自己的真实动机藏于魅力攻势之下。这恰是困难之处。我知道索菲很孤独，她需要慰藉，需要一具温暖的身躯躺在自己身边——但一夜情可不是我寻求的目标，如果我的动作太快，也许事情就只能这样了。在最初阶段，范肖依然与我们相伴，他是无言的纽带，是把我们拉到一起的无形的力量。还需要一段时间他才会完全消失，在这之前，我愿意等待。
“重要的是，要明白我们处于同一方，”我说，“最后结果如何，我想要取决于你是否信任我。”
我给索菲电话，安排在第二天晚餐见面。由于我建议去一家时尚的法式餐厅（超出我消费水准），我想她能够从这一安排中猜出我对范肖作品的看法。但除了这个积极的暗示，我自己还是少说为好。我希望一切都能够按照它自身的步骤发展——不必突然移动，不必仓促表态。我对范肖的作品已经相当有把握了，但我生怕对索菲来说这事太突然了。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怎么做，很有可能一开始就被一个愚蠢的失误给毁了。索菲和我现在是拴在一起的，不管她是否明白这一点——如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作为合伙人一起推出范肖的作品就好了。但我想要的不止是这个，我希望索菲也有同样的要求。我压抑着自己热切的心情，告诫自己谨慎行事，提醒自己要深谋远虑。
“都一样，”我说，“你不可能不去想它。”
她又朝我微笑一下，在晚餐的剩余时间里，我们都不再谈及范肖的作品。我之前一直在盘算着要从哪些细节入手——最初的步骤怎样安排，出版商会对什么感兴趣，应该去找哪些人，等等——但这些似乎都已成了无关紧要的事。索菲对不用再为此费心感到相当满意，既然我已经再三保证她不用管这事，她顽皮的天性又逐渐复苏了。经历了如此艰难的几个月，她终于有机会把那件事暂时撂下了，我可以确定她完全沉浸在这一刻的简单愉悦之中：这餐馆，这食物，我们周围人们的欢声笑语，此刻她置身于的这欢乐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她想要痛快地享受所有这一切，难道我能够不奉陪吗？
“她会回来的，”索菲羞赧地回答，脸上带着我所见过的最灿烂的笑意，“你尽管放心。”
我的第一个行动是去找斯图尔特·格林，一家大出版社的编辑。我和他不算很熟，但我们在一个镇上长大，他的弟弟罗杰是我和范肖的同学。我估计斯图尔特可能还会记得范肖，从他这里入手似乎比较稳妥。这几年里，我曾在各种场合遇见过斯图尔特，差不多见过三四次，他总是显得挺友好，喜欢谈论那些美好旧时光（这是他的叫法），而且总是向我保证下次见到罗杰时一定转达我的问候。我不知道对斯图尔特能寄予多大希望，不过当我打电话给他时，他似乎很高兴。我们约好了这个星期的一个下午在他办公室里碰面。
过了几天，我才鼓起勇气去打开那两只手提箱。我把手头正写着的一篇文章写完，去看了几场电影，又接受了几个通常会拒绝的约稿。但这些安排糊弄不了我自己。我的反馈至关重要，而我又不想面对失望的可能。在我的意识中，下令销毁范肖的作品就跟亲手杀了他没有区别。我被赋予了某种注销的权力，从墓穴里偷出一具尸体，把它撕成碎片。处在这样一种位置上让人难以承受，我不想卷入其中。只要我不去打开那箱子，我就无愧于心。可是另一方面，我却有过承诺，我知道自己不能永远这样拖延下去。就在这时（我振作起来，做好准备），新的恐惧却又攫住了我。我发现，虽说我不希望范肖的作品读起来很糟，但同时我也不希望他的作品读起来很棒。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难解释的情感。毫无疑问，那和过去的竞争心态有关系，一种不想在范肖的光芒下相形见绌的愿望——但这就有一种左右为难的感觉。我已经答应了人家。一旦打开箱子，我就成了范肖的代言人——我就得替他说话，不管喜不喜欢。两种可能性都让我害怕。发出死亡的宣判已经够糟的了，可是替一个死人说话似乎也不见得更好。一连好几天，我都在这两种惧怕中来回摇摆，拿不定哪一种情形更糟。最后，不用说，我还是打开了箱子。然而我当时那么做，与其说是为了范肖，不如说是为了索菲。我想再见到她，这事情越早上手，就越早有理由给她打电话。
他好像想了一会儿才记起范肖的名字。他似乎对这名字深有印象，他说，可就是想不起来是谁了。我帮他梳理了一下记忆，提到罗杰和他的朋友们，他这才突然想起来了。“是的，是的，当然啦，”他说，“范肖。那个出色的小男孩。罗杰曾坚持说这人长大后会成为总统。”就是他，我说。然后，我给他讲了这个故事。
“让时间来说话吧。”斯图尔特说，并不打算让步。“当然，毫无疑问，”他继续说，“毫无疑问。这家伙挺能写的。我在两个多星期前看了这本书，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想着这本书。我没法把它从脑子里驱散出去。它总是会回到我脑子里来，总是在最奇怪的时候。从淋浴间里出来时，走在街上时，晚上躺在床上时——每当我不是有意识地想什么事情时它就来了。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你知道。你干这个工作总要看许多书稿，那些东西都会在脑子里混成一团。但范肖的书却截然不同。那里面有某种非常强大的东西，而最奇怪的是我甚至说不出那是什么东西。”
“那就去吧，医生，我真的感觉到我需要这个。”
事实证明，我们确实发现了一本杰作，甚至超过了斯图尔特预先的想象，当月下旬《永无之乡》就被出版社接受了，其他作品也一样。我收到的那四分之一的预付款足以为我争取一些时间了，我都用来编辑那本诗集了。我还去找了一些导演，看他们对范肖的戏剧是否有兴趣。这些事情最终也都敲定了，有三部独幕剧安排在商业区的小剧院里上演——大约在《永无之乡》出版六个星期之后。同时，我说服了过去偶尔为他们写稿的一份大型杂志的编辑让我为范肖写一篇评论。结果我写成了一篇超长的异乎寻常的文章，当时我都觉得那是我最棒的文字了。那篇文章被安排在《永无之乡》出版两个月之前发表——突然间，每件事情似乎都同时发生了。
“你的生意必定蒸蒸日上。”
“真遗憾范肖不在。我希望能够跟他合作。这书里有些地方需要改动，我想，某些段落要删节。可能会使这本书显得更奇特。”
我们又一次互相微笑，然后我展开双臂给了她一个长时间的拥抱，在她嘴唇上迅速吻一下，然后尽快走下了台阶。
我不打算在这里作任何具体讨论。现在，范肖的作品已经变得众所周知了。他的书已经在被人阅读和谈论了，还有许多报道和研究，已是家喻户晓。如果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是我用了不过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明白我个人的情感完全与此无关。对文字的看重，对笔墨的注重，对作品力量的相信——这些考量都凌驾在一切之上，与之相比，生活本身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我说这些不是自鸣得意，也不是在粉饰自己的行为。我是第一个发现其作品的人，但除此之外我看不出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如果范肖的作品并不是那么好，我的角色可能就不一样了——那样我会显得更重要，也许，对整个事情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我不过是一个隐形工具而已。事情已经发生了，除非否认它与自己有关，除非假装我不曾打开过箱子，否则事情还在继续发展，横扫面前的一切障碍，带着自身的惯性向前推进。
他过了三个星期才给我回音。不算是好消息也不是坏消息，但似乎有希望了。编辑们可能会支持通过这个选题，斯图尔特说，但是最后定夺之前，他们还要看看别的资料。我已经预计到这个局面了——某种审慎，小心谨慎避免冒险——于是我告诉斯图尔特我会在第二天下午把其他那些手稿交给他。
“越早越好。这是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你不能浪费时间。”
“别的东西怎么样？”
也许这都不可避免，也许我要有点疯狂才能开始。考虑到使自己适应这个项目所经受的压力，也许我有必要把范肖的成功视为自己的成功。我偶然间发现了一项事业，一件可以证明自己、让我感觉自己很重要的事情，我越是把自己的野心让位于范肖，我的自我就越是得以彰显。这并不是借口；这只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客观陈述。后见之明告诉我，我是在自找麻烦，但在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即便我已明白这些，我怀疑那也不可能改变什么。
晚餐之后，我们在11月下旬的暗夜中一起走了二十分钟，随后在闹市区的一家酒吧喝了几杯。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但这是我内心骚动的唯一痕迹。索菲说了一阵子她在明尼苏达老家的事，说起她的三个妹妹，说起八年前她怎样来到纽约，还有她的音乐，她的教学，她打算明年秋天回老家去——但到了那时，我们已经沉浸在这种诙谐的情调里了，每一句话都是大笑一阵的理由。这样的情形本可以继续下去，但考虑到保姆，我们最终在午夜时分结束了这场夜游。我陪着她来到公寓门口，作了最后的努力使这个夜晚完美落幕。
“我知道，”我说，“可这正是有意思的地方。”
她身穿黑色真丝裙装，配着小小的银耳环，把头发披到后面，恰到好处地显露出颈部线条。走进餐厅她一眼见到我坐在吧台那里，给了我一个热情的微笑，这笑容里还带有一种共谋意味，就像是在告诉我她知道自己有多么漂亮，而同时又在嘀咕着这场面的古怪——似乎在琢磨着什么，分明意识到了这一瞬间的那种匪夷所思的暗示。我告诉她，她可真是光艳照人，她几乎是带着嗔怪的口吻回答说，这还是本出生后她第一次在晚间外出——所以想弄得“别致一些”。寒暄之后，我坚守正题，试图控制住自己。当我们在桌边（白桌布，银餐具，一只细长的花瓶搁在我俩中间，里面插着红色郁金香）各自位置上坐下后，迎着她第二次展露的微笑，我开始说到了范肖。
“就这样？”
我直接回家了，但我知道根本睡不着，便在电视机前坐了两个小时，看了一部有关马可·波罗的电影。最后睡过去时是四点钟左右，电视上的《阴阳魔界》正播到一半。
“谢谢你，医生，”索菲说，“手术非常成功。”
“这是最好的建议。我会记得去订购新的笑气。”
“我想我们也许发现了一本杰作，”他说，“如果你的话真没说错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们确实发现了一本杰作。”
“笑气也许会让人上瘾。”
“我还没有任何能让你信任的理由，”我说，“不管怎么说，目前还没有呢。”
斯图尔特是个一本正经的家伙，一身斜纹呢外套打领带的哈佛式装束，虽说根本上讲，他不过是个公司职员，但在出版界，他却被视为饱学之士。如今他算是干得挺不错了——三十来岁就已是高级编辑，一个可靠而负责的业内新锐——毫无疑问他正处于上升期。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证明他并不是轻易就会被我讲述的故事所打动的人。他几乎没有什么浪漫气质，基本上是一个谨慎有度、做事有条不紊的人——但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此有兴趣，在我继续往下说的时候，他似乎甚至有点兴奋起来了。
所有这一切引发出一种微妙的紧张感。夜越来越深，大部分即兴话题都开始沾上些许情色意味。语言不再只是语言，而是某种心照不宣的奇妙代号，一种不断围绕着正在谈论的事物兜来兜去的说话方式。只要我们避开那个正题，这符咒就不会被打破。我们都自然而然地调侃起来，由于各自都不愿意放弃做戏，这种玩笑就变得更有魅力了。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同时又假装自己不知道。于是，我向索菲的求爱开始了——慢慢地，高雅地，以最小的幅度一点一点地增加着。
她对我提到的一切情况似乎丝毫不觉得意外。这对她来说已经不是新闻了，是一个她早已接受的事实，而我所说的这些只不过证实了她一直以来就了解的事实而已。尤其让人奇怪的是，这事情似乎并没有使她特别兴奋。她那种警惕的表情让我颇感困惑，有那么几分钟时间我都不知说什么好了。随后，过了一会儿，我才开始明白她的感觉跟我没有多大区别。范肖从她的生活里消失了，我明白她本来有充足的理由对这份强加于她的责任大加抱怨。由于要出版范肖的作品，献身于一个不再存在的人的事业，她将被迫生活在过去，无论她想要对自己的未来作什么打算，都会受制于她必须扮演的那一角色：一个名副其实的寡妇，一个过世作家的缪斯，一个悲剧故事凄婉动人的女主角。没人想成为小说的一部分，更何况这小说还是真实的。索菲才二十六岁。她太年轻了，不想为别人而活，她也太聪明，不可能不想追求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事实上，她爱过范肖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范肖死了，是时候把他撇在脑后了。
“那是啊。可我现在多多少少处于退休状态了。这些天来只对付一个病人——我还不敢肯定她愿不愿意回来复诊。”
“这是一部很奇特的作品，”他指着他桌子上《永无之乡》的打印稿说，“完全不是那种一般的小说，你知道。完全不是那种普通的东西。我们还定不下来接下来怎么处理它，但如果我们要出版的话，肯定会有一定风险。”
“我相信你。”她说。
我花了一周的时间来消化、整理这些资料，把那些完成的作品从草稿中找出，按写作日期的顺序将那些原稿一一归档。最早的作品是一首诗，可以追溯到1963年（范肖当时十六岁），最后一部作品写于1976年（距范肖失踪只有一个月）。共计一百多首诗歌，三部小说（其中两个短篇、一部长篇），还有五部独幕剧剧本——还有十三个笔记本，其中包括大量未完成的文字片断、速写和札记，还有范肖阅读时写下的读书笔记，以及关于今后写作计划的若干想法。没有信件，没有日记，没有一处涉及范肖的私人生活。当然，这一点在我意料之中。如果不是想要遁世，一个人不会这样掩盖自己的行迹。我也想过这些材料中或许会有提到我的地方——哪怕只有一封指示信，或是哪个笔记本条目里，指定我做他的遗稿管理人，那也好啊。可是一个字都没有。范肖就这样一股脑儿地扔给了我。
我努力地追求着她。不用说，我的动机一眼就能看穿，但这也许是好事。索菲知道我爱上了她，而我并没有向她猛扑过去，也没有强迫她表达对我的感情这一事实，也许比其他任何举措都更能表达我的郑重。可我不能永远等下去。谨慎自然是有用的，但过多却会坏事。有那么一刻，我意识到我们不再互相斗争了，我们之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如今想起那一时刻，我会忍不住用传统的爱情语言来描绘它。我想用“灼热”“沸腾”“障碍消融在不可抵挡的激情之中”这类字眼来作比喻。我知道这些言辞也许听起来过分夸张，但最终我相信这是正确的。我的一切都改变了，以前从来不理解的话语突然间有了意义。这就像是一个神启，当我终于有时间来领会这些话语时，我奇怪自己活了这么久竟会不知道这么简单的事。我说的不是欲望，而是了解，发现两个人，通过欲望，可以创造出比单独一人创造的更为茁壮有力的东西。这种了解改变了我，我想，而且确实使我的感觉更有人情味了。我一旦属于了索菲，就开始感觉到自己似乎也属于其他所有的人。我在这世上的真实位置，原来是在自身之外的某个地方，那个地方即使在我的心里，也是无法定位的。这是自我和非我之间一个小小的空间，我生命中第一次把这个无名之地视作世界真正的中心。
隐伏于深处的欲望是继续与索菲接触。随着时间推移，事情变得越来越自然了，我每星期给她打三四次电话，午饭时去看她，下午顺便陪她带着本在附近街区散步。我把她介绍给斯图尔特·格林，安排她与剧院导演会面，帮她找来律师处理合同事宜和其他法律问题。索菲从容地接受了这一切，这些会晤在她眼里与其说是一桩生意，不如说是一种社交活动，她清楚地向所有的人表明，我是最后拍板的那个人。我感觉到她下定决心不去沾范肖的光，不管他的作品怎样，她都与之保持着一定距离。当然，钱让她很开心，可她从来都没有真正把这些收入与范肖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这是不期而遇的礼物，是天下掉下的大馅饼，仅此而已。索菲一开始就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看清了一切。她理解这种情况固有的荒谬意味，况且她没有太多的贪欲，没有追名逐利的冲动，所以她也从来不会昏头。
我把范肖的小说原稿递给他。最后，我说，要么都拿去，要么什么也别拿——那些诗歌，那些戏剧，还有另外两部小说——但这是范肖的主要作品，理所当然应该被率先出版。当然，我指的是《永无之乡》。斯图尔特说他喜欢这书名，但是当他要求我复述一下书里的内容时，我说我还是不说为好，我觉得让他自己去发现那里边的妙处可能会更好。他朝我挑了挑眉毛（这一手可能是他在牛津读书时学来的），好像是在暗示我不该和他玩什么花样。但就我而言，我没有玩花样。我只是不想强迫他认同我的看法。这书本身就可以说明一切，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剥夺他冷静地进入阅读的乐趣：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没有谁牵着他的手去引导他。
当然，他一点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范肖的书稿打动不了他，对他来说也很简单，把稿子打回去就是了。退稿就是他工作的核心，他根本不必多加考虑。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范肖真是我说的那种作家，出版他的作品只会给斯图尔特带来更好的名声。他将分享发现一个未被认识的美国天才的荣誉，能靠这个成功吃上好几年。
“你不必牵涉太多精力，”我说，“当然，我们会一起商量，但应该不至于占用你太多时间。如果你愿意都让我来拍板，我想那也不会太坏。”
“这也许是真正的考验，”我说，“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我身上。这本书卡在了大脑的某个部位，让你无法摆脱它。”
“我的病人总是能活过来的，”我说，“这是笑气的作用。我只是旋开了阀门，这样他们就慢慢地好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