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位被请来的医生拎着药箱走进来之后，他仅仅是看了褚时健一眼，两道目光就立即凝固住了。随后，医生放下药箱，解开褚时健的衣扣，让大家将他抬到外面通风的地方。随后，医生从贴身的衬衫口袋里拿出一个包裹得十分严实的油布包，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拿出两个黄色小药片，将褚时健的嘴巴撬开，和着水一起让他服了下去。
对于种种议论，褚时健只能装作听不到，将所受的委屈深深藏在心中。尽管这些右派分子有些是他亲手“圈定”的，但在那个时代，他也是身不由己，不过这些人肯定会把账算到他的头上。
这时，褚时健的脑子里还没有缓过劲儿来，他看了看医生，忽然发现有些面熟，仔细打量了一阵之后才认出来，他就是罗载兴！顿时，一种激动之情从褚时健的身体中涌了出来，他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坚持的正义，居然为他换来了一次重生。
褚时健刚刚来到农场的两个星期之后，身体的劳累加上心理的苦闷，让他突然一病不起，感染上了恶性疟疾。在当时，这种病要是不及时医治的话，很可能会丢掉性命。
只可惜，得到褚时健帮助的那个老头，下场比较可悲，由于经受不住严寒酷暑，不能忍辱负重，最后自杀了。这件事让褚时健感慨万千，甚至觉得那个老头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太过卑微。世间万事，总有令人裹足不前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逃避放弃，而是勇往直前，这样的人生才会充满希望。想来，褚时健若不是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也就没有他东山再起的可能了。所以，褚时健从来不过多地抱怨人生对他的不公，他相信真相总有大白的那一天。
后来，每每谈起这件事，褚时健也从未说过“后悔”二字。他知道自己的个性——“上得了战场，当得了泥鳅”，是不可能不对那个老头伸出援手的，这种在自己都难以安然保身的情形下，依然为他人着想的品格，十分罕有。
由于大家手头都有活要干，所以围观了一阵子之后就渐渐散去了。然而这个医生却非常负责地守在褚时健的身边，一会儿给他熬姜汤，一会儿又给他掐人中，一直陪伴着人事不省的褚时健。到了第二天下午，经历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折磨的褚时健，这才缓缓睁开了眼睛。医生见到他苏醒过来，居然高兴地叫了起来。
刚到红光农场的褚时健，由于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各方面都显得很不适应。当时在红光农场里，大概有一千多个右派分子，其中大概有十多个是褚时健亲自划定的。所以他的到来，让这些右派分子倍感吃惊。于是，有人开始在背地里幸灾乐祸：没想到褚时健也有今天啊。此外，还有一些人怎么也想不通：一个大权在握的专案组组长，怎么在转眼间就成了一个右派分子了呢？
劳改场里的人没有几个健康的，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哪还有人有工夫去照顾褚时健呢？一个人生了病，只能自身自灭，看造化有多大了。就这样，褚时健的身体一天一天地垮下去。就在他气息微弱之际，一天下午，一个傣族老乡由于口渴进屋找水喝，一下子发现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褚时健。傣族老乡连着喊了好几声，褚时健都没有回答，吓得老乡赶忙跑到门外喊着：“快来人啊，这棚子里死人了！”
可是，农场的劳改生活不是那么好玩的，繁重的劳动非但没有拯救褚时健的身体，反而在不断摧残着他的健康。虽然褚时健也是苦孩子出身，但是进入机关工作也好多年了。一下子要适应每天劳作的生活，身体肯定有些吃不消。
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着因果报应，但是救人一命，有时候真的等于在拯救自己。此时此刻，在鬼门关前徘徊了一圈的褚时健，必定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从这以后，褚时健和罗载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之后，又将罗载兴调回了玉溪，让他在玉溪卷烟厂的职工医院当了个干部，算是对他救命之恩的回报。
多年以后，当人们问起褚时健在“劳改”期间的生活感受时，他没说什么，而是不住地摇头，似乎表示了对那段日子的些许无奈。或许对这个经历坎坷的老人而言，有些事情说与不说，早就不重要了。痛而不语，是一种境界；苦而不言，是一种坚强。况且成为“橙王”的褚老一直如阳光一般，心属天空，光照大地。
在疟疾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褚时健根本动弹不得，鼻子和嘴里不断地流出血，身体虚弱到连抬手擦干净的力量都没有了。
喊声还未消散，周围的人都纷纷跑过来看褚时健，有人摸了摸他的身子，发现还有一息尚存；也有的人探了探他的鼻息，发现还有微弱的呼吸。那个傣族老乡见人没有死，就着急忙慌地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他从外面找来了一个医生，领过来给褚时健看病。
褚时健的“劳改”，最终拨云见日，这本身就是一种安然的接受。这一段经历，也彻底改变了他年少时当一个铁路工人的梦想，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毕竟，经历本身就是一笔丰厚的财富。
疟疾在民间被视作一种怪病，十分折磨人。发病的时候，忽而身体冰冷得像掉进了冰洞，忽而身体发烧像被扔进了火盆，反反复复，周而复始，几经折磨之后，人的体质就会被彻底摧毁。褚时健经过了七八天的病痛折磨之后，还是没有痊愈的迹象。在这痛苦的生病期间，褚时健坐立不安，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默默忍受着疟疾对他的摧残。褚时健忽然意识到，曾经经历了枪林弹雨都活着回来的自己，却败给了看不见的疟疾。这种怪病，真的会夺走他的生命吗？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医疗水平还很不发达，特别是农村乡镇，能找到的都是些“赤脚医生”——半路出家的“土大夫”。医术欠缺不说，也没有什么好药，遇到急病和大病，也一样没有办法。如果那位傣族老乡找的是这样的大夫，那么褚时健可能就没有以后的故事了。
当然，这种“恩恩相报”，已经说不清最后是谁欠了谁。不过，能够在关键时刻不坑害别人，能够在危难关头懂得感恩，两个人的品行都值得赞扬。
在来到红光农场改造之前，褚时健就是个热心肠的人，别人求他办事，他总是很爽快地答应。在劳改期间，他也一样。
当时，农场里的确有些人不理解，说褚时健这不是自己找罪受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放着好好的“反右”分子不当，跑这里当“右派分子”，还得被“同行”“批斗”。
坦然接受荣辱，安然面对现实，这是褚时健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剩下的，就是好好接受“改造”，用劳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当时，褚时健所在的小组来了一个新成员，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文质彬彬。大家最初以为他是老师，后来才知道，他是一名演员，因为演了一个“右派”角色被抓起来了，这真是让人笑掉大牙的事儿——居然因为一个角色倒霉了。
那时候，夜里总有村民来偷粮食，大队长就派这个老头去守夜，有时候需要昼夜巡视。后来，老头的身体实在熬不住，就找到了褚时健让他通融通融，褚时健二话没说，自作主张换了一个人替代他。结果，事情被人告到了上面，这个老头受了重罚，褚时健的组长职位也被撤了。
幸好这个医生不是。
罗载兴告诉褚时健，给他服用的那两片药，就是那个“美蒋特务”任福根曾经送给他的两片西药——奎宁。
大家这样说也很有道理，但传奇人物总是很个性，不疯狂，不足以闪烁。那时，或许褚时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做，可能是执着于某种信念。因此，褚时健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反右不积极”后悔。那么，他真的错了吗？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选择，历史也为他做了最好的证明人。
身体恢复之后，褚时健又继续着他的农场改造生活。虽然在身体上褚时健还是要受苦受累，不过他的精神压力得到了一定的释放。在来到红光农场之前，他为了反右的指标常常一连几天都睡不安稳，因为无论把谁抓出来他都于心不忍，现在这个结局倒让他安下心来，自己已经成了右派，不用再担心冤枉谁，也不用再担心去得罪谁。
同一时期，与褚时健过着同样生活的人达上百万。那个年代就是如此，没有同情与尊重，沾上“右”字，肯定没好果子吃，但是这一切对于褚时健而言，只是人生中的一次考验，而并非最终的结局。
虽然农场的日子很艰苦，但是褚时健凭借着乐观的心态坚持了下去，别人能干多少活，他就能干多少活，绝不会被人落下。
正是这种百折不回的顽强意志，注定了褚时健人生的不平凡。在接受“改造”的日子里，褚时健依然没有褪去他凡事都要争先创优的原则，始终是一个积极分子：干活认真，思想积极，后来还当上了一个小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