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为什么大手笔地引入进口设备呢？在他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引进了进口设备，能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通过操作先进机型让他们的理念和国际接轨，为此褚时健专门开办了技术培训班；另一个原因是，先进的设备能够促进厂里对机器部件研究水平的提升，比如卷烟机的烟舌头是极易磨损的零件，后来经过褚时健和科研部门的共同研究，制造出了可以代替进口部件的新品，还节省了资金。
其实，烟草专卖并非是中国特色，早在烟草传入欧洲之后的一百年，很多国家就对烟草的生产和销售进行了严格的监控，并加上了重税。即使是在今天，这种制度在很多国家依然存在。
有了先进的设备，玉溪卷烟厂在国内烟草生产单位中成了地道的“土豪”，然而褚时健并不满足，他将目光从设备又移到了烟草的原材料——烟叶。
这就是褚时健的魄力，一种干大事业的人才能具备的勇气，在他的人生字典中，畏首畏尾的确能活得很安全，但永远也成不了大气候。彪悍的人生，只有放手一搏，才能写成让别人仰视的“人”字。
褚时健将左天觉请到了玉溪的通海县——褚时健第一个开发的烟叶实验田。当时，通海县是褚时健密切合作的经济伙伴之一，也是国内连续10年获得烟草生产冠军的产地。可就是这么一块名牌产地，左天觉看了一眼就发现了问题：化肥使用不当，仅仅相当于美国的40%，所以烟叶营养不良，同时烟苗种植时间太晚导致其发育不足，生长期缩短。另外，左天觉还指出，烟农采摘烟草的时间太早，没有成熟就送进车间了。
1983年，也许对很多人而言，并没有太过特殊的纪念意义，但是对烟草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一年注定要写进中国烟草发展史中的关键一页。
朱奎分管设备技术引进，所以对这方面的情况非常了解，在他听了褚时健的慷慨陈词之后，立即表示同意贷款给褚时健2300万美元——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
玉溪烟厂一下子从“土包子”变成了“高大上”，其配备的机器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就算拿到国外也是响当当的“硬货”。后来，一位业内人士参观了玉溪卷烟厂，最后说了一句话：以后再想引进设备不用去国外考察了，直接到玉溪卷烟厂看看就行了。
褚时健认为，无论有多先进的设备和多高明的技术，都只是外部条件而已，要想提高卷烟的档次，最核心的还是烟草的质量。于是，褚时健在1984年请来了美国农业部的烟草专家、华人博士左天觉帮助玉溪烟厂指导烟草种植。
基于这种现状，褚时健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提升中国烟叶的质量，而实现这个大目标之前要先实现两个小目标：一个是争取到更多的资金对烟田进行改造并购买有营养的化肥；另一个是增加种植和栽培的技术含量。经过一番考量之后，褚时健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不仅要让玉溪卷烟厂颠覆传统的管理生产模式，还要让中国的烟草业看一看，在新的体制下，他褚时健能爆发出何等的能量！
或许，除了褚时健之外，再没有人有这样的胆量了。这么一大笔钱，如果真的经营失败无力偿还的话，那下半辈子笃定要在监狱里度过了。可是在褚时健看来，他敢借这么多钱，就相信这笔钱一定能如期归还。当然，褚时健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曾经向弟弟褚时佐交代过，如果自己不能偿还贷款而进了监狱，一定要帮助他照顾好儿子女儿。
左天觉是湖北人，著名的农学家和植物生理学家，主攻的方向就是烟草，他在1941年获得了南京金陵大学的学士学位，又在1944年获得了硕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国农业烟产改进处和中国社会部社会服务局实验农场等单位工作。1947年他去了美国留学，1950年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进入了美国通用雪茄公司和美国农业研究局等单位，是一个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烟草专家。
1983年9月，中国烟草总公司刚刚成立一年，国务院颁布了《烟草专卖条例》，宣布对全国范围的烟草行业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体系，由此形成了中国烟草发展史中首次完整且全面的烟草专卖制度和管理体制。
当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年代之后，农业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业也扩大了企业自主权，而烟草行业的重要改革步骤就是建立专卖制度。当时，国家出台这一套法令，也是学习了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案例，在确定其具有可行性的基础上才正式颁布的，并制订了“统一管理、垂直领导、发展生产力”的总方针。
1984年，褚时健来到了云南省人民政府附近，拦住了当时的副省长朱奎，还没等人家反应过来，他就先作了自我介绍：我是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说完之后，他马上向朱奎讲了自己想要贷款购买外国先进设备的事儿。
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复苏，中国烟草业也从旧有的落后和乱套的状态中走出来，朝着一条光明大道前进。在1983年，烟厂从之前的轻工部下放到各个省份进行管理，企业融资体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原来的财政拨款变成了贷款，同时享有还贷之后可以退税的权利。不过，为了避免给国家资产造成一定的损失，当时的政策还有一条规定：如果不能偿还贷款，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就要负法律责任。
2年的时间过去了，玉溪卷烟厂先后引入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10台卷烟机、12台包装机、2台滤嘴成型机、2台运输机拼接而成的德国意大利名牌生产线，让玉溪卷烟厂一跃成为了世界级别的先进烟草生产单位。而这个序幕拉开之后，褚时健便一发不可收拾，他前前后后又引进了80多台先进设备，组建成了两条具有40万箱生产能力的高档卷烟生产线。为了让厂子少花一点外汇，他尽量在多个国家分别引进零部件进行配套安装。
没错，褚时健已经将玉溪卷烟厂从上到下全副武装了起来。他甚至揽下了云南全部的外汇——2300万美元，先后从英国、美国购进了新设备。虽然褚时健花钱毫不犹豫，但是玉溪卷烟厂创汇能力也不俗，从1985年到1988年，先后创汇1亿多美元，相当于他花掉外汇的1.5倍。直到那一刻，褚时健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他不会因为还不上贷款而坐牢了。
这个补充条款一出来，很多企业的负责人就变得小心翼翼了，他们担心因为一时的头脑发热给自己惹来大麻烦。不过，也有人对这个条款丝毫不介意，他就是褚时健。
其实，左天觉指出的问题并非是通海县独有的，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烟草种植的现状，由于烟农在种植烤烟的时候，出于利益的考虑，所以在乎的是烟叶的产量而不是质量，这就导致了他们在选种、栽培、施肥乃至烧烤等流程中十分随意。当然，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不在烟农本身，而是烟厂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要和很多部门打交道，比如供销社、烟草公司等等，但这些却和烟农无法对接，所以烟厂很难和烟农之间形成稳定的关系往来，总也达不到最理想的状态。
那么，为什么看似普通的烟草要实行专卖制度呢？为什么不能和白糖一样自由买卖呢？这恐怕要归结到烟草的特殊属性。众所周知，烟草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却在社会大众中有着广泛的需求，尽管它对人的健康有破坏作用，可是人们仍然青睐于它。而且，烟草是一种十分单一的产品，一次性就可以消费完，却有着难以估量的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烟草拥有着一条很长的产业链，起点可以追溯到农业，而终点则可以落到外贸出口。
不过在中国，烟草业的确具有着中国特色，那就是拥有着最大的烟草公司和最落后的办公设备。而且，整个烟草业经常出现偷税漏税的情况，从1971到1978年，国家因为减少的卷烟利润就达到了6亿多元人民币！无论从产业链条上，还是从生产效率上，或者从日常管理上，烟草业都存在着诸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