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玉溪卷烟厂的“阿诗玛”、“红梅”两个品牌的香烟荣获“行优”称号。同年7月，在国家宣布开放价格的13种名烟中，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阿诗玛”、“玉溪”、“恭贺新禧”等都名列其中。这对玉溪卷烟厂而言，不仅是打了一个免费的广告，更打响了自己的品牌。
销售产品有一定的技巧，非得“对症下药”不可。褚时健思来想去，制订了三套销售方案：第一，提高卷烟的档次、品质，对烟草进行分类定价；第二，根据地区的形势，针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出售不同的烟草；第三，改变原有的模式，采取管理创新，制度创新，销售创新。
褚时健的要求没错，可这对本来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工人们而言，无疑又是一次挑战。对年纪比较大的工人，褚时健的要求没那么高，只希望他们继续做好分内的事就好。如此，新知识的学习，推销的重担便落在了年轻工人身上。褚时健知道，年轻人的视野相对开阔，发展空间也大，身上的担子重，以后的提升才快。
同时，褚时健鼓励工厂的每一位员工，学习产品知识，要求大家除了对厂子里生产的香烟熟知外，还要对市面上其他厂子生产的香烟悉心研究。如此才能做到知己知彼，让顾客看到“专业”，让同行看见“专一”。
看着自己整理出来的出国留学人数增长的数据，褚时健很奇怪。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正在深入，经济发展已是弦上之箭，不少人都选择在这个好时期开创自己的事业，可为什么在如此大好前景下，还会有那么多人坚持出国，甚至移民呢？
“美国或许真的是一个实力派代表。”这样的话肯定在褚时健的脑子里盘旋过。跟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紧随时代的脚步，褚时健经过研究考察，也决定出去看一看，想见识一下诱惑力十足的美国，到底哪儿肥，哪儿壮？
直到现在，玉溪卷烟厂的香烟也占据着60%的市场。只不过在1988年，部分香烟只在城市中销售，现在随意走进一个村子，都可以找到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烟草，说其遍布大街小巷一点都不夸张。
褚时健有自己的盘算：国内很多技术或设备落后于美国，各行各业中均出外考察，或引进设备，或学习技术、经验，那为何不把这样的经验用在玉溪卷烟厂？很快，褚时健派出自己精心培养的“褚家军”，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兵贵神速，抵达美国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褚家军”考察团带着褚时健的期待凯旋而归。
可以算一笔账：1984年时，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比率是1∶2.3，也就是说，玉溪卷烟厂7000万元人民币的固定资产中，有2/3被褚时健用在了新设备的引进上。
硬设备，外加软销售，褚时健成功地打造了一条独属玉溪卷烟厂的新路子。当然，他的销售不是软弱，而是软性化，以四两拨千斤之巧力，撬动了庞大的经济市场。至此，相信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说上一句：老褚，干得好！
也是这一年，玉溪卷烟厂被定义为全国大型企业，实现了工商税利11.68亿元，这样的业绩，比1984年的2.99亿元翻了近两倍。
事实的确如褚时健所说，这从玉溪卷烟厂的销售业绩上即能看出来。1988年，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牌卷烟，荣获国家的优质产品银奖，打败了当时销售火爆的昆明烟厂的云烟，贵州烟厂生产的花溪等老字号、大品牌。
褚时健在“压力效应”中，强迫自己去努力思考，不断前行，化压力为动力，转思维，追前沿，始终站在时代的肩膀，放眼未来。经营企业的斗士们都晓得，企业稳步发展的成功要素，不是单凭先进的设备，优质的原材料，还要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创新销售的战略对策。
对当时的玉溪卷烟厂而言，烟草的供给有烟民，生产有设备，万事俱备，还差什么？——销售，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掀起一场留学浪潮，很多人选择去外国“贴金”。而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更是不少留学者的首选。作为发达国家，美国基本掌握着全球经济的大动脉，其在各行各业都处于龙头老大的位置。
取消了对地方烟店的货源，褚时健自己成立直营店，即所谓“小农经济”，自给自足，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一瞬间，其垄断了整个玉溪的烟草行业。
厂子效益好，工人的工资也会水涨船高。这时候，褚时健在他们眼里不再是个小老头，而是大财神、“活菩萨”。没错，褚时健当真以起死回生之术，彻底救活了原本行将就木的玉溪卷烟厂。
从引进新设备的1984年到垄断玉溪烟草行业的1988年，这4年间，玉溪卷烟厂在褚时健的带领下昂首阔步，势不可挡。
当时，在全国“烟界”还没有人意识到要去国外学习技术，褚时健先拔头筹，在全国“烟厂”还没有引进新设备的时候，褚时健更是快人一步。
1986年，褚时健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随后，玉溪卷烟厂又引进了89台先进卷烟设备，投资共计5476.9万美元，生产过程完全实现了自动化。3年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上成为了中国年度卷烟业绩冠军。
褚时健不仅是一个“时机者”，还是一个敢于承担风险的勇士。
设备再先进，烟草再优质，卖不出去，砸在手里，堆压在库房，又有什么用？褚时健想得头都大了。烟是一定要卖出去的，至于怎么卖，还得从长计议。
新设备的引进，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促进了玉溪卷烟厂自身的快速发展。可这仍未满足极具野心的褚时健的大胃口。
1987年，云南省意外获得了“可以适当突破当时烟草的专卖制度发展烟草”的机会。一向敢闯敢干的褚时健，改弦易辙，取消和烟草公司的合作，直接与种植烟草的农民联系，给予他们更高的收买价钱。这样的方式，既省去了合作费用，也可以亲自监督烟草的种植和生产，还得到了收入增高的烟农们送来的高质量烟草，可谓一举三得。
烟厂业绩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褚时健趁热打铁，在烟厂内实行了“三合一”制度，即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专卖局、玉溪市烟草公司合而为一，所有的大权全部集于褚时健一人身上。
“倘若没有去过美国，还真是见识不到什么是最先进的设备，什么是最高效的管理，什么是最人性化的制度。富裕的生活、卓越的思想，足以让人惊叹。”这样的说法早已不是那时留学生的口头禅，国内许多颇有见识之人，也常把这话挂在嘴边。
幸运的是，1984年，在改革开放的号令下，西南地区得到了组织上一笔多达2000万美元的拨款。当时，玉溪卷烟厂的固定资产总共有7000万元人民币，褚时健拿出了2000万美元砸在了设备、技术上。
褚时健也听过这话，他听的目的不是为了了解这个事实，而是另有打算。他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队伍正在逐渐扩大，选择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