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在农业的中古时代何尝不如此？《圣经》上的教训是要人“积财宝在天上”，“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勤俭是这时代普遍的美德，是生存的保障。但是科学冲破了土地的经济封锁，情形完全改变了。蒸汽力、电力、内燃力，一直到原子力，一一地发明了利用的方法，使人实在看不到了在经济上人类还会有不可发展的限界。这是人类的大解放。机会，机会，到处有机会，只要人肯去开发。在这机会丰富的世界里，妒忌成为不必需了。种田的怕别人发迹，因为别人发了迹会来兼并他的土地。在现代工业里，各门各业是互相提携，互相促成的。铁矿开得好，铁器制造业跟着有办法；铁制的机器发达，其他制造业也得到繁荣。这时代，自然已不像土地一般吝啬，它把人的欲望解放了。享受、舒适，甚至浪费、挥霍，都不成为贬责的对象；相反的，生产力的提高必须和消费量的提高相配合。二者之间有一点龃龉，整个经济机构会脱节麻痹。于是以前所看不见的“广告”也成了经济活动的重要部门。广告是在刺激欲望，联结生产和消费，甚至是提倡挥霍，赞美享受。回想起在乡下被人贱视的“卖膏药”的走江湖，真不免为他们抱屈了。同是广告，而在人们眼中的价值竟相差得这样远。时代的距离！
1946年6月20日于昆明
眼睛是透出了地面，看见了人生是可以享受的；眼红了。他觉得知足常乐是多可笑和土气？他露在地面上的嘴学会了现代社会的口味和名词。口味是摩登的，名词是时髦的。可是从肩到脚却还埋在土里！
中国一身还是埋在土地里，只透出了一双眼睛和一张嘴。你看国家的收入还不是靠田赋？民间的收入还不是靠农产？即使有人不直接拖泥带水的下田劳作，但有多少人不直接或间接靠土地生活？我们还在土地的封锁线内徘徊。
种田的人明白土地能供给人的出产是有限度的。一块土地上，尽管你加多少肥料，用多少人工，到了一个程度，出产是不会继续增加的（即经济学上的土地报酬递减率）。向土地求生活的人，假若他要不断地提高收入，增加享受，他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不断地增加耕地面积。有荒地时，固然可以开垦，但是荒地是要开尽的，而且有很多的地太贫瘠，不值得开垦。人口一代一代的增加，土地还是这一点。如果大家还是打算增加享受，贪得无厌，他们还是想扩充耕地，那只有兼并了。把旁人赶走，夺取他们的土地；但争夺之上建筑不起安定的社会秩序。如人们还得和平地活下去，在这土地生产力的封锁线下，只有在欲望方面下克己功夫了。知足常乐不但成了个道德标准，也是个处世要诀。因为在人口拥挤的土地上谋生活，若不知足，立刻会侵犯别人的生存，引起反抗，受到打击，不但烦恼多事，甚而会连生命都保不住。
官吏变成公仆，衙门变成政府，是中古变成现代，农业变成工业的契机。西洋的历史写得很明白，工业开了一条从生产事业积累财富的大道，形成了一个拥有财力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现代化的前锋，他们拿钱出来逐步赎回握在权力阶级手里的特权。他们的口号：“没有投票，不付租税。”这样财富控制了权力，产生了现代政治。
要明白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得到乡下去看看那些大地的儿女们是怎样生活的。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这人群文化的性质。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
自拔，新文化的建立，似乎是件困难的事；但是除了自拔，只有死亡。我们现在正在向死亡的路上跑，那是事实。
若是我说：“把头也埋下去罢”，这是不可能的。可是生活和文化是一套一套的，生活在土里，文化就该土气。土气的文化确是令人不顺眼，但是你得全身从土里拔出来啊。现在这种半身入土的情形是会拖死人的。享受、浪费、挥霍视为应当了，而自己并不能生产给自己享受、浪费、挥霍的物资。于是“从权力去得到财富”的需要更加重了。传统文化中对贪污既没有道德的制裁，于是在享受的引诱下，升官发财怎会不变本加厉？从这官僚机构集中得来的财富，无底地向物资的来源运送。这个贫血的国家哪里还有资本去打破土地的封锁线，建立现代工业呢？齐肩的躯体深深地陷在土里，拔出来的希望也愈来愈少。
“知足常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和现代资本主义文化里的精神——“贪得无厌”刚刚相反。知足常乐是在克制一己的欲望来迁就外在的有限资源；贪得无厌是在不断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获得满足。这两种精神，两种人与物的关系，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是知足常乐。
贪污是这时代的经常官务。被剥削的人民恨官吏，但是他们并不恨贪污，恨的是为什么别人有此机会而自己没有。他们所企求的是有一天可以“取而代之”。在这种文化里谁诅咒过贪污本身？草台戏开场是“跳加官”，接着是“抬元宝”，连城隍爷都喜欢这种连结。权力和财富是不能分的，这是土地封锁线内的逻辑。
知足安分是传统的美德，但是即在农业社会里也并不能完全应付人类的经济问题。知足有个生理上的限度。饥饿袭来时，很少人能用克己功夫来解决的。有限的土地上，人口不断地增加，每个人分得到的土地面积，一代小一代，总有一天他们会碰着这被生理决定的饥饿线。土地既已尽了它的力，挤也挤不出更多的粮食来。喂不饱的人，不能不自私一点，为自己的胃打算要紧。贫乏的物资下，为了生存，掠夺和抢劫，成了唯一的出路。掠夺和抢劫要力量，这力量却因为无法用来向土地去争物资，只有用来去剥削别人了。这是人类的悲剧，在这悲剧里不事生产的力量发生了生存和享受的决定作用。有了匪徒，保镖也来了，这样把剥削的特性注入了权力。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合法非法，原是一套。暴力也好，权力也好，都成了非生产力量获取别人生产结果的凭借。“从权力到财富”——那是桑巴特给中世纪经济的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