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种精神有没有，这个气够不够呢？我在知识分子群里似乎感觉这个气不浓。然而，在这些年的“行行重行行”中，我却感到在新一代的年轻企业家们身上充满了这股劲，一股拼命要打开新局面的劲。
怎样才能发扬正气，做到第二次创业？那就要大家讲真话，讲真话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体现，有了这种环境才谈得到树正气。这种正气有没有呢？有的。我在1949年北京解放时，看到和体验过这种充满正气的氛围。从抗日时期，经过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我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那么一股劲、一股正气的。他们准备创造新东西的力量已经显现出来，知识分子在等待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是，正如厉先生书中所讲，由于反右、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把人们的积极性挫伤了，精神搞垮了，进取、创业的热情消失了。良好的社会风尚的褪色是从虚伪开始的，假话充斥，真话绝迹；人以虚伪的面貌待人，没有了共同语言；道德被扭曲、正气泄了。现在有不少事情，看起来好看，但缺少一点真情实意，缺乏有创造力的精神。我年近九十，可能容易看到晚秋的暮景，不一定和事实相符。
厉以宁先生著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我还没来得及细看，但粗略一读已引起我的兴趣，因为它已跨进社会学的范畴，研究的是人文世界中的“社会人”。我很高兴厉先生不止研究经济学里的商品供求问题，也关心人的道德力量在经济里的作用。事实上人文世界是一个总体，它不会因学科分类而割裂，反倒需要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因此我对这个座谈很感兴趣，它开辟了学术交流的新领域。
书中引起我兴趣的第二点是，厉先生提到了道德重整和第二次创业问题。中国人要有个精神，要有“正气”。近来中共中央提倡的“三讲”教育中的讲正气，就是这种东西。这种精神不光来自物质力量，还要有道德力量，要自觉为什么做人和做怎样的人。在中国的老传统中，道德力量一直是摆在很重要的地位上的。现在讲正气，也是要把这个支持做人的道德力量强调出来。我非常高兴，在年轻于我的朋友中，有人提出了这个看法。
1999年7月3日
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定会迎来灿烂的春天，参与到第二次创业的热潮中去。我们要为中华民族培养一种精神，争一口气。这个精神来自一种素养、一个高的道德境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光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一直在关心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西方有个亨廷顿，一直在鼓吹他的“文化冲突论”，大讲思想上的、宗教上的冲突。他的这套理论，可以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狂轰滥炸南联盟联系起来。我们东方文化的传统立场与观念和他的不同，我们的看法和取向是进入“道德”层面，讲求中和位育，而不是讲冲突和霸权。道德是最高一层的自觉意识，代表了世界观、人生观和宇宙观等价值观念。而西方讲的是“斗争”，提倡冲突。战争就是一种斗争的手段。他们把高新技术应用到武器上，用强权来压人，推行霸权主义。科索沃问题又给人们上了一课，敲了一次警钟，引起了更多人的觉醒。试想一下，如果按这一逻辑发展下去，人类被残酷的战争毁灭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人类的人文世界要持续发展，历史要延续，就必须提倡一个新的道德力量。
前不久我到湖南株洲访问。株洲是在清朝末年维新派想建立的汉冶萍工业区里，至今已快一个世纪了。没想到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把这个古老的工业化苗头给催活了。株洲有如从梦中醒来，在过去的20年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一个20万人的城镇，一跃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这种发展是有一种“气”支持着的，物质的发展也要有气。只讲生态不讲心态是不行的。每个人做事，自己心里都有明确的“定位”。例如汤佩松先生、曾昭抡先生，他们都有一个明确的志向，把心用到了事业上、学科上。汤先生一心一意探索生命之源；曾先生一心一意建设中国化学这门学科。他们真的是专心至极忘了自己，这种精神和志气，在他们一代知识分子里是有代表性的。这种精神和志气，如果能代代相传，是可以在知识分子群里形成一股正气的。
厉先生的书里，提到韦伯关于新教信仰促进和启动资本主义的问题。韦伯指出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规范一个做人的新规则，必须要有一种推动它的精神力量，我觉得它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气”。这个气，从个人讲是有“志气”的气，从民族和国家讲是有“正气”，有如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欧洲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与封建时期相比，出现了一个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提倡讲正气，也就是要切实地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才会有第二次创业的精神。当然，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我们提倡的精神内容也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以后受了伤，精神垮了，灵魂被扭曲了，伤到了骨子里，一般的治疗不会奏效，必须下大力气才行。知识分子要真正做到讲正气，就要在知识界反对假冒伪劣，知识分子自己，也要自觉地纠正过去为社会风气所迫而滋生的虚伪、冷漠。现在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深化改革的任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