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大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唯物和唯心的界线弄不大清楚，只有简单地划一下，说凡是资产阶级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心的，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物的。如果这条线划对了，事情是容易办些。英美的书本占书架，当废纸卖掉；俄文来不及学，就买翻译的小册子来读。写文章，上讲堂多几句引经据典的话，找几个英美学者骂上一番。这些都好办，而且很多人是这样办了。但是学习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之后，逐步会觉得这样简单的划法，似乎是很成问题的，觉得有一点像小孩子看草台戏，剧情看不懂，就看白脸还是红脸，白脸挨打了就叫好。他们逐步明白过去那样以为哪些人说的话一定是唯物的，哪些人说的话一定是唯心的想法不很对头。他们开始要求从学术思想本身来辨别唯心还是唯物。我想这应当可以说是学习上进了一步，但是这步一进，问题却多了，心情也跟着复杂起来了。他们很希望把官司打清楚，自己的学术思想里究竟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但是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前，却没有这个条件。
百家争鸣恰好解决当前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上发生出来的这些问题。据我的了解，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分子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地接受辩证唯物上义。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他们希望具体地弄清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为什么不对，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进入工人阶级。他们欢迎百家争鸣，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保障不会冤屈任何一点正确的东西，而且给任何一点可以长成为正确的东西充分发展的条件。这样，可以防止积极转化为消极，而使知识分子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不说话，抱了书本上堂念，肚子里究竟有多少货，别人莫测高深。抛头露面，那就会显原形。说穿了这里还有个“面子问题”。面子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我记得有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不是怕挨批评，我们以前还不是大家有被批评的，学术论战还是搞过，现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戴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就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现在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帮助教师们提高业务的科学研究开展得怎样了呢？有的学校好些，有的学校差些，总的说来，我认为并没有满足教师们的要求。
“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得怎样了呢？和“向科学进军”来比较似乎又差一些。先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一年来，情况是有些好转，在一定场合之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话了，但是还是相当腼腆的。向科学进军可以关起门来进，而百家争鸣就得抛头露面来鸣，腼腆了就鸣不成。
知识分子这种心情是可喜的，这是积极因素，孕育着进步的要求，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这个感觉并不是回到了北京才有的。去年暑假，我初到昆明，曾会见过不久前为了笺注杜诗特地到成都草堂去采访回来的刘文典老先生。去年年底，张文渊先生邀我去吃小馆子送行，大谈他正在设计中的排字机器。这半年多来，知识分子的变化可真不小。士隔三日怎能不刮目而视？
我所接触到的许多朋友们，对反教条主义是拥护的，对自己提高业务的要求也是积极的，他们要求帮助也是真实的。要“一间房，两本书”静静地做做功课就是指这个。说得具体一些，他们要求开展科学研究，要有机会出席学术性的会议，甚至要脱离生产进修一个时期，和出国留学，等等。这种要求是好的，应当说是可贵的。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是一上来就有的担心。“中央定的方针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里具体情况还没有条件。”接着有些人想把这个方针圈个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出乱子了。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
这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几年来，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来已起了变化。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当然，问题总是有的，但当前的问题毕竟和过去的不同了。
如果研究一下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不够令人满意的情况，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是工作条件不好呢？我看并不如此。教师们工作条件在过去半年中是有很大改善的。首先说过去吵得最凶的时间问题。自从规定5/6的业务时间之后，各地高等学校想了很多办法来贯彻，效果是不坏的。去年上半年，北京的高等学校里大约已有3/4的教师得到了保证，8月里我到昆明，听说云南大学里只有不到1/5的教师还不能保证业务时间。今年年初我知道有些学校业务时间得不到保证的教师比例已降到1/10以下。这个问题虽则不能说全部解决，而且像李达先生在新年愿望中所提到的情况还是存在，这些业务时间得不到保证的人又多是有能力搞科学研究的，但是一般说来时间问题已不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障碍了。其次，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条件怎样呢？这些条件各地、各校是不平衡的。过去一年中，各校购置图书一般都有增加，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书少，而是编目慢，流通难，分配还不够合理。仪器方面在生产、供应、修配、使用上问题还多，特别是内地和边区的学校困难不少。但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少的。除了特别的专题外，一般还没有发生有人因为这些方面的条件缺乏而不能进行科学研究的。
要概括地答复这个问题是有困难的。我只能就比较熟悉的一部分朋友们这个范围里来捉摸捉摸。新年里报纸上曾发表过一些知识分子的新年愿望。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先生说得很干脆：要做一个专任教授或专任研究员。做了教授之后要什么呢？在成都工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康振黄教授总结了在座许多朋友们的心愿：“一间房，两本书”，意思是要能静静地做做功课。
我想谈谈知识分子，谈谈我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学校里教书的老朋友们的心情。所谈的无非是一隅之见，一时之感；写出来还是杂文之类的东西而已。
全国各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没有把科学研究工作认真领导起来的学校还是不少的。有些学校把“向科学进军”当运动来搞，做了号召性的动员报告之后，发表格要教师们填题目，造计划，甚至过了一个时候就伸手要成果。在高等学校里究竟应当搞些什么研究？科学研究和教学怎样结合？各科抓些什么问题？教师之间又怎样组织起来，分工合作，互相帮助？进行研究时要什么具体条件？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怎样帮助克服？怎样组织讨论来提高学术思想？这一系列的问题显然不是任何一个教师能单独解决的。在这些问题上都需要具体领导。如果学校领导上不深入实际，依靠科学研究上有经验的教师，逐步地跟着工作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教师们尽管主观上怎样积极，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开展不起来，就是搞得有些混乱。我就遇到过已经填过几次科学研究计划表的朋友，见了我还是说科学研究方向不明，题目难找，甚至有些连自己在表上填过些什么都不大清楚了。对于这些朋友，向科学进军真像一阵风，只“吹皱了一池春水”。另外还有些朋友，急于赶世界水平，对实际条件考虑不够，一动手首先和已有的教学任务碰了头，时间冲突，精力兼顾下来，发生了矛盾。我又注意到有一些学校领导上对第一种情况倒并不焦急，按兵不动，但求完得成当前教学任务就满意了，而且科学研究表格已汇报了上级，交了卷了。他们对于第二种情况却相当敏感，唯恐教学任务受到影响。他们不去分析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更少自觉到这正是缺乏具体领导的结果；反而大叫教学和科学研究有矛盾，教师们名利心重，轻教重研。好像为按兵不动，填表了事，找到了正当理由。这种叫喊对教师们的积极性是不利的。上推下拉，进退两难，他们思想上怎能不混乱，情绪上怎能不受波动？高等学校里怎样开展科学研究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一下是必要的。如果真的在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和教学有矛盾，不能放手开展科学研究，也得拿出个提高教师们业务水平的具体办法来。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但总觉得解决的办法，不是在冻结科学研究、保证教学，而是在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具体领导，密切和教学的结合。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搞得太多了还是太少了？我想这个问题是值得检查一下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思想情况呢？这些思想情况又说明些什么呢？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朋友，自认水平不够，说不清楚。我们似乎觉得这里是不是反映着这些知识分子觉得问不问国事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区别呢？自己有个主张和没有个主张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他们觉得积极来提出意见似乎也没有什么必要，别人也不见得考虑，不赘一词，国家的事还是办得很好呢？如果真是这样想法，是不是说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还没有很好发挥呢？那么怎样能把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呢？——说到了这些问题，我想可能会超过我这篇杂文的范围。那是春暖花开时节的事了。
这些知识分子当前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呢？
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二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中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说来基本上是解决了。知识分子是满意的，甚至有点受之有愧。而且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很多学校里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也非常周到。比如为了剪发、医疗、买菜等排队费时间，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先待遇，甚至看戏都可以预定前排座位。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优待自然是领情的，但是这也使他们过分突出，叫别人看来不很舒服，甚至引起了群众的反感。这些办法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我自己就没有用过这些优待券，因为拿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前年年底，我曾到南京、苏州、杭州去走过一趟。一路上也会到不少老朋友。在他们谈吐之间，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寂寞之感：当一个人碰到一桩心爱的事而自己却又觉得没有份的时候，心里油然而生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意味。这些老知识分子当他们搞清楚了社会主义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是倾心向往的。但是未免发觉得迟了一步，似乎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心上怎能不浮起了墙外行人的“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
1957年3月24日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
我想，对世界的和国家的大事不很关心可能是当前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新发生的，由来已久。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同聊天，谈起了为什么很多朋友不很关心政治。有一位朋友说得很有意思。他说大概有四个原因：第一是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想法，认为国家大事自有贤能，自己可以不必操心。大家的确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是错不到哪里去的，很放心，只要好好跟共产党走，把自己岗位工作做好了，就是了。其次是很多人对自己缺乏信心，不必等别人批评，自己常常会问问自己是不是旧思想又在冒头，所以对于世界大事或是国家大事自己没有个看法和主张，等《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才动脑筋。第三，对世界大势，自觉很孤陋寡闻，不要说别的，连很多外国人的名字说起来都觉得绕口。情况不熟悉，要动脑筋也没有资料。第四，年来养成了没有布置就不学习的懒汉习惯。我们曾经想替这些思想配个帽子，但是配来配去头寸都不很合。说信任党、接受领导不对么？当然不可以这样说。但是怎么会信任得成了依赖了呢？虚心些也是好的，但是怎么搞得没有了主张了呢？不论怎样，总的看来，对国家的事情关心不够总是消极性的东西。
那么现在高等学校里的教师们在开展科学研究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具体领导不够。在这半年的旅行中，我看到：凡是加强了对教师们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这些学校里的教师们也就安心工作，业务有提高，学生也满意。凡是放松了这方面领导的，教师们彷徨苦闷，情绪也多。这种区别是可以理解的。教师们当前积极要求提高业务，一有奔头就心安理得。如果积极性起来了，有了要求，不能满足，看不到用力的方向，心就乱了。
还有，到家刚逢春节，次日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李景汉先生写的《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这篇文章连载了三天。李先生又是一位同行的老前辈，30年前出版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的作者。我记得大概一年多前，在一个民盟召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上，李先生曾说起过他自从院系调整后，三年多来已准备过三门不同的而都没有上堂机会的新功课。尽管他用了极为幽默的口吻，很轻松地道来，在座的朋友却半晌接不上话头。那时谁也想不到，他今年春节会献出这份珍贵的礼物。在我看来，他不仅报了乡村家庭生活改善的喜讯，同时也报了知识分子政策胜利的喜讯。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意味着他们的积极性是动起来了，特别表现在提高业务的要求上，但是消极因素还是很多的。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比如说：波匈事件发生时，我正在边区旅行，没有直接听到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反映，但是去年年底回到城市里和朋友们谈起了这些事，我的印象是这样大的事情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的波动却是不大的。一方面这是好的，说明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立场是稳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仔细了解一下，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思想上是非辨别得很清楚所以很稳，而是没有深刻地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不很关心。
接着想谈谈百家争鸣。
出门半年，回家不久，接到一个通知，是劳动干部学校邀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陈达先生的一篇有关人口问题论文的提纲。陈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师。提起他，很多朋友是熟悉的；他是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学者，社会学的老前辈，桃李满门墙的灰发教授。解放以来，一直还是手不释卷，但是报纸杂志上却很少见他的名字，书店里也已经找不到他所写的书，同行老朋友见面时常会互相打听陈先生近来怎样了。这个通知是一个喜讯。他老人家的科学研究工作又活跃起来了。
应当说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基本的，但是现在这已不是重点了。针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来说，现在主要是要帮助他们。先谈谈他们的业务情况罢。在教学改革初期，教师们曾经紧张过一阵。那是由于要学习苏联，很多教材都要新编，又由于经过思想改造运动，许多教师们把原来学来的一套否定了，而新的体系没有建立，有些青黄不接。所以突击俄文，翻译讲义，显得很忙。这两年来，是不是学习苏联已经学通了呢？是不是新的学术体系已经建立了呢？我想并不都是如此。但是上课的困难似乎是比较少了。那是因为一方面教师已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讲义也编出了一套，上堂照本宣读，问题已不大。但是到了去年，却又发生了新的情况，反教条主义的结果，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培养能独立思考的学生，老师自己先得要独立思考一番。过去和教本不同的说法，不论自己信与不信，可以闭口不谈，现在讲讲各家的异同，那免不了要批判批判，如果自己没有钻研过，道理也就说不明白。过去可以口头上复述一些心里不太同意的理论，现在心口不一致，连自圆其说都有难处了。过去可以根据权威对那些自己连原书都没有见过的异说，跟着大加驳斥，现在别人一追问就会露马脚了。总之，现在没有一点真才实学，教书这个行道是不容易搞了。反教条主义能提高教学质量的道理在此，引起教师们业务上的紧张的道理也在此。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积极的东西搞得不好会变成消极的东西。要求搞清楚唯物唯心的界线应当肯定是积极的，但是如果条件不具备，这种要求不能满足，别人还是红脸白脸地来对待他，他心里就会不服气，会产生情绪。我体会到学习苏联这个问题上就有这种情况。最初确是有人反对学习苏联，本质上是立场问题。但是最近又出现一些对学习苏联的态度不满的情绪，如果不加分析，会觉得立场又不稳了，其实性质是和过去不同的。在过去一段时期里确有一些地方把学习苏联简单化了。有些苏联传来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有些人提出了怀疑或不同意见，反而受到批评，于是搞出了情绪。这些情绪并不是从立场问题上发生的。但一有情绪，消极因素也跟着滋长，那就不好了。
去年下半年，我一直在西南一带东跑西走，在朋友中听到的这种感叹是不多了。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知识分子提高业务的积极要求反映了他们已自觉到业务水平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这种自觉表示了他们政治觉悟已有了提高，是过去几年思想改造和学习的效果。如果他们还是自认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旁观者，他们为什么要不到午夜不上床的自苦如此呢？我想强调知识分子搞科学研究是为名利双收，是个人打算是不好的，因为和事实不符。
要体会这些要求，得说个由来。一年多前知识分子苦恼的是有力使不上，一年来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感觉到自己力量不足，要求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