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器重你。”王老师在我脑袋上胡噜了一把。
这其实得益于我有异于常人的思维，以及一个科班出身的老婆。
“什么啊？就您看着是一团。”
我甚至动用了新疆军区的“黑鹰”，玩儿航拍。
“我不放心。”
戴维宇老师正在拍一部大型纪录片，我的任务就是拿着场记本，记录每个镜头的详细情况，便于后期剪辑。
“凭什么我老给你讲？”她斜着眼睛看我。
后来，《新华字典》修订，取消了“詠”字，以“泳”代之；不久又取消了“泳”，以“咏”代之。我的名字就成了“李咏”。
连续寻访了三个月之久，我终于在喀什市体育路十二小学找到了他的陵园。我又一次借CCTV之名，提交一份报告，请求当地政府对陵园进行整修，供他灵魂安息。
“嗨，您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也不是刚来一天两天。”我挠挠头皮。
毕竟年轻，苦中作乐，也挺开心。大家都拍我马屁：“跟你算跟对人了！”
长官派我采访第二届中国油画展，那年金奖得主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一块儿在中央美术学院学过画。我心情挺激动，再加上时间紧任务重，忙中出了错。一大早兴冲冲赶到现场，设备就绪，人员到位，才突然发现没请摄影师。
我在CCTV对外部的第一个职务，是向《北美卫视》传送新闻的记者。具体工作就是每天晚上23:10，将10分钟前刚刚出炉的新华社通稿以及当天的《新闻联播》内容，选择最有中国特色最富生活气息的，比如“北京居民抢购冬储大白菜”这类，发到美国《北美卫视》。
我又“咚”地躺倒，恢复刚才的姿势，“是啊，我喜欢这个地方。我今天什么都不想拍，就想躺在这儿读诗。”
“哦……”我恍然大悟，“《西游记》里那孙悟空一抹脸就变个道士，一抹脸就变个小鬼，就是这么变出来的吧？”
“就凭我每天辛辛苦苦挣钱供你上学，行吗？”我一脸求知的欲望，“你一人学，咱俩人会，多划算啊。”
在一个距离喀什75公里、名叫阿图什的城市里，我的向导——喀什行署文化处处长——对我说起了这部传世之作，并告诉我圣人的陵墓已不知何所在。我深为所动。
今年9月，偶然和过去的同仁聊天，我才惊讶地知道自己十几年前的一部专题片，居然获过类似“亚广联”的一个什么大奖。说起那一天，至今仍历历在目——1993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100周年。
坚决不当主持人！
学播音的不当主持人能干吗？那就当编辑吧，编辑不还能有点儿个性表达吗？
刚去也挺茫然，不知道将来能干什么。
2004年夏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日本女士赴西藏阿里旅游，突发食道大出血，生命垂危，旅行团向中国政府发出求救信息。新疆军区特级飞行员陈殿起受命紧急救援，架“黑鹰”克服恶劣天气，多次迫降又重新果断起飞，最后将日本游客救至喀什。
“我是总导演，他是主持人，主持人就必须服从总导演！他凭什么改我的词？”
两个月后，我去新疆拍一个MTV，就用上了“停机再拍”这一手，确实好使。我身边的老师们常对我另眼相看：别看这小子非科班出身，尽出怪招，但怪得有趣。
我也停下来，仰视他，惊诧莫名。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抽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苦苦思索了大约5分钟之久，没别的招儿，就自拍吧。
我也坐起来了，“没问题啊，怎么了？”
阔别多年，再回家乡，我突然感到它太美了。除了美丽，还是美丽。蓝天就是蓝天，白云就是白云。我完全想不通自己少年时为何那么厌恶这里，想逃离这里。
我还做过一个报道兰新铁路复线改造的纪录片《龙腾大西北》，邹家华副总理为节目亲笔题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爹亲身见证了兰新铁路的修建。30年后，国家斥巨资对其中1600公里的铁路进行复线改造。为了拍好这个专题片，我到处寻找素材、采访当事人，了解方方面面。我坐的是慢车，路上咣当咣当晃一个礼拜，穿越千里戈壁、天山山脉，经过百里风区、沙害和盐渍土地段。车上没水，洗脸、刷牙、饮用，全是矿泉水。
我这人特形式主义。在北京时，我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独立摄制组。第一件事是自掏腰包，给组里每人买一件摄影背心，出门都必须穿上，这叫精神面貌。
第一次当导演，我挺单纯，也不懂拉赞助，想要什么，就实打实地去跟人家交换。为了让摄制组哥儿几个过得舒服一点儿，我带他们住的是新疆最好的两家酒店之一，四星级，每人都是单间。伙食就比较凑合了，在房间里用电饭煲熬点儿羊排汤，撒上辣椒末，就着烧饼，就是一顿饭。基本上相当于今天吃的泡面吧。
“成，开机！”
戴老师停下来，直视我，语出铿锵，“他无权动我任何一个字！”
我以CCTV的名义，向喀什行署提出口头请求，请协助我找到这位智者最后的长眠之处。
我是主持人兼撰稿。在节目里，我谈到的第一个话题是《婚姻法》，这一创意在当时引起了挺大的争议。
“器重我？为什么？”
“那就讲讲吧。”哈文被我逗乐了，“我告诉你啊，摄影机的方向和方位都是固定的，女孩儿甲在镜头前面跳了段舞，然后关机。换女孩儿乙上来，还在同一个地方跳舞，开机接着拍，一直到拍完这个镜头。这样啊，就可以实现大变活人的效果。”
——培根
司徒老师的导演课，我做了详细的笔记，反复琢磨过很久。
我很能吃苦，所以也很自负。后来文艺中心长官张晓海打电话找我，想借用“翻越天山”的航拍镜头。我不认识他，傲慢且爱搭不理地说：“先找我们长官签字，然后再看我有没有工夫，我这儿正用着呢。”
谁比李咏更了解新疆？谁比李咏更熟悉新疆？谁比李咏更热爱新疆？没有第二人选。
1993年冬，天安门广场。
1992年，对外部创办了《天涯共此时》栏目，作为“海峡两岸亲情交流的桥梁”。老实说，节目挺没意思，但在对台宣传上，它又起到了不可缺失的作用。主持人程前是从国际部临时借调过来的。后来人家国际部要把程前收回去，《天涯共此时》就出现了一个主持人空缺。
除了当编辑，我也客串记者，客串不好，尽捅娄子。
实践进行到一定阶段，就需要通过理论拔高。我身边有个现成的理论家哈文。她正在北京广播学院读“电视节目制作”的双学位。
我从司徒老师的课上知道了什么叫“蒙太奇”，怎样通过这种有逻辑或无逻辑的剪辑，在90分钟里实现长达百年的跨越。
长官同意了，但一开始只让我做主持人。吕长官说：“你一个学播音的，老不主持节目，一天到晚编片子，扛角架。你想好了啊，主持人这职业，方方面面来讲都不差。”
我的理由太充分了。司徒兆敦——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导演——当年在广播学院开设第一期“电影导演培训班”，我是30名学生之一。“拍电视的拍不了电影，可是拍电影的拍起电视来，跟玩儿似的。”这是司徒老师的名言。
假如一个人想从确定性开始，那么，他就会以怀疑告终。
但是有些事，你越是想尽办法回避，最后却发现似乎一切努力反倒是为了促成它。可能这就是命，不服不行。这不，导演当得好好的，吕长官又来劝我当主持人了，这回还动用了行政手段。
今天若您再去喀什，会看到修葺一新的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陵园。他的名言都铭刻在四周墙壁上。我的镜头360度回转，以电影的拍摄手法拍下了这个场景，维吾尔语念诵的《福乐智慧》作为旁白。
摆谱儿的事儿还不止这一桩呢。第二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40周年，这个会议，那个颁奖，都跑到新疆来办，乱得一塌糊涂。我们要去地州拍片，没有车了。我跟当时的自治区主席阿卜来提·阿卜都热西提关系十分融洽，他慷慨地将自己的牛头越野车借给了我，后面跟着一辆黑色道奇公羊越野车。“公羊”现在不稀奇了，那会儿可是乌鲁木齐唯一一辆。
“可是意思一点儿没变啊，他可能那么说更顺吧。”在我看来，这完全可以理解。
每天晚上我下班，她下课，俩人吃完饭往床上并排一躺，就聊上了。
第一年，我的专题片名叫《看新疆》，第二年深入一步，叫《在新疆》。一发而不可收拾。
每一条新闻下面都要打上记者的名字，字号很小，还是繁体。又要说到我的老长官吕斌了，他眼睛不好，看什么都是圆的。
寒冬腊月，为了显得庄重，我只穿了一套西服。每说完一段儿，就被他们用棉被裹起来上车暖和一会儿。
我挺奇怪，对着手里的稿子看了看，他没说错什么呀，就是换了个词，意思完全没变。
我是导演，我是撰稿，我是主持，我是编辑，我写分镜头本，还负责最后的全部合成。
“看见我没？拿望远镜看！眼神儿差啊！”
那几乎是我记忆中最好的四年，最快乐，最健康，最阳光，嬉笑怒骂，个性飞扬。
司徒老师告诉我：“导演，没什么稀奇！别被他们那些理论唬住了。摄像机的状态，不外乎“推拉摇移甩跟”。你看上100部好片子，只要肯琢磨，有洞察力、领悟力，就能成一个好导演。剩下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好故事，你得会听，会选。”
途中警察无不惊诧侧目，这小子谁呀？坐着自治区主席的车，竟敢不穿衣服，还听摇滚？
“王老师，大晚上的，您怎么来了？”
我当时挺不情愿，“我爹给我起的名儿，您说改就改啦？”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虚心请教：“戴导，上午怎么NG那么多回啊？”
我的老师们都是大导演：曾获“亚广联”大奖的纪录片大师戴维宇，中国纪录片元老陈汉元、专拍辽金文化纪录片的屠国璧、1949年为《开国大典》拍摄16毫米纪录片的曹兴成……
为这事，我郁闷了好长时间，怕我爹知道了不高兴。我爹却很大度，“领导让改就改吧。”
我这个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的，将来不也得奔着主持人去吗？看见了吧，“著名主持人”尚且如此，我又算得了什么？做别人规定的动作，背别人写好的台词，还一字不许改。
“差不多吧？”我问。
有一天，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绿色的杨树叶上泛着阳光。我突然吟起诗来，不知道是谁的诗。我的制片主任走过来，坐在床边诧异地看着我，“李咏，你没问题吧？”
我这人聪明倒算不上，胆子是真大，敢玩儿！玩现了，大不了废了这一个镜头，玩好了不就长本事了吗？
编辑真是个苦活儿，累活儿，劳心劳力。一部纪录片，素材动辄长达几千分钟，最终要剪成一部30分钟左右的作品。一遍一遍地看素材带，从中甄选有价值的画面，配合想要表达的主题进行剪辑编排，片头引发悬念，片尾升华主题，最后还得配音、配乐、配字幕……谈何容易！24小时连轴转简直是家常便饭。
他的著作《福乐智慧》，以13290行长诗表达了对社会、法制、伦理、道德、哲学等问题的看法，直到现在仍有各种语言的版本在流传。他将此作献给了当时喀喇王朝的国王布格拉汗。布格拉汗因此赐予他“哈斯·哈吉甫”之称号，意为“特别御侍官”。
别说，这名字还真把我的职业给规划了，混到今天全凭一张嘴。
在《北美卫视》干了一段时间，表现挺好，长官又把我调到《中国报道》栏目专题部，做导演助理。
我对着对讲机不停地指挥，言辞粗鲁，挺装。我觉得当导演，不厉害点儿不行。
“别老在我眼前转悠，拍你该拍的镜头去！”
我的同事李晓山导演就说，李咏这个人看上去吊儿郎当，马马虎虎，工作起来比谁都认真。要不我跟谁都敢拽呢？我觉得我有资本，我工作起来是真玩儿命。
导演，有什么稀罕！
这部纪录片的主持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那天上午，他站在背景墙前面开始说词。刚说一半，戴老师就打断他，“停，重来！”总导演的权威不可小觑。于是主持人重来。说到一半，又被导演打断：“停，重来！”
我一个人对着机器，声情并茂地报道展览盛况。报道完了还得去馆里拍摄参展作品，采访观众。10分钟的专题，我拍了几个小时——哪些镜头能用哪些镜头不能用，心里没谱啊。加之我还挺多创意，比如在一幅画前面把机器滚了个不太稳当的360度，让观众得以全方位欣赏，就是欣赏完了眼晕。
我对长官说：“如果非让我泛泛地谈一些假大空的东西，干脆别让我做了，没劲。”
我做过四年编导，我的作品年年都获政府奖。特别是1994～1995年，对外部启动了大型系列节目《中国西部》，涉及9个省及自治区。我主动请缨，要去新疆。
好在那会儿年轻，没负担，熬得起。屠国璧老师一帧一帧地教我选择镜头、组合画面。我开窍也挺快，没多久就领悟了——拍纪录片，投入的不是时间，是生命。
带子拿回去，吕长官眯缝着眼睛看了半天，“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又戴上老花镜，不厌其烦地陪着我，一帧一帧地看，告诉我这个镜头为什么好，那个镜头为什么不好。误打误撞几个月，也学了不少东西。
摄像机是头回用。在中国美术馆大门口，我给ENG工作人员指了个位置，让他站那儿。自己则架好机器，打开镜头盖，从寻像器里看了看。然后跟工作人员交换位置，让他从机器里看我。
天热路远，为了省油，车里不开空调，车窗大开。我光着膀子坐在副驾驶座上，听着黑豹。“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琢磨……”
“飞低点儿！再低点儿！听见没有？”
时间向前倒推10年，1994年，就是这位英雄飞行员陈殿起驾驶“黑鹰”，带着我的摄像师，完成了半径800公里的航拍镜头——翻越天山。
当年的我，颇有新闻范儿。
我说：“吕长官，这回我不光编片子了，我要当导演！您要是信得过我，就给我一次机会。”
“你是在读诗吗？”
“我器重你，因为你型号不一样。”
李咏你腿有毛病吗？
我们要拍一个30分钟的纪录片。时间很紧，上午拍，中午编，晚上就要播出。天安门广场戒严，我站在广场中间，用英文采访BBC首席记者，请他谈一谈对毛泽东的印象，以及对改革开放的看法。他的回答我除了开头能听懂，剩下的只靠猜了，我只好不停地点头说Yes和OK。
但是导演愣让他“重来”了十几次，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
我当导演，做派很新鲜——先把摄影师发到新疆去打前站，找感觉，拍空镜头。我远程操控，在家撰稿，设计好素材，确定好主题，写分镜头本。11平米的小房间，梳妆台就是书桌，我趴在上面奋笔疾书，哈文没地儿呆，只好躺在床上看书。
但是长官认为，既是百年诞辰纪念，就应波澜壮阔、气势恢宏，谈论主席一生丰功伟绩。
“那怎么办？你这个‘勇’字，看起来就是一团嘛。”
“老婆，你今儿都学什么了？”
那一刻我打定主意：坚决不当主持人。
答：“差不多，人跟中间儿呢。”
“聪明！”
“李勇啊，你这个‘勇’字，能不能换个别的？”一边说，一边在字幕机上敲来敲去。“呗儿”，敲上去一个“詠”，“我看这个言字边的‘詠’就挺好，反正你的工作就是说话。”
新疆，我们来了！这是我的摄制组。
我只顾自己舒服，没想过别人舒不舒服。
往监视器前面一坐，动辄“重来”！这是我导演的派头。
我丝毫不觉得我应该恭维谁，或看谁脸色。我认为一切所得都是应得，都是流血流汗换来的。
吕长官看我半天，“我凭什么信得过你？”
他们不知道这福利是我怎么弄来的。我接连熬了好几个晚上，到一个小闭路电视台去给酒店做宣传片。我自己拍摄酒店的各项设施：客房、餐厅、酒廊、健身房、会议室……自己编辑、自己配乐，自己写解说词，自己配音。然后这段片子就在酒店大堂里从早到晚地放。这就是当时我能想到的唯一的交换条件。
天高地阔，信马由缰。
我通宵达旦地翻阅《毛泽东选集》。《婚姻法》是新中国立宪之后的第一部基本法，“是有关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之一。”第一次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累不累？我都快累疯了。但我又觉得过瘾！好玩！
在新疆，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了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墓。现在知道他的人很少了，通俗地讲，他就相当于维吾尔族的孔子，生活在11世纪，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
去新疆，我不但带监视器，还要带“回放附加器”，一个跟DVD机差不多大小的玩意儿。因为我拍的是宽银幕纪录片，监视器太小，而且是黑白的，看不出比例和是否偏色。回放附加器这头接摄像机，另一头接电视，问题就解决了。
我恐高。在乌鲁木齐的北京南路找了一家烤羊肉串的摊，旁边扯过把椅子来半躺半坐，仰面朝天，架着二郎腿，左手持对讲机，右手拿着一串羊腰子，旁边桌上放着一打啤酒。
一个月以后，对节目架构基本上成竹在胸了，我才和摄制组其他人一同启程。
“什么叫停机再拍啊？给我讲讲！”
有时候我在机房里熬夜编片子，我的组长王友才专门来看我。他是CCTV有口皆碑的最优秀的摄影师。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黄河九曲十八弯，就出自他之手。
周围老百姓不看飞机，全看我。大家伙心想，这小孩儿也就20岁出头，什么来头？还指挥飞机？
“因为你型号跟别人不一样！”
“停机再拍。”
哎哟喂！我抱着脑袋蹲地上半天起不来，咋整啊？
这儿必须加上一段小插曲。其实那时候，我的名字还叫“李勇”，这是我爹给我起的。他一辈子老实胆小，希望儿子将来能勇往直前。
为了拍《渴望“三通”》，我从厦门坐船220海里到香港，又从香港到日本那霸，再从那霸登陆台湾高雄。一路上苦得都没法儿说，刚到高雄就被当局劝回。记得那年，台海在进行军事演习，于是只好奔了深圳，采访准备进驻香港的三军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