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崔说，娱乐节目之所以越办越庸俗，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当然，也是我自讨没趣。单论虚头巴脑的名声，好歹我也算个“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再往后，“老一辈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哪儿还没我一块生存之地呢？但就是一腔热血，非要往那夹缝里挤。挤不动了，还怨人家“土壤不够肥沃”。
你是主流吗？
您知道生活中什么样的人最惹不起吗？对喽，中年妇女。今儿指东，明儿指西。姑奶奶的价值观让我找不着北。
我跟观众朋友不见外，习惯于把生活中的自然行为搬上舞台，当然也包括一些不那么“美”的地方。长官又说了：“瞧你，站没站相，挤眉弄眼，成何体统？”愁得我，下定决心，刻苦练习“丁字步”。
其实我都想好了。将来我给自己录一段遗言，专门在告别仪式上放的：
长官的话我得听啊，接到指示当晚，我就去染了特粗的一绺黄毛儿。
最开始我漂了一小绺黄头发，就在脑门这儿。长官看了我的节目，很不满意，把制作人叫了过去。“你们这摄像有问题啊，你看李咏头发这儿，都‘呲光’了。”
丫是谁？
制作人定睛一看，解释说：“这不是呲光，是他自个儿染了一绺黄头发。”
比如我原来喜欢向观众行礼。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在额头这儿比划一下。长官问：“你什么意思？小布什下了直升机就这样！”
“庸俗、低俗、通俗，到底有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么多年了，也没个定论，老TMD开会，就批斗我一人儿啊？”
早在10年前，《幸运52》开播之初，我就向当时的长官虚心讨教过：“您说我该咋主持？”
请问各位，你们喜欢吃细粮，还是喜欢吃二植子面？我毫无愧色、拍着鸡胸，把话放在这儿：李咏的节目永远是细粮！舞美、灯光、服饰，等等等等，都是精益求精。
还有人抬举我，把我和其他几位男主持人并称为“CCTV四大天王”，这也歇了吧。虽说我和小朱老师都一样身穿黄马褂，四品侍卫。但我不过是午门外巡视，他可不一样，带刀御前行走啊！
不过还好，我被心理医生连续盘问了半个小时，居然一点儿没绕进去。最后他奇招突袭，问：“性别？”
我也想跟别人一样来着。往根儿上倒，也没什么不一样，都是生在蜜罐里，长在红旗下。但是有意无意的，我就成了“罗德曼”，一个为维持CCTV“物种多样性”做出杰出贡献的异类。长官们从此有理了：“老说我们太规范，瞧，我们还有李咏这号人呢。”
我怀着庄严的心情凝视奖杯，立志从今往后，重新做人，投入革命大熔炉，每天以“主流”的姿态投人工作。突然发现不对啊！对别人来说是靠谱，搁我身上就是不着调。要想保持收视率，继续谱写宏伟乐章，我还得是原来那个德行。
——维特根斯坦
说完话，我起身离席，去旁边那屋抽烟去了。过了一会儿，罗京过来了，问我：“怎么了？”
“我只想好好服务电视观众，再说别的我也听不懂，不奉陪了！我还有个更重要的会要开。”说完我抬屁股就出了门。
我的化妆师有种专业颜料，类似睫毛膏，专门画头发的。红橙黄绿青蓝紫，那效果，不比立邦漆差，鲜艳持久，环保无味。
长官站出来，安抚民心：“大家不要什么事儿都看李咏，他是个特例，特例。”听不出是表扬还是批评，但总归是给我留了条活路。
一个好的主持人是不认命的，他的准则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节目好看。但我的处境十分尴尬，又让我撒开了欢儿地跑，又给我使绊子。发令枪未响，“为国争光”已经嘱咐得太沉太多。一旦失去爆发力，损失的是我自己。CCTV，这个大笼子，应该不差我这一只鸟儿吧？
丹尼斯·罗德曼何许人，不用我介绍了吧？没听说过？那麻烦您上网搜一下“NBA第一狂人”。尊容和事迹，应有尽有。
受他启发，我突然明白自己的定位了：CCTV的李咏，不就是NBA的罗德曼吗？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作为主流人物乔丹的重要陪衬，少他一个欠点儿，多他一个闹心。
也就隔了一个月，CCTV要在一家五星级饭店搞个挺盛大的活动。活动之前，还是这位长官，指示我的主管长官：“通知李咏，把他头上那黄色儿给染黑了。”
考虑到更高一级长官的承受力，我又给染了回去。毁死我这点儿头发了。
成天就弄这种“猫捉老鼠”的事儿，挺好玩儿！
我没抬头，说了一句：“我想走。”
长官看着是顺眼了，可是我自己一照镜子，头顶上没那么一下，不行，看不惯。都不知道自个儿是谁。我想了个权宜之计，不让染，画总可以吧？
这一日长官又在电视上看我节目，嘿，反了你了，说不让染，还染！
2004年的《梦想中国》，浑身插着鸡毛，把自己弄得跟“毽儿”似的。
真以为人家把你当主流呢？早先曾有长官说过：“CCTV无娱乐。”我顶多是主流中间的一个摆设，用不用、怎么用，都是两说着。没有罗德曼，怎么显出乔丹的高尚呢？没有午门外巡视，怎么显出带刀御前行走的威武呢？
现在罗京已经走了。我唯一的后悔，是那天不该驳了他的面子，他真的是个好人。
我往旁边看了看，CCTV的主持人有三个：小崔、朱军、我。再往后一看，都是其他各电视台的，而且没有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
总说CCTV的主持人好得病，这不，小崔老师、小白老师都抑郁了，我才知道不是我一个人每天晚上睡不着。
当然了，我们哥儿俩只是性质相似，形式并不相同，就像那天桥上卖艺的，各使一摊儿。
长官发现，千万别让这小子耍开，不拿绳子勒着，不定犯什么事儿呢！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得出结论：“踏踏实实走吧，你没病。”
他劝我：“别价啊，这才刚开始，后面一堆人没发言呢。”
我从来不参加CCTV的任何会议，但有一天我去了，广电总局长官、罗京、李瑞英主持。主席台上方挂着大红横幅——反对娱乐节目庸俗化。
“家长会！
“女！”
我这人，穿衣服特讲究，胸前非得绣上名字缩写“LY” 。我衣服下摆都长啊，为了让整个人看起来不像喇叭，领子就得大。领子一大，那个“L”不就被盖住了吗？就剩下个“Y”了。于是老有人盯着这个“，字，百思不得其解，“请问，‘丫’是谁？”
从《幸运52》到《非常6+1》 ，再到《梦想中国》、《咏乐汇》。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曾经看到过几缕“大俗”的阳光。何谓“大俗”老子说了，大俗即大雅。这就是我毕生的追求。
这个问题问得好。是啊，丫是谁呢？
有时候我爱用右手扶着左边胸口，表真诚，表敬意。长官也不让，说这是“拉登的标志性动作”。
面对新生事物、舶来品，长官也没主意，“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一直在寻找自己于CCTV的定位。
“为什么？”我跟主管长官较劲，“不是他让我染粗点儿吗？”
“瞧你这样子，成何体统！”
这一路，我自己看着办过来了。开始挺美，觉得按照国际惯例，咱也混进了一个越老越值钱的行当，奔着大卫·莱特曼就去了。可是要说也怪，人家那边儿是年纪越大，越德高望重，越德艺双馨；在咱们这儿，人但凡上了点儿岁数，就从上到下都看不惯你了，各种意见、建议、批评、指示，呼啸而至。
轮到我发言，我说：“今儿这会，好像是给我一个人开的吧？”
在特定的舒缓音乐中，旁白仍在继续：“前来送话筒的有……”
朱军说，《艺术人生》就很高雅，它的收视率并没有下滑。
我对自己，有着百分百近乎不要脸的自信——我唯一，我不可拷贝。
“你还开什么会啊？”罗京在后面问。
那是！科技以人为本，这玩意儿一洗就掉啊。
所以你就发现，主持人大都不太正常——我是说有责任心的主持人。干到最后，不知道自己肩上扛的是什么。小崔老师和小白老师擅打“伏击战”，他们拧巴了。我专门把人往“歪道”上引，居然也拧巴了。我们头上都戴了个铁帽子，装修得跟皇冠似的，漂亮，熠熠生辉。实际上是孙悟空头上戴的金箍，滋味儿只有自己知道。
第二天我就被叫到了长官办公室。进去以后一照面，长官困惑了，“怎么昨儿电视里见你还是紫头发，今儿又变黑了呢？”
前两年刮起一阵“反对娱乐庸俗化”的风，女主持人不许穿奇装异服，男主持人不许留长发，不许染发。有人不服，拿我说事儿：“李咏怎么就那样呢？”
伟大的民主斗士闻一多说：“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我没他那么大无畏，就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主持人也一样，要维护自己的主持生命。夹缝中求生存，关键就在这个“生存”。
鲁迅先生讲话，自己是上了岁数了，也没什么非说不可的话了，但为了仍然有梦的年轻人，总是不免要呐喊几声。我也是这么个人老心不老的主儿，时不时就想呐喊呐喊，可惜喊不出声，或者即使出了声，也很微弱，别人听不见，也不想听见。
除了外形方面的诸多不和谐因素，我说话也老招长官不待见。比如遇见新婚夫妇，我奉承人家：“恭喜发财，龙凤双胎！”长官马上提出质疑：“说什么呢？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
但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像那花生豆，煮煮很可口，炒炒更香脆。有谁想过花生豆在花生壳里呆得多郁闷？好不容易被剥开，挺舒服，终于见空气了，哪知没敞亮多会儿，又被一张巨口吞掉，直到变成肥料，又泼到地里，接着种花生。永无出头之日，它也想不通啊。
“爱好？”
一个时代误解另一个时代。一个小小的时代以自己的可恶的方式，误解其他一切时代。
自2000年获《新周刊》“最佳游戏节目主持人奖”，我连续多年拿奖拿到手软。特别是两年前，我还拿到了上海电视台颁发的年度大奖，以及两岸三地华语主持人“最具品牌价值奖”，别号“接班奖”。有媒体报道，赵忠祥老师说：“我们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刘翔和李咏的时代。”
“欢迎大家光临我的告别仪式，劳累各位了，你们也都挺忙。今天来的都是我的亲朋好友，既然不是外人，我也没跟你们客气，走之前都说好了，今儿来送我，就别送花了，给我送话筒吧。我希望我身边摆满了话筒。人生几十年，一晃就过，我李咏这辈子就好说个话，所以临了临了，都走到这一程了，还在这儿说话。没吓着你们吧？”
再说这么多长官，一人一个主意，每天都有新的指示传达到我耳朵里。就说头发这一项，除了颜色，还有长短、形状、弯曲度，前后得有一百多位长官发表过意见。都听我也听不过来。听谁的不听谁的，还得各方权衡。别回头，得罪了长官，还得为收视率缩水负责，我图什么啊？
还有时候我对观众自称“在下”，长官也不爱听。“什么叫在下？你是堂堂CCTV主持人，注意点儿影响好不好？”我就特茫然，不说“在下”，难不成是“在上”？站在舞台上，我说出来的话，喷出来的口，都是坊间俚语。让我拿什么“在上”？大尾巴狼啊？
“男！”
我突然飘飘然，那么多优秀主持人，都只获单项奖，我这个一天到晚嚷嚷来嚷嚷去的主持人，却弄了好几个年度大奖。不容易啊，奔了这么多年，终于混人主流了。
“行了，你歇了吧。”主管长官说，“过两天不是要搞活动吗？还会有更高一级长官出席。他们接受不了。”
摸着良心说，我跟CCTV这座大楼子感情很深，它给了我今天的一切。但我却越来越感到生存空间的逼仄，狭小。我这个凭嘴谋生的人，如今嘴却被堵住了。
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是一台节目的灵魂。可我不是，没人把我当“灵魂”，顶多是个“魂灵”，飘荡在舞台上，充当着某种必须的元素。
前两年收视率特高的时候，有人恭维我是“一哥”，开玩笑，“一哥”那得是长官，我顶多是个八哥。
在很多人眼里，我很风光。只有我自己知道，生活其实是“快乐并痛着”。我获得过许多成就，许多首肯，许多认可。但我又哪儿哪儿都挺疼。
长官也仔细看了看，哦，这么回事儿。“你回去跟他说，要弄就弄粗点儿，弄那么细一根干吗？”
今儿也没经他允许，我就擅自宣布，此君跟我有点儿关系。不是兄弟，胜似兄弟——难兄难弟。个中缘由，您不妨听我唠唠。
闭目在话筒丛中，我肯定特安详。
我这个自封的“终身成就奖”挺有创意吧？您觉得怎么样？
除了头发，就我这周身上下，问题太多了。
于是每次上节目之前，我都在化妆间里给自己画一绺彩色头发，黄的、白的、紫的、红的、棕的、银的……跟当天穿的衣服颜色搭配着来。这么好的方法，怎么早没发现？
我也不是成心捣乱。打从10年前开始，我就这形象，在观众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节目组做过问卷调查，赶上哪期节目我耍个宝，自毁形象，头上包个羊肚手巾，耳朵边儿挂个花儿啥的，收视率一准儿暴跌。
“嗨，没这意思，你就当应个景，啊？”
一度拿奖拿到手软，以为从此被纳入“主流”。
性别男，爱好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