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以后，临近高考，班主任老师建议我报考西安美术学院。
灯光从石膏像的斜上方打过来，我站在5米开外的地方，用铅笔量比例、打点、走轮廓，黑白灰的过渡、头发和皮肤的肌理……然后退后几步、上前几步地虚着眼看。我用72个课时完成了这幅画，前后大约一个月，与实物完全是1:1的比例。
“画画，不但要画你看到的，还要画你想到的，感受到的……”
“我带你去过，离CCTV不远。”
“山、水。”
“不知道。”她挠头。
有三天的时间，我没有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一个人在一块长约4米的黑板上，照着一本画册，用白色粉笔勾画出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的浮雕作品之一——《五四运动》。操场上人声鼎沸，枪鸣炮响，高音喇叭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这一切于我只是遥远的背景，尽可充耳不闻。我的眼里只有线条、色块、明暗、凹凸，耳边只有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天青年学生们在高喊口号，慷慨陈词。既不知道饿，也不觉得累……
“法图麦，这是什么？”我指着其中一页问她。
艺术创作讲究悟性和灵感。三分之一的时间，我在向老师学习。三分之一的时间，我自己对着书本体会、感受。还有三分之一是实践，不断挨骂，不断自我修正。在老师眼里，我的画永远是错，所以他永远在纠正我，他的纠正也是一部教材。
结果，当然没人把我怎么样。
“因为旁边是海。”
“不对！天宁寺！”
我挺“洁身自好”，不愿意和一群有可能“滥竿充数”的人混在一起。另一个使我犹豫的原因是郭鸿儒老师说过的一句话：“画画是讲究血统的。”我没有这个血统，未来能走多远，很难说。我冷静地考虑了几天，决定放弃美术专业。
我把这两个词写在小黑板上。“还有什么？”
我在哈密的学校里认识了郭鸿儒老师，新疆“四大才子”之一，毕业于齐鲁美术学院。学校大礼堂两侧有两间厢房，一间是他的卧室，一间是他的画室。认识郭老师以后我就不住教师宿舍了，搬到了他的厢房里。每天做完功课，我就帮他批改作业，分儿打得不高，他老怨我。
闺女学画，我为她请了专业教师，兴起时，自己也客串一回业余老师。
“叹息桥。”她反应飞快。
“天坛？”我成心误导。
“你高三毕业没有毕业证吗？”
初一一年，我画了厚厚一本习作。其中大半作品是临摹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派”，就是看上去支离破碎、扭曲变形的那种。我对画派不太理解，但我崇拜毕加索。习作中还有小部分是人体。当然没有模特愿意脱了衣服让我画，都是石膏像写生。
人凭什么能够意识到有一个自我，我倒渴望从中分离出来，逐渐长大。
我小小年纪，对自己的要求却极为严苛，近乎强迫。原因说不清道不明，就是喜欢画画，画不惊人死不休。
“我，我开学上高二。”
小时候，我在一家很简陋的俱乐部里，看了场5分钱的电影，秦腔古典名剧《三滴血》。回家以后就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电影里的乌纱帽和官袍，趴在桌上画。
“对了，旁边有大海。”
长发、喇叭裤、紫红色大头皮鞋，我站在高高的领操台上宣布获奖名单。没错，我居功自傲，我有恃无恐。但是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何谓“宽容”，心中只有两个字：感激。
一边吸引她注意力，我一边飞快地将悉尼歌剧院的轮廓勾勒下来。一定要快，因为闺女两分钟就不耐烦了，非拽着我走。所以我的速写本里充斥着各种“半成品”，晚上回去再对着照片完善。
只要有时间，我就临摹。我的画纸高、宽都是2米，展开有一面墙那么大。
我所在的乌鲁木齐铁三中是铁道部重点中学，也算是全国重点。高一那年，我作为学生会宣传部长，联合校团委，发起、组织了一次铁路系统的黑板报大赛，规模覆盖数十所中小学，规格相当于整个乌鲁木齐市。当时的我，对各种绘画技法都有涉及，粉笔画尤其拽得厉害。
“对。为什么像贝壳呢？”
“冈都拉！”
我绝不让他在同一个问题上有机会第二次骂我。这或许是一种天赋，从此我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到物体的亮点。
“你刚才说的这些，都叫元素。现在老爸要把元素按远、中、近分开，然后……”
学校大门口的“着装守则”白纸黑字写着，男生不许留长发，教导主任拿着一把剪刀站在门口，违者就地处理。也不许穿喇叭裤、榔头鞋。可我就是这么副打扮——您要是让我现在回去换发型、换衣服、换鞋？我倒没问题，操场上那几百号参加活动的老师学生，只好麻烦他们等等了。
好的画作，贵在“栩栩如生”。当然，其中有技巧问题，有想象力问题，还有是否用心观察的问题。把看到的东西铺排有致地展现在纸上，对孩子来讲有难度。于是我先帮助她整合这些元素，区分开远中近、黑白灰，她再来画。画好以后，我在原图上修改。一边修改，一边给她讲什么叫“比例”，什么叫“构图”，什么叫“逻辑”。
画室里有个一人多高的大卫头像。这是中学美术课的必备教具之一，但从来没人用过，最实用的一次就是被我用了。
“在哪里？”
“威尼斯。臭水沟！”
“胡说！再看看！”
“是！”原来会者不难。
——泰戈尔
除了上学、吃饭、睡觉，我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画画，爹娘很发愁。那个年代，都希望孩子能“学习好”，其他方面，过得去就行。但他们仍然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娘管理着一家印刷厂，各种纸张有求必应；我爹请人给我做了大大小小好几个画夹，里面是木板，外面用军布包起来，粘好，两边钉上背带。
“贝壳。”
“这个呢？”
“我们这是大学，招高中毕业生，你高二来干吗？”老师大为光火，空欢喜一场。
画完了，我把它拿去跟同学换邮票。一本二三十页的“三国人物”能换到一枚或一套很好的邮票，数不清我一共画过多少本。我并不懂集邮，到底值多少钱，无从考证，只是心爱换心爱罢了。后来才知道，也有值钱的，比如“祖国山河一片红”。
一个画家就这样“夭折”了。
每天放学回家，做完功课，我就在小本上画《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人物按照“魏、蜀、吴”分类，公孙权、孙策、孙瑜、曹操、刘备、赵子龙、关羽、张飞……我甚至不需要参照，全凭想象，精细的白描手法。一页一个，一晚上能画四五个。
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么？
“嗯……延安。”亏她想得出来。
上中学以后，我认识了一位姓戴的美术老师。他那时单身，常年住在学校，在画室里一呆就是一整天。每周末我都去看他写生，他画的是油画。从他那里，我学会了用湖蓝色给画打底，湖蓝和一切颜色都是可以相融的。
“还有好多人在摘樱桃。”
我常和闺女一起翻看过去的速写本，边看边考试。
还好我聪明，懂得举一反三。
西安美院没有面试，只要求考生将相关作品邮寄过去，合格者直接进入复试。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制度不严谨，给滥竿充数的人提供了方便，随便把谁的作品寄过去冒充一下不就行了吗？而复试只是考一些简单的常识，基本上起不到甄别人才的作用。最后一关，文化课考试，以我当时的成绩，一考一个准儿。
西北民院的老师看了我的素描作品，赞不绝口，天生的油画家坯子，问我：“毕业证带了吗？”
自从在黑板报大赛中小露锋芒，学校发现我是个“绘画奇才”。过了些日子，西北民族学院艺术系来新疆招生，教导主任热情地鼓捣我去面试。我稀里糊涂带着大量素描，一些水彩、水粉作品，以及一幅油画，去了他们的招生点。
带闺女出去旅游，速写本和钢笔是我随身必备。在澳大利亚，我问她：“悉尼歌剧院像什么？”
我给闺女上课，走的是“野路子”，不规律也不系统，全凭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她在幼儿园信笔涂鸦的作品我也都保留着，印象派、立体派，完全没有章法，随她发挥吧。
我姐夫是哈密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为了讨好我娘，把我接到哈密去读了两年初中，美其名日“补习英语”，跟他一块儿住教师宿舍。我很喜欢姐夫的一套黑白道运动服，他说，只要我英语考试过了60分，就把衣服送给我。
对话间，记忆翻波逐浪地涌起。画中的时日、心情、风景，甚至阳光和温度，一一重现。
我就不明白，那些穿官袍的人为什么老托着腰带？是不是一松手就掉下去？乌纱帽两边为什么支楞一对翅膀？晃来晃去还不够晕的？之后又不断地回忆官袍上的图案，文官绣禽，武官绣兽，官品不同，所绣禽兽也尊卑不一，仙鹤孔雀狮子虎豹……琢磨来琢磨去，如醉如痴。
“什么毕业证？”我一头雾水。
多年以后我又重新拾起画笔，是为了我闺女。
“那儿还有什么？”
我是一个夭折的画家。
“公路、汽车。”
我开始自学素描，它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我第一次知道铅笔居然有软、硬之分，以此为标准，能分成13种之多。我首先接触到的是苏里科夫素描体系，搞不懂它的理念，只是拿起笔找感觉。没完没了地练习笔法、力度分寸，临摹、写生，各种几何形体的石膏像和自然风景，轮廓、线条、结构、光影……客观与主观的世界在我笔下交融，仿佛突然练就了造物神功，无所不能。
仿佛时光倒流，我随闺女回到童年，回到自己撅着屁股趴在桌子上画乌纱帽的那个混沌初开的夜晚。
我喜欢让她边玩儿边学。一张白纸，我先把四个角折进去，告诉她绘画讲究留白，折进去的部分不可占用。然后问她：“你看到了什么？”
我的作品不参加评选，只作为展示，几乎乌鲁木齐市所有学校的校长、主要领导，都来观摹这幅画，无不啧啧称奇。
这令很多关心我的老师大失所望，他们反复劝我，千万慎重，这可是本科文凭啊。可我没有改变主意。
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爹的一个朋友，在铁路系统搞宣传工作，会画几笔人物花鸟。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就是领我进门的师傅。我们其实只见过一面，他什么也没教我，只领我看了他的画，当时的感觉，就是眼花缭乱。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开始。
有时画静物，我找不到亮点。老师拿起橡皮，在我桌上敲了敲，“记住了，它可以调整明暗对比。”说着，拿橡皮在球上亮面轻轻挑一下，“你再虚着眼看看，是不是亮点？”
那是我第一次对画画产生兴趣，不到四岁半。
“这不就完了吗？真笨！”
各校的黑板报参赛作品以照片形式寄来，经过评委会评分，颁奖大会上，由我来宣布获奖名单。
每个周末，郭老师的诸多同仁、朋友就到画室里来聚会。我们先一起烤土豆，吃完再去看画。所有的人看到我画的大卫，都惊诧不已，“这孩子胆儿真大！太有天分了！”
高中时我回到了乌鲁木齐。我不爱说话，自我封闭，绘画就是我与外界的交流。高一开学前，去学校领了新的教科书。两三天的工夫，课还没上，我已经给语文课本从头到尾配好了插图。
“哦……好像叫天什么？”
我又写上，“还有呢？”
比萨斜塔，始建于1173年，自动工之初塔身开始倾斜，至今仍在继续。闺女一脸凝重、担忧的表情，严肃地问我：“爹，它什么时候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