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拍屁股走人！
记得田部长来过一封信，指示我和热地书记联络。热地书记亲切地接见了我，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诚挚地希望我能等到1992年春节后再走。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和一位当地的女播音员一起，用汉语播报《西藏新闻》。
嗯？我扭头一看，不远处有一帮人，浩浩荡荡正往这边走。叫我的是打头的一位女青年。
婚期已定，信中满是幸福憧憬。
我是长官们“一致看好”的人才，支援边疆更能“充分体现自我价值”。可是我的心情却十分悲怆，满脑子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样的诗句，更不敢提什么理想、抱负。
白天上大课，讲授有关保密制度、密级、涉密载体的基本知识，要求我们这些耳目喉舌加强保密责任心，增强保密意识。晚上，就是各个司的司长前来进行讲座。
“是啊，两盘带子没多少，一共才120分钟。我这回啊，准备一气儿把四期节目都做出来……”我正兴冲冲地汇报思想，被长官不客气地打断了。
“我是李咏！
“广电部的。”
那是一片回归自然的土地，我在那儿变得很……怎么说呢，说好听点儿，叫返璞归真，难听点儿，也可以叫原形毕露。我开始留长头发，在脑后扎个小辫儿，还留了满脸的络腮胡。再配上格子裤和尖头皮鞋，一出门回头率百分之百。藏民都以为我是老外。
就这样，也还是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没处打发。我干脆自己在电视台开辟了个小栏目，叫《科普园地》。当时美国驻成都领馆为边疆地区免费提供一些宣传科普知识的节目磁带，我把它翻录下来，按主题分类编辑，再根据它原有的中文字幕配上音，就可以播出了。内容就是讲一些挺有意思的小发明小创造，那时候文化生活单调嘛，老百姓茶余饭后也是个消遣。
他顿了顿，转过身来，对着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分钟。直到确认这个黝黑干瘦、满脸络腮胡子、梳着马尾辫的人真是李咏，走过来一把搂住我。
也恢复了正常的造型，然后就像其他任何一个CCTV的员工一样，脖子上挂着出入证，每天按点儿上班下班。
“没去过。”
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吃饭跳舞，生活轻松惬意，身边不乏美女。我依然坚持给哈文每日一信，那时她在天津电视台工作。信末我都叮嘱一句：“我这儿没有具体地址，不用回信，我给你写。”这倒是事实，我们在培训基地写的信，信封下方都不许落款，而且是由专人统一交寄，挺神秘。
“啊……翻过来？”
见我有反应，她又紧走两步到我跟前，对着我上下打量。看到我身上穿的一件印着CCTV字样的T恤衫，才又大胆问了一句：“你是李咏？”
第二天我就订了机票，向电视台长官及同事辞行，把“黑背”交给别人收养。
向长官问过好以后，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自己住不惯平房。考虑到我一个人也不方便开伙，长官当即把我的宿舍调换到了2楼，跟一对小夫妻做邻居，蹭饭方便。
“哦，我在西藏工作过两年，刚回来不久，对那里很有感情啊。”
“新疆。”
“啊，是这样。”田部长是陕西人，在内蒙古工作过很长时间，说话抑扬顿挫，基本上我一听见“药匣子”说话就能想起他来。
“多长时间？我也忘了。你们呢？”
我能有啥反应啊？长官都“看好我”了。
“哪位长官？”鉴于不久前刚刚受过刺激，我就怕“长官找”。
“坐！”长官热情地招呼我，“你叫李咏啊？我是广电部副部长田聪明。”
我还和清华大学探险队的队员一块儿登上了念青唐古拉山。我没能登到顶，只到了5200米，因为我没有专业装备，就穿了身运动服。他们不让我继续上了，怕出危险。
我跟他走进一间大会议室，里面坐着一个人，慈眉善目，风度翩翩，一看就是位大长官。我哪儿见过这世面啊，很是局促不安。
“我又犯啥事儿了？”
西藏激起了我生命深处的野性，我热爱那时放浪不羁的生活。
赴藏之前，我已经量好了工作服的尺寸，领了床单、被罩。和我一起进台的新同事正准备去杨村参加集体军训，而我没有去成。当然我也不是多想参加军训，怪累的，主要是借此机会可以熟悉各部门同事，彼此加深感情。现在，谁认识我？谁知道我？谁能想得起我？
田部长说完了，等着看我的反应。
抵达首都机场，我直奔CCTV报到，在电梯里遇上了我的老长官吕斌。
欢迎李咏支边归来，CCTV给我记上一功。日子很快回复了平常。
“你不会翻过来再录吗？”
——海德格尔
现在想想，西藏留给我的，就只剩下回忆了。
我和热地书记一起坐飞机从北京到成都，火锅吃多了，发起烧来，在西藏饭店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又从成都起飞，直抵拉萨贡嘎机场。西藏电视台距离机场还有150公里，他们安排了一辆车到机场接我，直接把我拉到电视台所在地——罗布林卡5号。
培训进行到第七天，CCTV人事办的麻宁长官来找我，“李咏，有一位领导要见你。”
我往她身后一看，还真都是俊男靓女，有的日后还成了名角儿，孙悦、江涛、毛宁……
老头儿一下子停住了。
因为当地会说汉话的播音员很少，我就为地州县的播音员进行义务的普通话培训。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唯一称得上成本的就是录节目用的BETA带，每盘60分钟，打报告交长官签字，每次限领两盘。
“哎我说，我们后天就回北京了，你回不回？”
“我们刚来两天，带‘五洲杯’获奖选手跟着中央慰问团，来这边慰问演出。”
当我站在电视台门口，总有陌生人向我问路，说的是藏语。我开始听不明白，后来才知道，他们问的是：“这里是拉萨长途汽车站吗？”
“当然啦，身体是第一位的，我们要为你的健康负责，所以呢，你要先做一次体检。虽然你年轻，身体素质不错，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小伙子，你这就是运动员的体质，太适合高原生活了，踏踏实实去吧！”
我放眼一看，果然，于广华长官也在。
合着组织把我给忘了
就这样一天天地捱日子。来的时候才是初秋，转眼间一冬已经过去，雪化了，草绿了，花开了。
第二天，我去广电部医院体检，医生说的话差点儿把我气死：
一个四月的傍晚，我闲极无聊，去罗布林卡公园散心。这里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大气华美，古木成荫。我想顺便拍几张照片给哈文寄回去。说实话，我都快忘了她长什么样了，真怕她也忘了我。
我也来回看她，眼熟，特眼熟，名字就快到嘴边儿了，“哦，你是……文艺？”
一听这话，我两眼放光，就好比白毛女遇见了共产党，毕姥爷发现了小沈阳。
西藏电视台在一座并不起眼的两层小楼里，条件挺简陋，取暖靠电阻丝，打开水要上二楼。在小夫妻家蹭了几顿饭以后，人家倒没烦我，我自己先不好意思了，于是又到其他同事家里，厚着脸皮东蹭西蹭。
这一做法得到了长官的大力支持。每到周末，当地电视台、广播电台的十几名播音员就聚集到一起，听我给他们上课。
“这儿原来住过病人吗？”我问接待我的工作人员。
说好的两倍工资，扯！连续好几个月我一分钱都没见着。
黑背·猎枪·络腮胡·格子裤
小伙子，你太适合高原生活了！
“西藏电视台呢，要开播一台《西藏新闻》，形式呢，就是男女对播的形式。可是西藏当地缺少人才啊。所以啊，热地书记这次来北京，主要就是想从我们这里挑一个男播音员，去支援他们一段时间，而且指明了，只要中央电视台的。我和你们台领导商量了一下，大家一致很看好你啊！”
“孩子，瘦了！”眼中泪光泛动。
开始正式工作之前，我和其他几个CCTV新招的大学生一道，被派到顺义进行保密培训。参加培训的是广电系统当年招收的全体新人，男女都算上，有小两百人。
经幡所在，便是神明所在。
算上我在内，CCTV一共来了11个生瓜蛋子，牛得厉害，永远都是迟到。11个人列队前进，每人手里端个茶杯，打头一个左手拎暖瓶，最后一个右手拎暖瓶。别人都坐好了，我们才踱着四方步进入礼堂，走到座位旁边，“咔”，放下杯子，然后“啪”地就座。动作整齐划一。
做这个节目，除了我自己费点儿心思和工夫，基本上不需要成本——那时候咱觉悟高啊，心中时刻牢记：只许为集体争荣誉，不许给组织添麻烦。
正在拍照的时候，我忽然听见有人叫了一声：“李咏？”声调上扬，打着问号那种。
很快我就启程了，没和长官谈任何条件。长官照顾我，给我带了价值160块钱的药，板蓝根、黄连素、磺胺、红景天……就怕我刚去不适应。然后答应我，1991年10月赴藏，第二年春节前回来。
那位体检的医生没说瞎话。我一片药都没吃，就适应了高原生活。
“这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怕你刚来不适应，缺氧。”
“正好于台也来了，赶紧跟他说说呗。”
“你去过西藏吗？”田部长笑眯眯地问。
“你去西藏啊，就相当于支援边疆，我为你感到自豪。那儿条件可好啊，双倍的工资。时间呢，也不算太长，去上个半年就回来，啊？”
我心说太好了！就我这身子骨，净重108斤，芦柴棒似的，肯定不合格啊。但还是没忘了客套两句：“谢谢您关心，一定不会大意的。”
那次赶上我兴致高，干劲儿足，刚领的两盘带子不到一周就用完了，又去找长官申请再领两盘。长官审慎地看了我一眼，问：“怎么这么快就用完了？”
我养了一只英俊威猛的“黑背”，我们俩形影不离。只要不工作，我就跟朋友出去打猎，开着吉普车，带着狗，肩挎子弹袋，手里端着小口径步枪。我们打野鸡、锦鸡，去拉萨河谷里电鱼。鱼肉我们不喜欢吃，就只喝“鱼唇汤”。
我的授课方式简单粗暴，就是照着报纸念通讯稿。上午我领着他们念，下午他们自己念，考试。我要求很严格，他们都挺怕我。
我也想滚蛋呢。可是过了春节，我和CCTV完全失去了联系。他们不找我，我也不上赶着找他们。凭什么我要低这个头？
一开始，给我安排的宿舍是一间平房，两头猪在院里气定神闲地走来走去。推开房门，只见屋子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还有一个硕大的氧气瓶。
“西藏自治区的热地书记来了，你知道他吗？”田部长问。
彼德拉克追求凡人幸福的名言，那样亲切地潜入我的血管。我也像莫罗阿一样把心中的美点放眼于外部世界，可我时常还是感到阵阵的怅然和迷惘。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喝酒。酒过三巡，我从长官的话里听出来了，派我出来支边是真，让我磨练意志也不假，但是谁承想后来CCTV就忘了还有个叫“李咏”的在祖国西部苦苦留守。我比窦娥还冤啊！
我刚放下行李，洗了把脸，就听说台里长官看我来了，连忙往屋外跑去。那个工作人员在我背后吓得直叫：“别跑！千万别跑！小心缺氧！”
当飞机从贡嘎机场的跑道腾空而起，我的心一下子释然了。俯瞰神山圣水，我心中有太多留恋，但我更想念北京，更想念我的恋人。很久不见了，她还好吗？
……
我在心里飞快地盘算起来，双倍的工资，合每月216块钱，也没多到哪儿去。我这一走，北京的工作怎么办？父母怎么办？最重要的是哈文怎么办？热恋中的情人半年不见面？那还不急死。可是鉴于长官对此次安排的诠释——支援边疆，看样子不去也不大行。
他又看我一眼，还是不说话，点点头。
“是我啊！我说怎么好长时间没见着你了，一直在这儿呆着？来多长时间了？”
对于当地的一小部分人，我这个用汉语播报新闻的“少数民族”并不很受欢迎。
“吕主任！”我和他打招呼。
“回啊！我当然回！
我又叫：“吕主任！
我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沿着罗布林卡路跑步。
“不知道。”我摇头。
尽管在北京说好了春节前就回去，我还是拍着胸脯保证：“您放心，我努力！”
“您好田部长！”我诚惶诚恐地在他对面坐下来。
我结识了一些尼泊尔的商人。跟着他们，我学会了辨认茶叶、药材、红木和珠宝。
我当即语塞，心说：“您当这是录音带呢？”
文艺是CCTV化妆科的副科长，大半年没见，突然出现在眼前，有点儿像天外来客。
他看我一眼，不认识，只点点头。
在西藏工作三个月，我时常感到时光不是白驹过隙，而是漫长得没边儿。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慢慢的，诸如此类的事情我都习惯了，也都能充分理解。但理解归理解，理解完了我总要问自己一句——然后咋办呢？
长官深情地回忆起西藏往事，我越发不知道他到底想聊啥。
“你今年刚从广播学院毕业？高材生啊。老家在哪里？”
出了电梯，他走在前，我在他背后大喝一声：“老吕！”
工作中的不如意，就不再一一细述了，但西藏，真正是一片人间的净土，是造物主对这个民族的青睐。身为汉人，我不敢奢望“融入”这神圣的山山水水，唯有仰慕和敬畏。
那年春节，我遇上一桩怪事。农历大年初一正好也是藏历的新年。我早上出门，看见门上的信封袋里有两颗小口径步枪子弹，用胶布缠在一起，上面写着一行藏文。我看不懂，问了一位当地的老乡，他告诉我，翻译成汉语就是“滚蛋”。
我结婚了，把单身宿舍改装成新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