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一点上，今日的“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与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向我们提出了全新的使命，这就是“经由中国理想图景的探寻而建构起‘主体性的中国’”。作者指出：“这一探寻中国主体性的努力，可以说是中国当下思想的最为重要的使命之一，也是中国当下思想的全新的使命之一。”按照我的理解，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产生真正世界性的大思想家，向世界提供既蕴涵中国自己成熟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又能对世界未来发生重大影响的独特的思想贡献。
作者对于“现代化范式”的批判，集中在一点上，便是他认为其中贯穿着“一种把西方的地方性知识经由普遍主义的方式扩展成普遍问题（当然也是中国的问题）的共同的基本态度”。作为一位有雄厚西学功底的学者，作者当然不会否认西方经验和理论中含有人类共享的价值。他真正反对的是，在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人们不去思考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包括中国区别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时所面临的特殊情势，人类共享价值在中国特定时空中的特定序列，以及西方理论未涉及的诸多中国现实问题。因为不思考这些问题，就不能形成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并且还会不自知地把西方的“理想图景”误当作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以之为判准来分析和判断中国问题。
当作者立足于建构“主体性的中国”而认识到关键在于中国必须具有自己的“理想图景”时，他发现，无论在中国法学中，还是在整个中国当代学术中，这个“理想图景”是完全阙如的，相反只有“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之类来自西方的“理想图景”。按照他的分析，其原因则在于中国法学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学术始终是被形态各异、实质相同的“现代化范式”支配着。因此，在本书中，对于支配中国法学的这种“现代化范式”的揭示、清理和批判就占据了主要的篇幅。
在本书中，作者指出，这个变化的实质在于，中国从此是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了。在此之前的中国，由于置身于“世界游戏”之外，因而从未真正地进入到世界结构之中。现在，经由承诺遵守世界结构的规则，中国成了“世界游戏”的一方，因此而进入了世界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获得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乃至“参与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规则的资格”。“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
2006.6
近些年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中国加入WTO等国际组织和一系列国际条约，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纷纷谈论这个变化给中国政治和经济带来的机会和挑战，然而，似乎少有人阐释这个变化对于中国学术意味着什么。在我阅读所及的范围内，作者是自觉地立足于这个变化思考中国学术新使命的第一人，至少是就此发出最明确最响亮的声音的第一人。
然而，中国所获得的这种资格，眼下还只是一种形式资格，远不等于实质性的权利。要对世界结构规则的修改和制定拥有实质性的发言权，仅凭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身份是无济于事的，中国还必须由一个“主权的中国”进而成为一个“主体性的中国”。也就是说，不能停留在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对世界事务说“是”或说“不”，仅仅拥有投赞成票、反对票、弃权票的资格，而应该是拥有中国自己的思想。在世界上发言的不能仅仅是基于民族国家利益的一种态度，还应该是基于成熟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思想。在本书中，这种核心价值观被称作“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作者认为，中国能否成为“主体性的中国”，拥有用思想“说话”从而真正参与世界结构规则的修改和制定的实质性权利，在根本上就取决于中国是否具有“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
读邓正来的近作《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为其横空出世的气势所震撼。作为对当代中国法学乃至中国学术的全面反思，本书最发人深省之处在于，作者立足于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结构之中并承担发言责任的全新形势，对支配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范式”提出了根本质疑，开启了中国学术建构自己的“理想图景”进而建构“主体性中国”的重大任务。
按照我的理解，作者如此看重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之涵义，大致上相当于或接近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核心价值观”一语十分时髦，被管理学家和企业家们纷纷谈论，但要问今日作为整体的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却无人能够回答，或者只说一些陈词滥调。由此可见，“理想图景”问题的提出是极具针对性的。对于学界更是如此，人们往往把现代化问题归结为发展问题，少有人深入其下思考和追究我们所选择或准备选择的社会秩序和根本生活状态的正当性问题。我把这个概念的提出看作一个召唤，召唤我们立足于今日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参照西方经验和中国传统，认真思考中国人可能和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幸福而有尊严地生活这个重大问题。我相信，该书一出，中国学者不管有何不同看法，无人再能够回避作者提出的问题。
正是站在这样一个制高点上，作者以中国当代法学为具体个案，对中国当代学术进行了全面审视和反思。这个制高点的确高，在我眼里高到几乎让人晕眩的地步。我问自己：就凭我们这一代人，行吗？然而，作者的立论中有一种铁的逻辑，迫使我不得不承认，不管能不能行，现在必须开始去做，否则将会是中国学术界全体的失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