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百簋〔gui鬼〕铭文》：“过白(伯)从王伐反荆。”其意是过伯随从周昭王攻伐反叛的荆(见图1)。
《善鼎铭文》：“佐胥豳侯监□师戍。”其意是周王命善为豳侯的助手，监督□师的戍守活动。
《合集》6134：“贞(上工下口)方出惟王飨”、“贞告(上工下口)方于上甲”、“贞沚(戈下胃)称册告于上甲”。这三条卜辞刻于同一版甲骨上，其意是商王听说(上工下口)方来侵，便飨宴群臣并告知祖先上甲，求其保佑，同时在甲庙中举行册命，任沚(戈下胃)为将。这三条卜辞连在一起，完整地记载了商王听到敌情后命将出征的经过。
上述前六条是甲骨文，后四条是刻于青铜器簋和鼎上的铭文，记载了军队的编制，战车的数量，闻警出征，征讨对象、地点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商、周军事的某些概况，但还不是兵书。随着战争和军事活动的增多，人们对其认识也逐渐加深，于是便在记录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总结其经验，阐发自己的看法，提炼出有条理的认识，终于形成能够传布四方、流存后世的兵书。
图1 过白从王伐反荆《合集》39902：“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方)。”其意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率其部三千人和王室民众一万人，远征一个方国。
《明公簋铭文》：“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其意是西周初年，天子令明公派三族讨伐反叛的东夷。
《合集》33006：“丁酉，贞王作三(帥字去巾)〔dui 堆〕右、中、左。”其意是商王武丁于丁酉建立右、中、左三师。文中的(帥字去巾)与师同意，是商朝对军队的通称。
我国古代兵书起源于何时？历史上曾有多种说法，其中最主要的一种说法是起源于炎黄。东汉班固修成的《汉书》，其《艺文志》中就著录了《神农兵法一篇》(有人认为神农氏与炎帝本为一人)和《黄帝十六篇》，说明班固是持兵书产生于炎黄时期说法的。此种说法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明代的叶子奇在《草木子》中又肯定了班固的说法。近代的陆达节在《历代兵书目录·自序》中，也说“中土兵学，肇自炎黄”这种说法能否成立，让我们来考察一下。
《利簋铭文》记载了周武王伐商纣的牧野之战的过程：“珷(武)征商，隹(惟)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又(有)商。”其意是说武王征商，甲子这天的清晨，岁星当前，战胜了昏乱的商纣王。
大家知道，炎帝和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也可能是5000年前炎帝和黄帝两个氏族部落的名称。那时，人们还没有创造出文字，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兵书。考古发掘的成果表明，我国最早的文字是商周时期刻于龟甲和兽骨上的甲骨文，亦称“卜辞”，最初出土于安阳小屯村的殷墟今属河南)，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才被发现。金文是铸或刻于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钟鼎文”。商代金文与甲骨文的字体相近，字数较少。西周金文的字体整齐。从《甲骨文合集》(简称《合集》)搜集的甲骨文和一些青铜器的铭文中，没有发现完整的兵书内容，只发现一些关于商周时期的军事记载。
《合集》6812：“令多子族从犬侯扑周。”其意是商王令王族以下的子姓宗族组成军队，协同犬侯去进攻周族。
《合集》5504、5512：“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其意是商王武丁率领右、中、左三个师，到南土去布阵打仗。
《合集》5825：“贞戎马，左右中人三百。”其意是商王武丁拥有战车三百辆，射手三百人，分编为左中右三个战车队。每辆战车编射手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