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包括学术著作具有二重性，即既是文化，又是商品。一个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商品价值是两码事，它们往往是不一致的，有时候差距还非常大。因此，作为国家，就不能把文化完全交给市场去支配，对于高级文化要扶植。作为个人，当然就看你自己想要什么了。有些人专为市场生产，那是他们的选择，无须责备，不过他们的作为基本上与文化无关。好的学者和作家必定是看重文化价值的，他们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在写作时绝对不去考虑能否卖个好价钱。只是在作品完成以后，一旦进入市场，他们也不得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现实，要学会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说卖个好价钱，至少卖个公道的价钱。至于文化炒作，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商业行为。所谓文化炒作，就是媒体的某些从业人员与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相勾结，以谋取和瓜分暴利为目的，在所控制的媒体上做与产品的实际价值远不相符的虚假广告。这至少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往往还是欺骗消费者和侵犯其权益的行为。
不止于此。倘若媒体还通过制造热闹获利，是低劣或平庸的畅销书的真正导演，我岂非是在与虎谋皮？
现在完全不同了。无论作家、学者，还是政治人物，都纷纷在电视上亮相，而其知名度往往取决于亮相的频率。人们热中于议论他们的相貌和风度，涉及他们的言谈，也多半关注口才如何、会不会说俏皮话之类，注意力全放在表面的东西上。情形也只能如此，因为电视追求当下的效果，不容做节目的人和看节目的人思考。其结果是两方面都变得平庸了。林肯与道格拉斯的七小时辩论放在今天怎么会有人听，又怎么听得懂。同样，今天的总统和知识精英们也更关心如何使自己上镜，而不是如何更好地承担职责。
过去的时代出伟人，今天的时代出偶像。伟人功垂千秋，偶像昙花一现。这是媒体时代的悲哀。
在今日中国，谁引领大众阅读趣味的走向？当然是媒体，而在媒体背后的则是出版商。在这个大众媒体时代，无人能改变这一点，因此我们只能问责媒体，要求它负起正确引导的责任。
自从有了电视和网络，我们每天获得的信息简直如潮水般地涌来。可是，仔细想想，其中有多少对我们是有用的？我们自以为知道了许多事情，其实它们与我们真实的生活毫无关系，唯一的作用只是充当谈资罢了。
无论中外，文化品位较高的人大多不看或少看电视，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有人打比方，看电视就好像参加一个聚会，满座是你不认识的人，不断被介绍给你，兴奋过后，你完全记不起他们是谁和说了什么了。试想一想，这样的聚会，如果你老去参加，你自己是不是有些无聊？
因此，我认为负责任的媒体应该做两件事：一，依靠有判断力的专家和爱书人，向大众读者推介适合其水准的真正的好书，使它们成为畅销或比较畅销的书；二，认真鉴别出版商所制作的畅销或比较畅销的书，对其中低劣或平庸的书予以有说服力的批评，至少拒绝替它们宣传，遏制它们的畅销势头。
可是，倘若媒体只想制造热闹，对于阅读的质量毫无兴趣，我岂非是在对牛弹琴？
2005.4
现在图书的出版量极大，有好书，但也生产出了大量垃圾，包括畅销的垃圾。对于有判断力的读者来说，这不成为问题，他们自己能鉴别优劣。受害者是那些文化素质较低的人群，把他们的阅读引导到和维持在了一个低水平上，而正是他们本来最需要通过阅读来提高其素质。
在过去的时代，人们读大作家的书，看不见他们的人。在偶然的机会，也许会在街上遇见他们，但你不会认出他们，因为你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不但大作家如此，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大学者都如此。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美国的前十五位总统走在街上，都不会有人认出。也许在竞选时，所属选区的选民能够看见总统候选人，但人们关心的也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而不是他们的长相。据说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长达七个小时，听众始终津津有味地听着，没有人抱着看一看他们长什么样的目的前来，看完了就离去。
现代媒体是靠制造无用信息维持生存的。它需要吸引公众的眼球，保持公众的消费，为此必须不断制造热闹的话题。它的确制造出了热闹，但热闹之下往往空无一物。这种情况甚至不以其从业者的意志为转移，一旦身在这台巨大的机器中，就不得不跟着它运转。与媒体的朋友聊天，他们对寻找话题的压力有多少苦衷和牢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