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睡觉，每天都熬到很晚，揪着头发对着课本苦思冥想，之后躺在床上钻研笔记。我得了胃溃疡。一次，詹妮发现我蜷着身子躺在学校和公寓之间一户陌生人家的草坪上。我的胃着火一般，疼得浑身发抖，但我拒绝让她送我去医院。她陪我坐了半个小时，然后送我回到公寓。
“对不起，”他说，几乎看都没看我一眼，“但这所学校很难念。等你大点儿再回来也许会更好。或者转学。”
“那么去和你的代数教授谈谈，”他说，“说你跟不上了，让他帮帮你。”
我搬到了离大学半英里远的公寓，有了新室友。罗宾又高又壮，我第一次见她时，她穿着跑步短裤，但我没有对她目瞪口呆。我见到詹妮时，她正在喝健怡可乐。我也没有盯着可乐看，因为我见查尔斯喝过很多次。
感恩节的前几天，我敲响了教授办公室的门。办公室里的他看上去比在大教室里更显矮小，桌子上方的光线反射在他的头上和眼镜上，让他看上去更闪亮。他翻着桌上的试卷，我坐下时他没有抬头。“如果这门课不及格，”我说，“我就会失去奖学金。”我没有解释，没有了奖学金，我就不能再回来上学了。
查尔斯说我的行为无异于自取灭亡，有事不去寻求帮助，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这些话他是在电话里对我说的，声音很轻，近乎耳语。
“我觉得吃这些没用。”他说。
“我想提醒大家上完厕所后要洗手。”她说，“不只是用水洗，还要用香皂。”
我一定是被“正常”这个词吓了一跳，因为他沉默了。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然后轻轻把药片推过来，直到它们碰到我的胳膊。我拿起一粒。我以前从未这么近距离地见过药片，它比我想象的要小。
吞下红色药片二十分钟后，我的耳朵不疼了。我无法理解疼痛的消失。整个下午我左右摆头，试图让疼痛再次出现。我想，如果我喊的声音够大，或者动得够快，也许耳朵还会再痛，我就会知道药其实是一场骗局。
我对他说他疯了。
我说好。机会渺茫，但我是擅长抓住机会的女王。我打电话给查尔斯，告诉他我要回爱达荷州过感恩节，我需要一位代数家教。他说他会在巴克峰跟我碰头。
胃痛加剧，整整一夜灼烧般的疼痛让我不能合眼。我需要钱付房租，所以找了一份工程大楼的保洁工作，每天早上四点开始上班。溃疡和清洁工作让我几乎没法睡觉。詹妮和罗宾一直劝我去看医生，但我不听。我告诉她们马上就要回家过感恩节了，母亲会治好我的病。她们紧张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但什么也没说。
罗宾在一次公寓会议上解释了这一点。她说完后，另一个室友梅根清了清嗓子。
“吃了这些药，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呢？”他说。
去跟教授谈谈，我连想都没有想过——我没有意识到我们是被允许和他们谈谈的——所以我决定试试，即便只是为了向查尔斯证明，我可以做到。
我不知道他说的“转学”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什么也没说。我起身要走，然后不知为何他心软了。“说实话，”他说，“很多同学都跟不上了。”他向后靠在椅子上，“你看这样如何：期末考试会涵盖本学期的全部内容。我会在课堂上宣布：只要最后考试得满分——不是九十八分，而是一百分——不管期中考试成绩如何，最终成绩都是A。听上去不错吧？”
“大家疼痛都吃这个。”查尔斯说。
从记事起，只要身体不舒服，无论是有伤口还是牙痛，母亲都会给我服用半边莲和美黄芩制作的酊剂。那从未使疼痛减轻，甚至一点儿作用都没有。正因为如此，我开始尊重疼痛，甚至敬畏它，觉得它必不可少、不可捉摸。
罗宾翻了翻眼珠。“我肯定每个人都洗手。”
查尔斯默不作声地看着我，但他肯定觉得我行为荒诞，特别是当我开始拽耳朵的时候。要是它们还隐隐作痛，我就能考验这种神奇巫术的局限了。
“半边莲，”我说，“还有美黄芩。”
母亲本该第二天早上开车送我去杨百翰大学，但晚上她被叫去接生了。车道上停着一辆起亚赛菲亚，是爸爸几周前从托尼那儿买的。钥匙插在点火开关上。我把东西放进车里，开着它去了犹他州，心想这辆车正好能抵掉爸爸欠我的钱。我猜他也想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对此并没有说什么。
“人们服药止痛，”他说，“这很正常。”
“它们会起作用的，需要几天时间才生效。”
次日是新学期第一天上课。查尔斯帮我设计了课程表。他让我报了两门音乐课、一门宗教课，说这些课对我来说很容易。他还给我报了两门颇具挑战性的课程——大学代数，这门课让我害怕；生物学，这我倒不害怕，只是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要学什么。
我吞下它，然后又吃了一粒。
“我们指的是谁？”查尔斯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你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我捂着耳朵，没精打采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然后脱下夹克盖住头，挡住光线。查尔斯问我吃了什么药。
我闭上眼睛，希望他不要再提起这件事。
那天晚上，从卫生间出来，我在走廊的洗手池边停下洗了手，用了香皂。
查尔斯的家整洁宽敞，窗户高大明亮，地板一尘不染，让我想起城里外婆家。我坐在凳子上，将头靠在冰冷的台面上。我听到橱柜吱呀一声打开了，接着是开塑料盖的砰的一声。当我睁开眼睛，面前的台子上多了两粒红色的药片。
回杨百翰大学的前一天，爸爸付了我工钱。他没有足够的钱兑现之前承诺的薪水，那些钱仅够支付我欠的一半学费。我和查尔斯在爱达荷州度过了最后一天。那是一个星期日，但我没有去教堂。我的耳朵已经疼了两天，到了晚上，从隐隐作痛变成持续的刺痛。我发烧了。我的视力也扭曲了，对光很敏感。这时查尔斯打来电话，问我想不想去他家。我说我视力不太好，不能开车。十五分钟后他来接我。
“我们不吃。”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母亲总是说，药是一种特殊的毒药，永远不会被排出身体，而且会在余生慢慢地腐蚀你。她告诉我，哪怕我现在吃药，十年后生的孩子也会是畸形。
代数课是终止我的奖学金的一大威胁。教授每次上课都在黑板前踱来踱去，咕咕哝哝让人听不清。我不是唯一感到迷茫的人，但我比任何人都更迷茫。查尔斯试图帮忙，他刚开始高中最后一年的学习，有自己的学业。十月，我参加了期中考试，但没有及格。
他扬起眉毛，什么也没说。
罗宾年龄最大，出于某种原因，她很同情我。不知怎的，她明白我的过失并非故意为之，而是出于无知，于是她温和而坦率地纠正我。她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和公寓里的其他女孩好好相处。不要把腐烂的食物放进橱柜，也不要把脏盘子留在水槽里不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