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论文初稿发给朗西曼博士，几天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了面。他坐在我对面，面带惊讶地说，论文写得不错。“有些章节写得非常好，”这回他笑着说，“要是这个论文不能让你拿到博士学位，我会感到意外的。”
当我拿着厚重的手稿走回宿舍时，我想起克里博士的一次讲座。讲座一开始他就在黑板上写道：“历史是由谁书写的？”我记得当时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有多奇怪。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不是人类；那是像我父亲一样的人，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先知。他们对过去的看法和未来的憧憬都不容置疑，甚至不能补充。现在，当我穿过国王学院，走在宏伟的教堂投下的影子中，我从前的胆怯似乎显得有些可笑。历史是由谁书写的呢？我想，是我。
泰勒还没从父亲的威胁中回过神来，他的电话又响了。他以为是爸爸打来道歉的电话，没想到是肖恩打来的。爸爸已将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可以让你在两分钟内滚出这个家，”肖恩说，“你知道我能办到。问问塔拉就行。”
我最喜欢关于摩门教的那一章。作为一个在主日学校待过的孩子，我被教导，一切历史皆为摩门教做准备：基督死后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上帝安排的，为的是让约瑟夫·史密斯跪在神圣树林、上帝还原真正的教会的那一刻成为可能。战争、迁徙、自然灾害——这些仅仅是摩门教故事的前奏。另一方面，世俗历史倾向于忽略诸如摩门教这样的精神运动。
假如那时我向导师朗西曼博士解释自己无法工作的原因，他会帮助我，为我争取更多资金，并请求院系给我更多时间。但我没有解释，我不能。他不知道为什么将近一年我的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七月一个阴沉的下午，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时，他建议我放弃。
泰勒为那封信付出了代价，尽管这个代价很难定义。他没有被断绝关系，或者至少不是永久性的。最终他和父亲达成休战协议，但他们的关系可能永远不会如从前了。
从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那里，我得以了解这封信背后的故事。在我父亲威胁要跟泰勒断绝关系后的那些日子里，泰勒每晚上床睡觉时都会一遍遍地自言自语：“我该怎么办？她是我妹妹。”
我开始了研究。我缩小问题范围，使其更学术化、具体化。最后，我选择了十九世纪的四种思想运动，研究它们是如何与家庭责任问题作斗争的。我所选的运动之一便是十九世纪的摩门教。我踏踏实实研究了一年，在这一年的年尾终于写出了论文初稿：《英美合作思想中的家庭、道德和社会科学，1813—1890》。
那年秋天，泰勒与我父亲对质。他先和母亲通了电话，之后又打电话给我，转述了他们的谈话。他说，母亲“站在我们这边”，她认为肖恩的状况让人无法接受，并已说服父亲采取行动。“爸爸正在处理这件事，”泰勒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可以回家。”
我无法说服自己打开附件；某种本能攫住了我的手指。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泰勒的样子，那个安静的哥哥在看书，而我躺在他的书桌下，盯着他的袜子，呼吸着他的音乐。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忍受听见他的声音说出那些话。
是时候回家了。
我是在十月收到那封信的。
我的论文赋予历史一个不同的形态：既不是摩门教也不是反摩门教；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世俗的。我没有把摩门教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目标，也没有贬低摩门教在解决时代问题上所做的贡献。相反，我将摩门教的意识形态视为更大的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章节。在我看来，历史并未把摩门教徒与人类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区别对待，而是将他们捆绑在一起。
我点击鼠标，打开附件。我神情恍惚，以至于整封信读完了，也没有理解它的意思：我们的父母被一连串虐待、操纵和控制所束缚……他们视变化为危险，不管谁要求改变，都会遭到驱逐。这是一种扭曲的家庭忠诚观念……他们称其为信仰，但这不是福音所教导的。保重。我们爱你。
我不愿想象这次谈话。泰勒一跟父亲说话，就口吃得更厉害。我想象哥哥弓着腰对着话筒，集中精力，费劲地把卡在喉咙里的话一一吐出来，而父亲则抛出一大堆丑话。
我一边听泰勒的讲述，一边盯着屏幕上莎拉·米歇尔·盖拉静止的画面。泰勒说了很久，快速回溯这件事，但仍停留在合理化和自我谴责的荒原。爸爸一定是误会了，泰勒说，是哪里出了差错，生了误会。也许是他自己的错，也许是他说话的方式不对。就是这样。是他的错，他能弥补。
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对自己满心愤怒。我去图书馆搜集了半打书，将它们抱回我的房间，放在书桌上。但理性思考让我头晕恶心，第二天一早，那些书都被我挪到床上支撑笔记本电脑，而我连续地看着《吸血鬼猎人巴菲》，美其名曰工作。
“博士学位要求特别高，”他说，“如果你做不到也没关系。”
两天后我的电话又响了，我暂停《吸血鬼猎人巴菲》，接起电话。是泰勒。整件事在他面前炸开了。与母亲谈话后，他不放心，于是又给爸爸打了个电话，想问问他究竟怎么处理肖恩的事。爸爸很生气，咄咄逼人。他朝泰勒大吼，说如果再提此事，就与泰勒断绝关系，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在我为自己选择的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我提交了博士论文。十二月我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间进行了论文答辩。我通过了答辩，回到伦敦。德鲁在那里找了份工作，我们租了一套公寓。今年一月，距我初次踏进杨百翰大学教室近十年后，我收到了剑桥大学的确认函：我是韦斯特弗博士了。
春去夏至，终于在秋天来临时，我发现自己能专心阅读了。除了愤怒和自责，我的大脑又可以容下别的想法了。我又重拾两年前在哈佛写的那一章。我重读了休谟、卢梭、史密斯、戈德温、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著作。我又想起了家庭。这里面有个谜，一个未解之谜。我问自己：当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与他对朋友、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冲突时，他该怎么做？
听着听着，我感到一种陌生的距离感，近乎冷漠，仿佛我和泰勒——这个我认识了一辈子的最挚爱的哥哥——的未来是一部我已经看过并知晓了结局的电影。我知道这出戏的走向，因为我已经在姐姐身上体验过了。这正是我失去奥黛丽的时刻：这是成本为现实的时刻，税款缴纳的时刻，租金到期的时刻。就在这一刻，她意识到抽身离开是多么轻而易举：用一整个家庭来交换一个妹妹是多么差劲的交易。
我向泰勒道歉了多次，超越了我无法计算的我给他带来的损失，但是这些话都说得很别扭，说得结结巴巴。怎样遣词造句才算合理？一个人为了你，与父亲和家人疏远，你该如何道歉？也许没有合适的词句来表达。你该如何感谢一个不肯弃你而去的哥哥？就在你决定不再挣扎，任凭自己下沉时，正是他抓住你的手，将你拽上了岸。这一切，没有语言能够形容。
泰勒确实把这封信寄给了父母，并且他一旦做出承诺就再未动摇过。那年冬天，我经常给他和斯蒂芬妮打电话，斯蒂芬妮俨然成了我的亲姐姐。每当我需要找人聊聊时，他们随时都在，每次我都有很多话要说。
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我就知道泰勒也会这么做。我能从电话长长的回声里听出他的绝望。他正决定着什么，但我知道他自己还不知道的事：他已经做出了决定，现在他所做的只是为它做漫长的辩护。
我已经建立了新生活，这是一种幸福的生活，但我感到一种超越家庭的失落感。我失去了巴克峰，不是主动离开，而是默默离开。我退缩了，逃离到大洋彼岸，让父亲为我讲述我的故事，向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下关于我的定论。我退让了太多的土地——不仅仅是那座山，还有我们共同历史的整个领域。
它以PDF格式附在泰勒和斯蒂芬妮发来的电子邮件中。上面解释说，这封信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起草的，一份副本将寄给父母。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便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泰勒已经准备好谴责我，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我被魔鬼附身，极其危险。这封信是一种凭证，一个让他得以重返家庭的通行证。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做出了几个月来唯一一个明智的决定：我求助于大学心理咨询服务。分配给我的咨询师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中年女士，她有一头紧密的卷发和一双犀利的眼睛。每次会面她很少说话，而是倾向于让我主动开口。我照做了，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都是如此。起初咨询没有什么效果——我想不出哪次咨询很有“帮助”——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的总体效果不容置疑。我当时不明白，现在也不明白，但每周抽出一段时间，坦承自己需要一些自己无法提供的东西，这么做很有益处。
那一年的冬天尤为漫长，只有每周的心理咨询会打断那种沉闷。每当看完一部电视剧，我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几乎是丧亲之痛，于是不得不再去找下一部。
我的博士学位岌岌可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