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打电话来了，”她说，“奶奶走了。”
我仍然没见到父母的身影。我穿过屋子走回去，发现德鲁坐在沙发上，正在听一个女人向他解释阿司匹林会导致不孕不育。我一把抓起他的手，拉着他越过陌生人往前走。
“我不是在这儿工作。”我说。
母亲带着十个人的活力在房子里走动，在安排葬礼与为每一位不请自来悼念奶奶的表亲和姑妈做饭的间隙，混合酊剂和精油、指导手下的员工。我常常发现她系着围裙，在烤肉架前转来转去，两手各持一部电话，一头是客户，另一头是某个表示哀悼的叔叔或朋友。在此期间父亲一直躺在床上。
“这个地方是真实的吗？”他说。
那天晚上，房子里又空又静，我在起居室听见父母在厨房里争吵。
自从几年前送肖恩来医院那次，我就再也没来过这里。穿过弥漫着消毒水味的白色走廊时，我很难不想起他。我们找到奶奶的病房。爷爷正坐在她的床边，握着她长满老年斑的手。她睁开眼睛看着我。“是我的小塔拉，大老远从英国回来啦。”说完，她闭上了眼睛。爷爷捏了捏她的手，但她睡着了。一位护士告诉我们，她可能会睡上几小时。
“这个卫生间仅供高级管理人员使用，”她说，“装瓶员工只能使用扩建区域的卫生间。”
我穿过法式大门进了“小教堂”，这里的寂静让我感到惊讶。房子空荡荡的，所有电话都断开了，所有工作台旁的人都散了。母亲独自坐在房间的中央。
母亲和我们一起上楼。她一出现在楼梯平台上，几名员工立刻迎了上来，向她咨询客户的问题。每个人似乎都想聆听她的意见——关于烧伤、心悸，还有婴儿体重过轻。她挥手示意她们走开，向前挤去。她在自己家里走动的样子，就像一个在拥挤的餐馆里就餐的名人，努力不被人认出来。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走开了。
她盯着我。在她眼里，我当然是在这里工作的。每个人都是。
房子里慢慢地又填满了人。电话重新接通了，又有女人接起了电话。爸爸的桌前仍然是空的。他整天躺在床上，凝视着灰泥天花板。我像小时候那样给他送晚饭，现在也和过去一样，我甚至在想，他是否知道我在那里。
“我肯定他正在上面嚷嚷。”她说，眼睛转向天花板，上面响起沉重的脚步声。
房子里一片混乱。到处都是女人，有的在打电话接订单，有的在调制精油，有的在过滤酊剂。房子南面又扩建了一个新房间，更年轻点儿的女人在那里装瓶、打包订单、等待发货。我让德鲁待在起居室，去了卫生间，那是家中唯一看起来与我的记忆保持一致的房间。当我从里面出来时，一头撞在一个瘦瘦的老妇人身上。她头发硬直，戴一副大方框眼镜。
葬礼结束后，我们回到家，爸爸为午饭没做好而生气。母亲急忙端上她临走时慢炖的炖菜。但吃完饭后，爸爸似乎又因为盘子闹脾气，母亲赶紧去把它们洗好。接着爸爸又生孙子孙女的气，嫌他们玩耍时声音太吵，母亲又冲过去哄他们安静下来。
我斜眼看看德鲁，他在微笑。爸爸挂断电话，转向我们，咧嘴一笑，跟德鲁打了招呼。他活力四射，从一屋子的混乱中汲取能量。德鲁说这门生意令他印象深刻，爸爸听了似乎一下子长高了六英寸。“我们因行上帝的工作而受到祝福。”他说。
他这可完全说错了。十年来，母亲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同时她还得做饭、打扫屋子、洗衣服，我从未听她有过半句怨言，直到现在。
爸爸在葬礼上发言，念了二十分钟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布道词。他只提到奶奶两次。在外人看来，似乎丧母并未影响到他，但我们深知此事对他的毁灭性打击。
我再次回到巴克峰时，已是秋季，山下奶奶奄奄一息。九年来，她一直与骨髓癌抗争，现在抗争快结束了。我刚刚得知自己获得了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这时母亲写信给我。“奶奶又住院了，”她说，“尽快回来，我想这将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飞机在盐湖城着陆时，奶奶的意识正时断时续。德鲁来机场接我。那时我们已不只是好朋友，他说要开车送我去爱达荷州，直奔镇上的医院。
父亲对生意失去了兴致。他起床越来越晚，当他起来，似乎也只是为了辱骂或指责别人。因为废料场的事他对肖恩大嚷，因为员工管理问题他教训母亲，奥黛丽想给他做午饭被他厉声呵斥，嫌我打字声音太吵朝我咆哮。他似乎想要打架，因为老人的死而惩罚自己。或者这种惩罚是因为她的一生中他们之间从未停歇的冲突。现在她死了，冲突才结束。
门开了，一开始只是一条缝，接着又宽了一些。是我的母亲，她刚洗完澡，皮肤闪闪发光。她裹着一块毛巾，但毛巾太小，没有将她全部包裹住。我从没见过母亲这样，本能地闭上眼睛。世界一片黑暗。我听见砰的一声，是塑料破碎的声音，于是我睁开眼。吹风机从母亲的手里掉落在地上，在裸露的水泥地板上弹了一下，嗡鸣声大了一倍。我看着她，就在我这么做的时候，她将我拉到身边，抱住了我。她身上的湿气渗进我的衣服，我感觉到水珠从她的头发上滴落至我的肩膀。
“最起码，”母亲说，“你得把这些感谢卡片填了。毕竟那是你的母亲。”
“这是妻子的工作，”爸爸说，“我从没听说过让男人填卡片的。”
“那么你该把丈夫的工作承担起来。”她提高嗓门说。
“精油是上帝在人间的神力，”他对着话筒喊道，“精油就是上帝的药房！”
家里的噪音令我头晕目眩，于是我带德鲁上山。我们漫步穿过野麦田，从那里进入山脚下的松林。秋色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待了好几个小时，俯视宁静的山谷。傍晚我们才回到家，德鲁回了盐湖城。
电话又响了。至少有三名员工负责接电话，但爸爸急忙跑去接听，好像一直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我从未见过他如此精力充沛。
父亲的书桌和一辆汽车一样大，处于一片混乱的正中央。他正在接电话。他把电话夹在脸颊和肩膀之间，这样它就不会从他蜡状的手中滑落。“医生治不好糖尿病，”他用大嗓门说，“但上帝能！”
“这个卫生间是给高级管理人员用的。”她挺直身子，又重复了一遍，“不允许你离开扩建区域。”
德鲁说他会开车送我到巴克峰，我同意了。直到那座山映入眼帘时，我才怀疑这是否是个错误的决定。德鲁听过我的故事，但将他带到这里来还是颇有风险：毕竟这不是一个故事，我不确定是否有人会按照我为他们写就的剧本扮演角色。
很快，他俩都大叫起来。爸爸像往常一样，试图关牲畜一般困住她，用狂怒来制服她，但这只让她愈加倔强。最后她把卡片往桌上一扔，说：“爱填不填，你要是不填，没人替你填。”说完她大步走下了楼。爸爸跟在后面，两人的喊声在地板上回荡了一个小时。我从未听过父母那样争吵——至少母亲没有。我从未见过她拒绝让步。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爸爸在厨房里，将面粉倒进像胶水一样的东西里，我猜那应该是煎薄饼用的面糊。他一看见我，便放下面粉，坐在桌旁。“你是女人，对吧？”他说，“喏，厨房是你的了。”我们盯着彼此，我思索着我们之间已然出现的距离——这些话在他听来是如此自然，于我是何等刺耳。
我在地下室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找到了母亲。我已感觉到她是故意躲在那里的。我向她介绍了德鲁，她热情地微笑。“爸爸呢？”我问。我怀疑他卧病在床，自从爆炸烧焦了他的肺，他经常患肺病。
让爸爸自己做早餐，这可不像母亲的做法。我以为她病了，于是下楼去看她。我刚下楼梯就听到了声音：卫生间里隐约传来深沉的呜咽，被吹风机持续的嗡鸣声所掩盖。我站在门外，呆呆地听了逾一分钟。她会不会想让我走开，让我假装什么都没听见？我等着她停下来歇口气，但她的啜泣声越来越绝望。
我敲了敲门。“是我。”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