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把脏盘子堆进厨房水槽，突然听见了一声颤抖、窒息、首尾不同调的尖叫。毫无疑问，是人发出的声音。我从没听过哪种动物用如此起伏的音调嚎叫。
以下这个片段我们会一直铭记，一再讲述，终使其成为我们家的传说：卢克怎么也摆脱不了被汽油浸透的牛仔裤。那天早上他和往常一样用一圈麻绳扎着裤子。麻绳很滑，需要系一个死结才不会松开。他穿的鞋子也没帮上忙：破破破烂的钢头靴子，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是每天早上用胶带把鞋粘住，到晚上再用随身小刀割开。卢克本来几秒钟就能切断麻绳，砍开靴子，但惊慌失措中他拔腿就跑，像一头被枪瞄准的雄鹿一路奔逃，把火播撒进被炎炎夏日炙烤得又干又脆的山艾和麦草中。
那个星期天卢克没有去教堂，下一个星期天也没去，再下一个星期天也没去。爸爸叮嘱我们，要是别人问起来，就说卢克病了。他说如果卢克腿烧伤的事被政府知道，我们就麻烦了。联邦政府会把我们这些孩子全部带走。他们会把卢克送进医院，在那里，他的腿会感染，最后他会死去。
爸爸把卢克抱进屋，母亲拿来手术刀，两人大半个晚上都在切除腿上的死肉。卢克强忍着不叫出声，但当他们撬起并牵拉他破碎的皮肤，想看看死肉的终点、活肉的起点在哪里时，他疼得大口吸气，眼泪夺眶而出。
大火之后约莫三周，母亲宣布，烧伤边缘的皮肤开始长出来了，就连最严重的地方也有希望长出新皮肤。这时卢克能坐起来了，一个星期后，当第一次寒流来袭时，他能拄着拐杖站一两分钟了。没过多久，他就在屋子里踮着脚转悠了。他瘦得像根豆芽菜，为了恢复体重，狼吞虎咽地吃了一桶又一桶食物。到那时，麻绳已成为全家人的谈资。
我跑回厨房，找到匹配的垃圾袋，打开，让卢克把腿伸进去。他不动弹，任凭我把袋子套在他腿上。我把垃圾箱扶起来，将水管塞进去。箱子注满水后，我扶着卢克，让他一只脚保持平衡，把他那条现在包裹在黑塑料袋里的烧焦的腿放了进去。午后的空气闷热无比，水很快会变热，我把那盒冰块扔了进去。
那场火是谁扑灭的呢？
六点左右，母亲的车出现在高速公路上。我到半山腰接她，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她冲到卢克跟前，要查看那条腿，于是他把腿拿了出来，湿淋淋的，滴着水。塑料袋粘在了伤口上。母亲不想扯烂脆弱的组织，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袋子割掉，直到那条腿露出来。不怎么流血了，水泡也少了，因为这些都需要皮肤，而卢克腿上的皮肤所剩无几。母亲脸色蜡黄，但很是镇静。她闭上眼睛，交叉手指，大声问伤口是否感染了。啪嗒啪嗒啪嗒。
“这些政府官员真是天才，”爸爸说，“如果你不给他们盖个屋顶，他们会呆呆地看着天下雨，直到淹死。”我笑得肚子都疼了。
卢克咧嘴一笑。“只要好看就行。”他说。
没错。
一个棕色的虹膜出现了，接着是另一个。他开始说胡话，接着尖叫起来。“着火了！着火了！”他吼道。一阵寒意掠过他全身，他牙齿打战，浑身哆嗦。
但当时我见到卢克时，他独自一人。如果爸爸和卢克都在山上，他会把卢克带回家，为他治疗烧伤。爸爸外出干活了，这就是为什么卢克只得靠自己从山上下来。为什么让一个十岁的孩子给他治腿。为什么那条腿最后进了垃圾箱。
我冲回屋里，拿来几瓶新的急救药，但基本配方仍然放在台面上。我抓起瓶子跑了出去，把半瓶药倒在卢克抽搐着的嘴唇间。没有用。他的眼睛像大理石一样白。
我记得那顿午餐，那么明晰，令人不安。我记得砂锅牛肉土豆湿黏的味道，记得冰块倒入高脚杯叮当作响，杯身在夏日的高温下沾满水珠。我记得母亲让我洗盘子，因为她饭后要去犹他州，咨询另一位助产士有关一例妊娠并发症的问题。她说她可能不回来吃晚饭了，冰箱里还有汉堡。
我只有十岁，那一刻我强烈地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卢克是我的大哥哥；我以为他会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抓住他的肩膀，用力摇晃他。“你是想凉快点儿还是暖和点儿？”我喊道。他用一声喘息回答。
第一晚，我和母亲守在卢克床边。他几乎一夜没睡，疼痛和发烧让他神志不清。我们把冰块放在他脸上和胸口退烧，给他服用莲雾、蓝马鞭草和并头草止痛。这又是母亲的一个偏方。那次我从废品桶里掉出来，就服用了这个药。当时我等着伤口愈合，腿上的跳痛减缓，但我感觉不出有什么效果。
十八年来，我从未想过那一天，从未投以审视的眼光。很少几次忆起那个炎热的午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条腰带。我会想：卢克，你这个野东西，我想问你，你还扎麻绳腰带吗？
我跑到外面，看见卢克一瘸一拐地穿过草地。他尖叫着找母亲，然后瘫倒在地。这时我看到他左腿上的牛仔裤不见了，烧成了灰烬。腿上有的地方又青又紫，血淋淋的；其他地方惨白，成了死肉。薄如纸片的一条条皮肤精巧地包裹着他的大腿和小腿，就像从廉价蜡烛上滴下的蜡油。
卢克似乎还算清醒。他的大脑还没反应过来，疼痛尚未开始。我想象爸爸在想：耶和华必预备。上帝让他保持清醒。
“男人应该有一条真正的皮带。”早餐时父亲递给卢克一根带钢扣的皮带。卢克已经基本痊愈，可以重返废料场了。
没过多久，二三十分钟后，卢克似乎恢复了神智和平静，能支撑住自己了。这时理查德从地下室走了出来。下午阳光强烈，垃圾箱放在草坪正中央，离阴凉处有十英尺远。装满水的垃圾箱太重了，我们搬不动，而卢克拒绝把腿从里面拿出来，哪怕一分钟也不肯。我拿来一顶奶奶在亚利桑那州送给我们的宽边草帽。卢克的牙齿还在打战，所以我又拿来一条毛毯。卢克就待在那儿，头戴宽边草帽，肩裹羊毛毯子，一条腿伸进垃圾箱，看上去既像在度假，又像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他不理我，继续朝垃圾箱爬去。他目光冰冷，好像在说除了从腿烧进他脑子里的火，其他都不重要。我快速行动，推倒垃圾箱，一大股水浪涌过草地。卢克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要窒息一般。
山上发生了什么，我只能去想象，但我看得很清楚，若是出自记忆都不会如此清晰。汽车被堆放在一起预备好了，油箱都已扎破抽干。爸爸朝高高的一堆汽车挥手说：“卢克，把那些油箱都拆掉，好吧？”卢克说：“当然了，爸爸。”他把割炬夹在大腿中间，然后打火。火苗不知从哪里窜出来，烧着了他。他高声尖叫，笨拙地想解开麻绳，又尖叫着跑过杂草。
我在脑海中搜寻家中的物品。我们家有个超大的蓝色垃圾箱，溅满了腐烂的食物残渣，恶臭扑鼻，所以我们把它关在壁橱里。我冲进屋子，把垃圾箱里的东西倒在油毡上，注意到理查德前一天扔进去的一只死老鼠。接着我把垃圾箱搬到外面，用花园的水管冲洗。我知道应该对它进行更彻底的清洁，也许该用洗碗皂，但是看着卢克在草地上痛得打滚的样子，我觉得来不及了。等最后一点儿食物残渣一冲走，我便扶起垃圾箱，往里灌满了水。
到中午时，他们抽干了大约三四十辆车的油箱。卢克把汽油装在五加仑容量的桶里，然后一趟一趟穿过院子提到爸爸的平板卡车上。有一趟，他绊了一跤，他的牛仔裤被一加仑汽油浸透了。夏天烈日当空，几分钟就把牛仔布晒干了。将汽油都装到卡车上后，他回到家吃午饭。
太阳把水晒热，卢克开始不舒服地挪动身子。我又去冷冻柜里找，但没有冰了，只有十几袋冷冻蔬菜，我把它们全部扔了进去，结果有了一桶豌豆胡萝卜浑汤。
之后不知过了多久，爸爸回到家，一脸憔悴和沮丧。卢克现在安稳下来，在休息，或者说正勉力站在那里尽可能地休息。爸爸把垃圾箱推到了阴凉处。尽管戴着帽子，卢克的手和胳膊都被晒红了。爸爸说最好让那条腿保持不动，等母亲回家。
爸爸和卢克在离家四分之一英里远的牧场上方的废料场里。爸爸雇了一台汽车破碎机，准备过几天使用，他们俩正在为此做准备。卢克十七岁了。他身材瘦健，肌肉发达，喜欢户外。他和爸爸正在从油箱里抽汽油。因为有爆炸危险，汽车在被压碎之前必须先卸掉油箱，每个油箱都得抽干拆除。这是一项费时的工作，先用锤子和木桩刺穿油箱，然后等着燃油漏完，最后用割炬将油箱安全移除。爸爸发明了一个省事的办法：一根高八英尺的粗大铁钎。爸爸会用叉车吊起一辆车，卢克指挥他开车，直到油箱位于铁钎正上方，接着爸爸放下货叉。如果一切顺利，油箱会被长钉刺穿，汽油会从中喷涌而出，正好流进爸爸焊接好的平底容器中。
我推断他被烧伤，先治疗烧伤才合理。我从露台上的冷冻柜里拿来一盒冰，但是冰盒一碰到他的腿，他就尖叫起来——弓着背，鼓着眼睛拼命尖叫，直叫得我脑仁疼。得另找办法给他的腿降温。我想把冷冻柜里的东西拿出来，让卢克进去，但是冰柜只有盖上盖子才运作，可那样卢克就无法呼吸了。
我打了个电话。理查德首先记起了麻绳，依他的天性，他把麻绳称为“捆扎工具”。接着他想起了洒掉的汽油。我问他卢克是怎么把火扑灭，然后从山上下来的，因为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休克了。理查德直截了当地说：爸爸和他在一起。
卢克和爸爸回到山上，把割炬准备好。此时卢克已经把汽油湿透裤子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当他两腿夹住割炬，火石与钢相撞，小火星立刻蹿成火苗，吞没了他的腿。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无法想象，因为没人告诉过我，爸爸是如何把卢克腿上的火扑灭的。然后一个回忆浮现出来——那天晚上在厨房，母亲在他红肿起泡的手上涂上厚厚一层药膏，爸爸疼得龇牙咧嘴——我知道他肯定干了什么。
他的眼睛翻白了。
第二晚我独自照料他，好让母亲休息。我睡眠很轻，一有动静就会醒来，哪怕是轻微的翻身声，所以我能在卢克完全清醒过来、饱受疼痛之前拿来冰块和酊剂。第三晚母亲照料他，我站在门口，听着他的喘息，望着母亲注视着他。母亲脸颊凹陷，担心和疲惫让她双眼肿胀。
卢克身上不再着火了。
睡着时，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那场我未曾目睹的大火。梦中我成了那个躺在床上的人，身体像木乃伊一样裹着松松垮垮的绷带。母亲跪在我身旁的地板上，按着我打了石膏的手，就像按卢克的手一样，轻拍着我的额头，祈祷着。
那为什么爸爸没有回家呢？
我记得笑了整整一个小时。爸爸躺在厨房地板上讲笑话，关于我们这个小村镇最近通过的一项法令。一个男孩被一条流浪狗咬了，所有人都气愤至极。市长于是决定限制每家养狗的数量，不能超过两条，问题是，咬人的狗根本就不是家养的。
我仔细回想了许多天，然后重新坐下来写。爸爸一开始是在场的——爸爸讲了关于政府官员、流浪狗和屋顶让自由派不至于淹死的笑话，然后和卢克一起回山上干活。母亲开车走了，我打开水龙头，给厨房的水槽注满水。再来一次。想到第三次感觉也是这样。
一个琥珀色的早晨，我在为母亲的急救顺势疗法制作药剂。我从基本配方里取了十五滴——它被放在母亲的缝纫橱里，以免被误用或污染——将它们加到一小瓶蒸馏水中。然后我把食指和拇指环绕成一个圆圈，让小瓶穿过。母亲说过，顺势疗法药剂的药效取决于小瓶穿过手指圈的次数，取决于能从中吸取多少能量。我通常套五十次才停下来。
我相信医院里的药物为上帝所憎恶，但如果那天晚上我手头有吗啡，肯定会给卢克服用。疼痛令他喘不过气来。他躺在床上，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滑落至胸前，他屏住呼吸直到脸变红，继而变紫，仿佛让大脑缺氧才能撑到下一分钟。当肺部疼痛超过烧伤带来的痛苦时，他哭着大口大口地呼气——肺部解脱了，腿却痛到极点。
那是个干旱少雨的夏天。每天下午，火辣辣的太阳灼烤着大山，空气炙热而干燥。每天早上穿过田野去谷仓时，我都能感到野麦茎在脚下噼啪折断。
我试着想象做出决定的那一刻。爸爸看着那些杂草，它们在颤抖的热浪中渴望火焰，迅速燃烧。他看着儿子，心想如果趁火势不大时将其扑灭，就能阻止一场燎原之火，也许还能拯救房子。
“卢克！”我喊道，“不要！不要把腿伸进去！”
理查德说，因为卢克一路穿过杂草，把山都点着了。你还记得那个夏天吧，干燥又炎热。干旱的夏天，乡下农场的森林要是着了火可不行。于是爸爸把卢克放进卡车，让他自己开车回家找母亲。不过母亲不在家。
卢克挣扎着向我爬过来，想把腿放进去，突然我脑海中回响起母亲的话。她对某个人说过：烧伤后最麻烦的不是受损组织，而是感染。
现在，二十九岁的我坐下来写下这些，试图在疲惫记忆的呐喊与回声中重建此事。写到末尾，我停顿了。这个故事中有个漏洞，有鬼出没。
“这次算你走运，塔拉，”她说，“但是竟然把烧伤的腿放进垃圾箱，你是怎么想的？”
我决定问问理查德。他比我大，记性也比我好。再说，我上次听说卢克已经不用电话了。
我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找到了。
一个休眠已久的声音说，是爸爸扑灭的。
我想象爸爸仰望苍穹，高声祈祷，然后把儿子抱上卡车，让他坐在驾驶座上。爸爸挂上挡，卡车开动。车子开得够快了，卢克紧握方向盘。爸爸从行驶的卡车上跳了下来，重重摔在地上，滚了一圈，然后跑回火边。火势越烧越旺，火苗越蹿越高。他高呼着“耶和华必预备”，脱下衬衫，开始与火焰战斗。
“卢克可不需要。”理查德说，“他更喜欢麻绳，你知道他有多时髦。”
爸爸在后面追，命令他站住。这可能是卢克这辈子第一次没听爸爸的话。卢克跑得很快，但爸爸很聪明。他穿过一堆堆汽车，抄近路，把卢克放倒在地。
母亲在他腿上敷上自制的毛蕊花和紫草药膏，包扎好。她对处理烧伤很在行——那些都是她的特制药——但我看得出来，她很担心。她说她从没见过像卢克这样严重的烧伤。她不知道情况会怎样。
没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