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曼联时，当我第一次想买球员时，我只能从马丁那里获得约100万英镑。所有的钱都来自赛季套牌和门票收益，或是来自其他球员的转会费。没有哪些阔佬愿意在俱乐部乱花钱。我在曼联买来的第一位球员是维夫·安德森（Viv Anderson）——一个后卫。我们花了25万英镑买下他，后来花了85万英镑买下布莱恩·麦克莱尔。在我们减价出售了6名球员之后，包括谢斯柏·奥臣、戈登·斯特拉坎和保罗·麦克格拉斯，1989年我花费了800万英镑买下了5名球员，其中最贵的是后卫队员加里·帕莱斯特。
当你在报纸头条上看到球员们获得的丰厚的薪水，很容易让人想到足球俱乐部都是喜欢乱花钱的。但是仅有少数俱乐部是这样的——那些俱乐部的老板或股东根本不把钱放在眼里。在欧洲仅有以下球队是这样的：切尔西、曼城和巴黎圣日耳曼（Paris Saint-Germain）。对于其他俱乐部，甚至是顶级联赛中的俱乐部来说，金钱和预算都是很重要的事情。由我儿子达伦执教的位于英格兰东部的甲级联赛球队彼得堡联队（Peterborough United）更是不能浪费一分钱。我不认为成功是买来的，成功需要努力去赢得。
有的球员在看完自己队友的合同之后经常会感到恼怒。但是也有些球员如加里·内维尔或保罗·斯科尔斯对其他球员的收入毫不在意，因为他们相信我们会给他们合理的报酬。即使是在他们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加里、保罗和瑞恩·吉格斯都签的是一年的合同，他们也不会因此烦恼。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并且相信我们会公正地对待他们。但是总会有人感到烦恼，对此我表示理解。无论报酬的形式如何，是每周几十万英镑还是一包包的土豆片，最重要的是相对价值，因为很多人感觉，或是希望感觉自己比其他人更有价值。
虽然今天球员们的收入比50年前多出了好几位数，但是人性并未发生大的改变。我年轻时的那些球员也跟其他人一样，希望得到与自己价值相当的薪水。在我的执教生涯中，我发现了一条中庸之道。显然俱乐部不希望因为一些荒谬的需求而把自己搞破产，但是另一方面，球员们应该拿到自己应得的那份薪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发现如果遵循这一原则，那么薪资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许多经纪人根本就不具备职业资格，他们只会逢迎讨好球员及其家人。我跟卡洛斯·特维斯并没有太多的矛盾，但是跟他的顾问起亚·霍拉布钦（Kia Joorabchian）则不然。我总感觉他在为特维斯策划着另一次转会，因此总觉得特维斯是不属于曼联的。霍拉布钦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要他能为特维斯达成一项更好的转会协议，那么特维斯随时可能离开曼联。
我作为球员得到的第一份薪水是在1964年的邓弗姆林，因为此前我的第一个俱乐部女王公园是属于业余性质的，所以没有薪水。我在邓弗姆林时的周薪是28英镑（约为今天的524英镑），但是由于当时我辞去了周薪为13英镑的工作，我每周的固定收入不到41英镑，所以赢得比赛并获得奖金对我来说很重要。当我在流浪者队效力时，夏季的周薪为60英镑（约为今天的998英镑），在比赛季时为80英镑（约为今天的1331英镑）。在我当上圣米伦队的教练时，我们的第一场主场比赛是对阵汉密尔顿队（Hamilton），我们在一个可容纳25，000名观众的球场上面对着3000名观众进行比赛。当时球队可谓是每况愈下。当时的圣米伦队是苏格兰乙级联赛的球队，在比赛季球员们的周薪为12英镑，夏季则为7英镑。
当后来曼联开始不断赢得各种大赛冠军时，我开始注意自己的报酬了。1989年曼联的老板马丁·爱德华兹试图以2000万英镑的价格卖掉球队——这一数据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是很可笑的，但是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笔巨款了。后来由于买方未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这个计划搁浅了。在1991年曼联成为上市公司之后，曼联的价值已不再是秘密了，而我也不禁开始思考自己在其中的角色。1998年，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出价6.23亿英镑购买曼联，对马丁在球队股份的估值是8700万英镑。也许正是我那苏格兰工会的血统折磨着我，或者我只是觉得球队的价值被贬低了。
我经常会使用一些德高望重的球员来担任合同谈判者。那些年轻球员和他们的父母通常会把球员看成是自己天然的盟友，而大卫·吉尔和我则难免被当作管理人员，而且在谈判进入白热化时，我们会被当成敌人。我此前已经提到过，在这方面球队曾经的队长们，如布莱恩·罗布森、史蒂夫·布鲁斯和布莱恩·麦克莱尔，当然还有加里·内维尔，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有时我看到他就像看到一位足球经纪人一样恐惧。我们喜欢叫他“阿瑟·斯卡吉尔”，这是全国矿工工会的领导者，他以在几乎任何事情上都不妥协而著称。加里也是这样，他会领着一名球员闯进我的办公室大声说：“我认为你的出价简直就是垃圾。”他会为我们的一些出价而愤愤不平，并且会用非常粗鲁的语言让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加里是一个公平的人，这对球员和俱乐部都是好事。与足球经纪人相比，我愿意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跟加里进行谈判。
我经常告诫自己某一次谈判的失败并不代表着世界末日，我们的成功也绝不会取决于某一名球员的到来。如果你需要一个人去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你所营造的绝不是一个扎实的团队。在塞尔吉奥·阿圭罗（Sergio Agüero）去曼城之前，我们是有机会买下他的，但是最后他的经纪人的要价超出了我们的接受范围。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想签下卢卡斯·莫拉（Lucas Moura），他是一名非常有天赋的右前卫，当时正在他的祖国巴西的圣保罗队（São Paulo）踢球。我们最初开价2400万英镑，后来涨到了3000万英镑，最后到了3500万英镑，但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却开出了4500万英镑的高价。大卫和我并没有打算给出这么高的价格。虽然有时与球员的谈判失败，但是我们经常会有更好的收获。1989年我们没能从佛罗伦萨队买来格伦·希森（Glenn Hysén），但是我们却得到了加里·帕莱斯特。我当初希望签下效力于AC米兰队的荷兰人帕特里克·克鲁伊维特，虽然最后没能成功，但是这似乎是正确的，因为后来得到了德怀特·约克。
我初到阿伯丁队时球员的周薪是120英镑，我认为那太低了，因此就给他们涨了工资。请记住第一位拿到100英镑周薪的是当时的英格兰和富勒姆队长约翰尼·海恩斯（Johnny Haynes），他在1961年达到了这一薪资水平。除了平常的那些讨价还价，我第一次需要面对严峻的报酬问题是在1983年，阿伯丁队击败皇家马德里，赢得了欧洲冠军杯冠军。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俱乐部来说既是最好的事情，也是最为糟糕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球员从此会备受瞩目。球员们都希望多挣钱，其他俱乐部也希望签下他们。因此在短短2年的时间内，阿伯丁队里有一半的球员都转会去了更大的俱乐部，那里的薪水更高。我们把球队最优秀的球员的周薪涨到了350英镑，增加了赢得联赛和杯赛的奖励。迪克·唐纳德很谨慎地控制着资金，尽量避免将资金都用在一线球员身上而忽略了其他人。他总是希望我们的年轻球员也能够得到应得的薪水。
相对于其他年轻球员，我们在买进大卫·贝克汉姆时花费了更多的努力，但是总体来说这是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马尔科姆·费吉恩是我们在伦敦的球探，发现了12岁的贝克汉姆。大卫的父亲是曼联的铁杆球迷，而大卫也继承了其父亲的喜好，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利。但是显然还有很多其他球队也盯上了他，尤其是托特纳姆热刺队。于是我们对大卫保持密切观察。我认识了大卫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因为了解一个人的背景是大有益处的，同样也可以借此让他的家人明白我们非常在乎他。我们邀请大卫来到了曼彻斯特，如果他参加夏季训练，我们就会送给他一套曼联的装备；我们在伦敦比赛时更是请他来到一线球队的更衣室参观，此举让他及他的家人感觉到了我们很在乎他，事实也确实如此。
我们经常会讨价还价，但是足球亦如生活，你付出了多少就能得到多少。除非你交了好运，比如当年利兹联队从我们这里买走丹尼斯·埃尔文之后，我们签下了埃里克·坎通纳。彼得·舒梅切尔也是如此，不知道为什么他28岁那年还在布隆德比队踢球。我至今仍不敢相信没有一家大俱乐部挖走他。2008年，卡洛斯·奎罗斯的一位朋友帮我做球探（免费），他在安哥拉发现了马努乔（Manucho）。我们给了他表演的机会，而他的左脚功夫也确实不错。后来我们以25万英镑的价格签下了他，这笔费用也确实不高。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他并不具备那样的天赋，于是我们就以250万英镑的价格把他卖给了瓦拉多利德足球俱乐部。
在我们希望签下菲尔·内维尔时，我们在此前曾希望签下他的兄弟加里·内维尔。我们知道他们兄弟俩的关系很近，我们也知道菲尔的天赋更高一些，也更为抢手，但是我们还知道一旦我们成功拿下加里，菲尔也会跟过来。有时卖方会利用情感的手段为自己服务。2004年8月在曼联与埃弗顿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比赛之后，大卫·吉尔、莫里斯·沃特金斯（Maurice Watkins）和我一起面见了埃弗顿俱乐部的老板比尔·肯赖特（Bill Kenwright）和他们的主教练大卫·莫耶斯，我们讨论了购买18岁的鲁尼的事宜。他们对此是全力以赴。在我们拿出最终意向书时，肯赖特跟鲁尼的母亲通了电话，她告诉我：“你们休想偷走我的孩子。”我们最终征服了情感上的障碍并在第二天签下了鲁尼。
我在开销方面很吝啬，其中一部分原因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的父母会保证我们兄弟俩不缺任何东西，但是在戈万我们租来的寓所里并没有太多的零花钱。我成为球员和教练之后情况也是如此。抛开我的苏格兰血统不提，我对待俱乐部的钱就像对自己的钱一样节省。
我一直觉得在一年两度的转会市场尽早下手实为良策，这一转会市场是在2002—2003赛季开始的。其他教练可能会抱怨这些转会市场，但是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意味着我无须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跟经纪人打交道。你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便是靠着墙听着钟表嘀嘀嗒嗒的响声，而每个人都知道你正在为某一类型的球员踟蹰不决。但是我愿意承受这段时间的压力，因为这将为我换来一年中大块的自由时光。到了夏天，我们会在我6月份去度假之前决定好希望签下的球员，虽然转会市场到8月底才结束。我们希望对方尽早知道我们的意向，而大卫·吉尔则会与我们希望买下的球员的俱乐部的首席执行官取得联系。对于我们来说尽早下手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就不会遭受意外的打击了。2007年5月是引人注目的一段时光。当时大卫·吉尔在卡洛斯·奎罗斯（他会讲葡语）的陪同下去葡萄牙从里斯本竞技队签下了纳尼，从波尔图队签下了安德森。而这一切都发生在24小时之内。无独有偶，就在当月距离转会市场关闭还有十周时间时，我们还从拜仁慕尼黑签下了欧文·哈格里夫斯（Owen Hargreaves）。
在我还是一位职业球员时，“工资”或“薪水”通常被叫作报酬。这个名词绝非巧合，因为在那时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来自工人阶级。当时英格兰最著名的球员斯坦利·马修斯（Stanley Matthews）的父亲是一位拳击手。博比·查尔顿来自英格兰北部的矿业城镇阿兴顿。在我签约圣庄士东队时，其他球员的父亲们都有着工人阶级的背景。在英国，足球是一项被工人阶级所选择的运动，那些踢足球的年轻人都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而这一点在雇佣条款中也有所体现。我如果不去踢球，就很可能去当一名工具工人，而我的队友则会在附近的船厂、轧钢厂或汽车厂工作。
说来也奇怪，我能得到曼联的这份工作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我的节俭。在我第一次跟马丁开会时，我们谈到了为球队开发获得天才年轻球员的渠道，我对他说：“我不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教练。”他说：“这也正是当初我们看中你的原因之一。”我想对于任何老板来说，他们都不喜欢雇用那些花钱大手大脚的人。
有时我们等了很久之后发现一名球员仍不符合球队的需要，或者他因为受伤而贬值，这时我们就会把他卖出。但是这样的例子并不多，如詹姆斯·切斯特（James Chester），我们在他身上可能赔了钱。詹姆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次出现膝伤，最后我们在2011年以30万英镑的价格把他卖给了赫尔城队（Hull City）。在后面的4个赛季里，他总共出场了170次，这笔买卖真是便宜了赫尔城队。
在我执教阿伯丁之初，我的年薪是12，0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65，000英镑。我在苏格兰最后一年的年薪是25，000英镑，并且有着不错的奖金制度。此外我还通过做一些报纸专栏和公共演讲赚些小钱，但是这些钱也是买不了几箱酒的。当时球队中年薪最高的球员可以挣到15，000英镑，而那时的赞助商提供的赞助跟今天的顶级英超球队得到的赞助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当时我开始跟曼联进行对话，他们给我的薪水加上奖金不如我在阿伯丁最后一年时候的薪水高。
有时一名球员会占据主动位置，而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2003年在我和范尼斯特鲁伊之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当时他已经在曼联效力了几个赛季，表现非常抢眼。他通过努力交涉，在合同中加入了这样一项条款：如果皇家马德里队提供了足够多的资金，那么他就可以去皇马。这让他占据了主动，而我们也没有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最后我们让他去了皇马，但是他仅仅是想要离开曼联的众多球员中的一员。当他真正离开时，他已经为曼联效力多年并且屡立战功，那时他已经30岁了，我们也已经收回了大部分的最初投资。
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就无可救药了，因为拉约拉非常善于讨好保罗及其家人，所以后来保罗转会去了尤文图斯。
任何一位领导者都是推销员，他必须向自己的集团内部和外部进行推销。任何希望成为优秀领导者的人都需要善于向他人推销自己的想法和愿望。有时你需要劝说别人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或是向他们推销一些想法，那些他们做梦都感觉做不到的事情。
在执教阿伯丁期间，有不少球员都曾来过我的办公室要求加薪，队长威利·米拿则“身先士卒”。当时最高的周薪是250—300英镑，而米拿希望拿到350英镑。于是主席迪克·唐纳德希望把他卖掉，但是我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会导致大批球员的离开。后来他的队友亚历克斯·麦克莱什（Alex McLeish）跟自己的妻子找到我要求加薪，最后我答应给他涨50英镑。然后，道格·罗格维（Doug Rougvie）也来要求涨薪，我告诉他：“道格，我有一块蛋糕，上面还有一颗樱桃。威利·米拿拿走了3/4和上面的樱桃。我需要把剩下的1/4分给每个人一份，你想让我怎么做？”他对我们的薪资不满，因此我们就让他去了切尔西。
下面对比一下这种轻松的方式和在压力下进行谈判。2008年我们希望从托特纳姆热刺队签下迪米塔·贝尔巴托夫。当时他们的主席丹尼尔·利维（Daniel Levy）把我们逼到了绝境，他把事情拖到了转会市场开放的最后一天。贝尔巴托夫是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一名天才射手，我们对他心仪已久。当得知利维可能会把贝尔巴托夫卖给曼城时，我们也就卷入了其中。我们租了一架飞机把他带到了曼彻斯特，与球员就转会条款达成了一致，并且依我看来也同他的球队在转会费上达成了一致。但是后来利维又找到我们说他需要我们的年轻射手弗雷泽·坎贝尔，并将其作为贝尔巴托夫转会协议的一部分。这遭到了大卫·吉尔的反对，于是利维将贝尔巴托夫的转会费提高了一些。最后为了让这份协议更加过分，也是为了雪上加霜，我们将坎贝尔租给了白鹿巷球场（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主场），同时还支付了后来增加的费用。我们当时为了签合同和传送文件忙到了半夜，以确保所有的文书工作都能够在截止日期前完成。那段经历简直比我做髋关节置换手术更痛苦。
我不喜欢用钱解决问题，虽然有时钱能带来短期收益——比如2012年我们买下范佩西时的喜悦，他让我们的锋线阵容如虎添翼。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有哪支球队依靠支票簿成为长期的赢家。1992年坎通纳来到曼联时也确实让我们为之欢喜——但是我们仅仅在他身上花了90万英镑。钱无法在短时间内创建出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俱乐部，钱不能带来传承和历史，钱不能带来满看台做好准备迎接冰雨的球迷，钱也不能让年轻的小伙子们美梦成真。
在我们追求一位球员时，我会确保自己不情绪化并且头脑清醒。
正如所有的销售团队一样，我们的球探系统中也有佼佼者。当你看到一颗未经打磨的宝石，能够把它想象成三重冕头饰上闪耀的珍宝，这是需要真正的天赋的。曼联的星级球探是鲍伯·毕夏（Bob Bishop），他负责的区域是贝尔法斯特（Belfast）。他就像一名花衣魔笛手。其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发现并签下了乔治·贝斯特，但是他还发现了很多其他的优秀球员。
事实上现在的球员很少有需要经纪人的，他们的生活很简单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想成为名人。如果他们的收入全部来自俱乐部的合同并且他们并非赞助商和广告商所喜欢的类型，或是不具备所需要的魅力，那么他们只需要一位律师和一位会计师就够了。当然也有另外一些球员，这样的球员并不多。他们的生活更为复杂，受到众多企业的追捧，并且确实需要一个人帮他处理各种关系。1997年的夏天，加里·内维尔和菲尔·内维尔在短短15分钟内就跟曼联签下了7年的合同。我非常喜欢他们的父亲关于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所做的回答——“因为他们不会答应我们签10年。”
谈判场地的选择也至关重要，正如我此前所说，我发现我和凯茜的度假地——法国南部的一家酒店就是个非常不错的选址，在那里你可以说服球员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曼联队。这里远离尘嚣，更有地中海阳光明媚的风景，较之于伦敦雨天里狭小的会议室或是酒店套房，这里更适合谈论光明的前景。菲尔·琼斯（Phil Jones）是那些把自己的父母和经纪人带到我们酒店的球员之一。我们在这令人愉悦的美景中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合同也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有时我也会借助曼联的氛围来帮助达成一项交易，我会让球员在球场中四处看看或是让他去看看我们卡灵顿训练基地的设施。当这些球员们看到健身房之后，总会产生追星情结。
买卖球员教会了我沟通的艺术。我最初对沟通有所体验是通过观察工厂里的工会领导。你最不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出去罢工，但是他们似乎总是选择这样做。当你站在警戒线上时手里是否会有其他武器？如果有人不买账，把你一个人留下来守着火盆烤3个月，那时会怎样？这些情节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因此每当球员之间发生争执时，我总是会选择独处。
我在跟球员洽谈合同时比签自己的合同都要谨慎。有些领导者绝不会为借机中饱私囊而内疚，而其他领导者却很腼腆，不愿意就薪资发生太多争执。我可能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大量资金开始进入足球界之后。也许我错了，但是我意识到领导者往往忙于经营自己的集团而没能够照顾好自己。他们总是会寝食不安，或是缺乏足够的锻炼，同时他们还会养成忽视管理自己财政事务的习惯。他们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弄清楚别人的报酬的细节，而仅花费很少的时间进行个人安排。他们对自己的合同条款不够谨慎，如果他们有幸存下了一笔钱，他们也会为如何管理这笔财富而伤透脑筋。也许就是因为那些最优秀的领导者都是传教士一样的人物而不是雇佣兵。
马丁是一位不错的主席。俱乐部深入他的骨髓，他也在乎俱乐部的福祉，但是每当我跟他要求涨薪就总会引起争论。我会去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办公室找他，他经常会把我的涨薪申请重重地拍在他那大个儿的台式计算机上面。就在几年前，为了证明我的报酬过低，我甚至把当时阿森纳主教练乔治·格拉汉姆的合同拿给他看。这种做法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和他进行沟通的，因为马丁知道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在曼联当教练。后来在大卫·吉尔成为行政长官之后，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卫更为客观，而且我的薪水也被调整到了合适的水平。
在年轻时，我通过观察其他球探学到了不少销售技巧。博比·查尔德（Bobby Calder）是阿伯丁队的球探，在他希望签下我弟弟马丁时，我们便有了一面之缘。他来到我家时为我母亲买了一盒巧克力，为我父亲买了一箱香烟，送给了我一个价值10先令的笔记本。他头戴一顶小巧的套叠式平顶帽，坐在那里时就像一个儒雅的天使。后来在我执教阿伯丁队时，有一次我们计划签下约翰·翰威特（John Hewitt），当时曼城、凯尔特人和流浪者队都希望签下他。我们和他的父母见了面，我口若悬河地讲述了自己的推销之词，告诉他们我对阿伯丁队的打算及俱乐部的光明前景。在我们离开时，博比对那名球员的母亲说：“翰威特太太，明天我还会再来拜访您，告诉您关于那座海滨城市的一切。”我当时简直是怒不可遏，我认为他会把事情搞糟。但是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教会了我非常重要的一课，他告诉我要识别哪个人才是影响销售的决策者。对于年轻球员来说，决策者显然不是他们本人，同样，也不是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只是间接地能感觉到自己跟儿子在一起生活就好。决策者是他们的母亲，她们希望弄清楚哪条路是对自己的儿子最有利的。在那次之后，我经常会告诉球探们要多做球员母亲的工作。
关于球员的工资，也是几经起落。1961年以前，英格兰联赛对球员的周薪设定了上限，在比赛季的上限为20英镑。因此当时的球员比契约佣工强不到哪儿去，经常会感到被欺负，薪水过低。当时根本不会有针对薪水的谈判。老板给多少，你就拿多少，通常这就意味着在比赛季是一种薪资水平，而到了夏天薪水会更低甚至没有。任何对自己薪水不满的球员都会被辞退。如果你在工厂里罢工，厂里的机器会等着你回去开工，而在球场上如果你错过了一场比赛，那么你就再也没机会去踢那场比赛了。即使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球员薪资和自由转会的限制都有所放松，一些俱乐部包括曼联队，还是在努力对球员薪水进行非官方的限制，但是最终还是败给了市场的力量。
在谈判期间很难保证头脑清醒并且不被追求的热情或情感所左右。谈判很容易让人精神过度紧张，而且对于一名足球教练来说，他总会觉得一两名新球员能够改变球队的命运。如果谈判未能得到纪律的约束，就会生起各种各样的事端。这不仅会导致某一次交易的价格很高，同时还伴有涟漪效应。足球界也跟其他领域一样，这意味着人们现在期望你能支付更多的金钱。这对球队中的其他人员也会造成影响，因为如果你的报酬体系因为一位新来的球员或一个新合同发生了改变，就会引起不安情绪。
坦白说，有那么一两位足球经纪人我就是不喜欢，比如保罗·博格巴（Paul Pogba）的经纪人米诺·拉约拉（Mino Raiola）就是其中之一。在我们初次见面时，我就不信任这个人。在兹拉坦·伊布拉西莫维奇（Zlatan Ibrahimović）在阿贾克斯踢球时，拉约拉是他的经纪人，后来拉约拉还成了18岁的博格巴的经纪人。后来我们跟保罗·博格巴签订了3年的合同，同时还有一年的续约选择权，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够续约。但是这时拉约拉出现了，我们的首次会面也是糟糕透顶，我跟他简直是水火不容。
我并不是建议球员对自己的薪水漠不关心，或是他们的薪水完全保持一致，但是在那个没有律师、经纪人、会计师、业务经理和宣传人员的时代，这并非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没有那么多怨恨。在《博斯曼法案》出台之前，俱乐部拥有绝对的权力。那时的规则很简单。射手会比防守人员挣得多，而球队的队长也会比其他人多挣一些。1957年我跟女王公园签约时，那是一支业余球队，因此我没有薪水。1967年到1973年期间是我球员生涯的巅峰时期，我的周薪是80英镑，而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支球队艾尔联队支付我的周薪为60英镑。
整个20世纪90年代，曼联总共花费了6000万英镑来组建自己的阵容，最终在1999年夺得了三冠王——英超冠军、足总杯冠军和欧洲冠军杯冠军。而在后面的10年里我们仅花费了3.2亿英镑的转会费，在最高水平的赛事中进行角逐——但是这些还仅仅是支出，并未考虑通过出售球员获得的超过2.56亿英镑的收益。自从1986年我执教曼联以来到2008年，购买的最贵的球员是23岁的里奥·费迪南德，2002年我们以2900万英镑的价格从利兹联队买下了他。此后他在曼联踢了12个赛季共455场比赛，并在此期间代表国家队踢了54场比赛。后来在我退休后一年，他去了女王公园巡游者队。虽然里奥的转会费很高，但是这笔钱花得绝对值得。里奥的转会费是分期付款的，每年俱乐部需要支付250万英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笔开销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因为2003年我们以2500万英镑的价格把当年免费得来的贝克汉姆卖给了皇家马德里。
当我考虑买入一位球员时，我会对他的速度、平衡性和技巧进行评估。当然我也想了解他的可靠程度。有的球员每周都可以上场比赛，但是有的球员在领着不菲的工资的同时，每3场比赛就会受一次伤。我们没有理由买第二种球员。
这种氛围使得教练很难跟球员建立亲密关系，同时也让教练的生活变得越发复杂。如果我能感觉到这些人心里装着球员的利益，那么我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球员们不知道的是，如果他们以小时为单位雇用一名律师帮助他们办理合同，那么他们的生活，无论是财政上还是情感上，都会更好。保罗·斯科尔斯就选择了均富会计师事务所（Grant Thornton），他只需支付他们很少一笔费用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想大部分的足球教练的薪水都比自己球队中的明星球员要少，有时甚至要少得多。我想在顶级联赛中只有阿尔塞纳·温格和何塞·穆里尼奥能够比球队中最优秀的球员工资高。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关于教练的报酬没有什么好写的。但是如果一个球队中的大部分人都比自己的教练挣得多，那么这将给球队传达怎样的信息呢？
除了里奥，我们几乎没有在后防线上花什么钱——550万英镑买来了帕特里斯·埃弗拉、750万英镑买来了内马尼亚·维迪奇，这2位球员都是在2006年签下的。我们在2008年签下了拉斐尔·达·席尔瓦与法比奥·达·席尔瓦兄弟，当时他们还未成为职业球员。直到2005年我们从富勒姆队签下埃德温·范德萨才解决了门将的问题，这个问题自从舒梅切尔离去之后已经困扰了我6年之久。我们当时以200万英镑的价格签下了34岁的范德萨。试想切尔西当年花费了多少钱。在我签下埃弗拉、维迪奇、达·席尔瓦兄弟和范德萨之后到我退休，他们总共为曼联踢了1049场比赛。
在一个集团的运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能够说服人们加入你的团队，无论他们在别处的工资是否更高。在英超联赛中这种挑战变得更加艰巨，因为与其他体育项目不同，如美式足球，英超对于俱乐部给球员的薪水没有限制。因此教练和球探组成员需要将自己的俱乐部的卖点展示出来，这非常重要。即使是曼联这样的球队，虽然我们可以获得高额的转会费用，但是我们从来不希望自己的支票簿成为成功的关键，因为这样做风险太大了，总有人可以比你的开价更高。
在《博斯曼法案》出台之前，我们经常跟球员及其家人直接打交道。任何一位曼联所中意的小球员无疑也会得到其他俱乐部的垂青，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出价最后会由市场的力量所决定。我们的消息会很灵通，通常情况下我们对于自己需要面对的困难也保持着高度敏感性。
我丝毫都不羡慕现在的球员。事实上，我甚至认为现在那些最好的球员的薪水还不够高。这种说法也许在那些汽车修理师或护士看来是荒谬的，但是我是以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那些足够优秀、能够跻身冠军杯顶级球队的球员比成千上万的其他小伙子都优秀，而其他人也同样如饥似渴地追求着同样的机遇。这些优秀的小伙子的天赋足以迎合全世界球迷的口味——而这些球迷在数量上要超过音乐或电影明星的观众，当然也比其他任何运动的粉丝都要多。
虽然我喜欢看赛马，但是我一向很讨厌浪费钱。现在的球员们养成了与对手交换球衣的习惯，或是将球衣送给亲戚朋友，这简直让我抓狂。那些球衣很贵，当赞助商提供的球衣存量用完时，球队就不得不花钱买新球衣了。距离我退休还有6年时，器械管理员阿尔伯特·摩根告诉我，每个赛季我们都要损失数百件球衣。大部分送出去的球衣最终都落在了纪念品商贩那里或者是今天的易趣。我告诉球员们他们可以继续交换球衣，但是他们得自己支付这部分费用。
如果我想买一位左边锋，他会说：“我们不是已经有一位了吗？”我回答说：“是的，但是他才16岁，连进候补阵容都不够格。”他还总是向我抱怨给予球员的工资和奖金太高，他问我：“你为什么给他们涨工资？”我回答他说：“主席先生，我们是在足球的世界里。我们不走下坡路，我们需要往上走。而挽留住球队中最优秀的球员的唯一途径就是在他们取得成绩时予以奖励。”迪克还非常惧怕自满情绪出现在球队，在一次决赛前他半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就算我们输掉了比赛，而球员们能因此不会自大自满，这也是不错的。”他经常说，“我永远也不希望在我的足球俱乐部中看到财政赤字。”我执教阿伯丁期间购买球员花费最高的一次是在1985年以30万英镑的价格买入了吉姆·贝特（Jim Bett），当时我们用出售另一位球员的费用填补这笔交易。
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谈判期间表现得彬彬有礼，那想必是极好的，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你会遇见一些人，一次握手就足以达成一笔价格不菲的转会费。然而你也会碰见这样的人，你甚至不敢背朝着他，生怕他会做出些卑劣行径。多年来，我所经手的数百次谈判中，我学会了更好地识人。但是我也学到了，无论多少次合同的签署已经触手可及，总会有可能出现那令人厌恶的惊喜。
足球经纪人已经成为足球生活中非常令人厌恶的一部分。我多么希望保罗·斯科尔斯和瑞恩·吉格斯这样的球员，以及其他当代足球巨星能够帮助教育年轻球员及其家人，告诉他们雇用足球经纪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样一来，他们不但帮了这些孩子，也是对足球界的一大贡献。
因此，对于妨碍我和球员之间发展密切关系的中间人，我都是深恶痛绝的。经纪人有着自己的打算，然而球员和俱乐部却要承担这一后果。当我阅读艾丽斯·施罗德（Alice Schroeder）所写的沃伦·巴菲特的传记《滚雪球》（The Snowball）时，我震惊了。巴菲特先生不信任那些投资银行家，而我对于足球经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就是巴菲特所谓的“洗钱者”。
如果你为一个很成功的集团工作，很容易会粗心或是为销售业绩自满。在我初到曼联时，大家都觉得任何曼彻斯特的男孩都会理所当然地来到曼联队，但是他们往往会选择曼城，甚至就连瑞恩·吉格斯也曾经在曼城队训练过。你不能指望世界上最富有天赋的球员手里攥着工作申请表自己送上门来，这绝非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你必须去寻找那些天才。有时我们的球探会在周末去球场寻找那些最有天赋的球员，而我提前跟这名球员或其经纪人取得联系，他们属于其他俱乐部。因为这名球员显然也希望明白自己未来的教练是否热心于他。当事情进展到敲定最后合同条款时，我会让大卫·吉尔出面。这对我们大家都好，因为这样做，我就无须面对那些艰难的对话，而这对话很可能影响我跟球员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于年轻人的重视能带来两种收获：为我们的一线球队输送天才球员和非常健康的副业。在我执教曼联期间，我们通过出售球员获得了1亿英镑，这些球员都是我们从小发掘并在青训系统中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中包括贝克汉姆、巴特、杰拉德·皮克和朱塞佩·罗西，罗西是我们从海外引进到青训队的球员。我们发现了这些球员，培养他们，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得到回报，特别是他们当中很多人还能够保持10到15年的高水足球生涯。弗雷泽·坎贝尔（Fraizer Campbell）、罗比·布拉迪（Robbie Brady）、丹尼·希金博瑟姆（Danny Higginbotham）、大卫·希利（David Healy）和约翰·柯蒂斯（John Curtis）都是曼联培养出来之后去其他球队踢球的。如果一位年轻人在足球精英学校中表现得很有潜力，那么我们签下他就不会有什么财政上的风险。我们签下了16岁的凯斯·吉莱斯皮（Keith Gillespie），他代表曼联出场次数并不多，后来我们以100万英镑的价格将他售出，这也是作为买来安迪·科尔的合同的一部分。其中风险最大的情况是我们对某个男孩进行了错误的评估，而我们本应让一位更有天赋的球员踢他的位置。对于一些男孩来说，我们需要更久的等待才能看到他的真实潜力，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发育速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选择卖掉他们，那么我们也会在谈判中表现得非常谨慎。
怀疑论者可能会指出我签下的一些球员是浪费钱。他们经常举出的例子是迪米塔·贝尔巴托夫，当年我们从托特纳姆热刺队以3075万英镑买下了他，但是后来我们将他卖给富勒姆队时仅仅收回了约10%的费用；胡安·塞巴斯蒂安·贝隆以2400万英镑买入，1500万英镑卖出；我们在买路易斯·萨哈（Louis Saha）时花了1240万英镑，这位可怜的前锋饱受伤病困扰，在卖出他时几乎是免费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我签下的球员，就会发现这些年来花的钱都是值得的。就算是我那些最失败的交易也和英超其他俱乐部的浪费不可同日而语。比如，2011年切尔西队在冲动之下以5000万英镑的高价买下了费尔南多·托雷斯（Fernando Torres），而在2015年将他辗转卖给马德里竞技队时，这些钱都打了水漂。
当然也有些非常好的经纪人，但是这样好的经纪人你用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豪尔赫·门德斯就是其中之一。他为一些顶级球员担任经纪人，包括C罗、安赫尔·迪马利亚（Ángel DiMaría）和迭戈·科斯塔（Diego Costa）。2008年C罗希望转会去皇家马德里，而我希望他能够再为曼联效力一年。在我与门德斯交涉期间，我始终都能感觉到他代表着球员的最佳利益。但是像门德斯这样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英超联赛的报酬系统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导致奖金几近消失。那些顶级球员也许还能在赢得联赛或是欧洲主要赛事之后赢得奖金，但是那曾经的、复杂的、很多页的奖金制度在上层赛事已经销声匿迹了。按照曾经的奖金制度，球员们每次出场、每次胜利或进球都能赢得奖金。虽然没有人会嫌钱多，但是如今的财政奖励并不能像25年前一样激励顶级球员了。更加有利的鼓励措施是激起他们的竞争本能、他们作为职业球员的荣耀以及对冠军奖牌的渴望。奖金会被花完，但是奖牌却是永恒的。
任何一位领导者都是推销员，他必须向自己的集团内部和外部进行推销。任何希望成为优秀领导者的人都需要善于向他人推销自己的想法和愿望。有时你需要劝说别人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或是向他们推销一些想法，那些他们做梦都感觉做不到的事情。通常情况下，这些推销工作都是面向在职人员的。但是在面对体制外人员时，这样做就有了挑战。以曼联为例，这些体制外人员包括三大部分：潜在球迷、可能的赞助商和潜在的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球队的商业部会负责前两项，而我则负责第三项。这也就意味着我工作的一部分就需要像公司中的推销员一样。
我相信没有人会把足球教练们当成是定价专家。定价通常是品牌经理的工作范畴，将由他们来决定一管牙膏或是一瓶伏特加卖多少钱。事实上除非球迷们对我的工作不满，我根本无须担心赛季票或是其他商品的价格，但是我确实花了些时间去应对球员们的定价——我们需要花多少钱去买他们，我们准备提供的薪资又是多少。
如果一位球员的表现长期处在低谷，那么他就会坐冷板凳或者等待转会。如果你知道跟其他人相比，足球队员的巅峰收入仅能保持6到10年，这种不公平性更是昭然若揭。不要告诉我一位能够熟练操作电子制表软件的28岁年轻人（这样的人成千上万，甚至数以百万计）应该比斯旺西城队（Swansea City）或南安普敦队的中场球员挣得多。
每当球员们排队去对冲基金经理那里领取年薪时，像C罗和梅西这样的球员得到的报酬看起来简直是太可怜了。近来我看到世界上前25位对冲基金经理在2014年的收入为75亿英镑——这比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的全部工资单加起来还要多。而当你读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股票市场那里得到的更多时，就会感觉这种事情更荒谬了。
对于我们密切关注的底线，有一种情况是需要特殊对待的，那就是卖掉为球队效力多年的球员时，他们可能已经为球队踢了十多年的球，如今受了伤，不能保证在一线阵容中的位置，并且他们余下的职业生涯也已经屈指可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会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们，或是让他们自由转会（这样一来他们的新东家就会给他们支付更高的工资），或是为他们举办一场告别赛，抑或是两者兼有。我们卖出的这类球员中唯一在离队之后还有良好表现的是菲尔·内维尔，我们以300万英镑的价格把他卖给了埃弗顿队。回忆往昔，对埃弗顿来说这是一笔很不错的买卖，因为我们本可以继续使用内维尔的；我们也从未想到他还能再踢8年。丹尼斯·埃尔文、史蒂夫·布鲁斯、迈克·费兰和布莱恩·麦克莱尔都得到了自由转会的许可。当彼得·舒梅切尔要离开时，我们对他的自由转会仅开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能转会去其他英超俱乐部。他后来去了里斯本竞技队，但是几年之后他就回到了英超，加盟了阿斯顿维拉，后来又去了曼城。我们并未因此去质问他，虽然我们完全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这才是正确对待球员的方式。
谈判经常是不合理的。人们买东西的原因有很多，无论是一幢房子、一家公司、一只股票或是一名球员。我认为要想预知一次谈判结局非常困难并且颇具挑战性，因为我永远无法知道对手手里的牌或者是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但是我却知道自己拥有的选择越多越好。比如1989年我们在足总杯1/4决赛上输给了诺丁汉森林，赛后我告诉马丁·爱德华兹我们必须卖掉戈登·斯特拉坎。谢菲尔德星期三足球俱乐部当时想签下斯特拉坎，但是同时我也接到了利兹联队主教练霍华德·威尔金森（Howard Wilkinson）的电话，他也知道了这件事。我告诉斯特拉坎，利兹联队对他也有兴趣，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还是决定去谢菲尔德星期三。我告诉他，出于礼貌他应该把自己的决定也告诉威尔金森，我还告诉他：“你知道的，他们可能会给你一笔巨款。你永远也不知道别人会给你多少。”那时的利兹联队正处于上升期，当时还在乙级联赛，他们的主席莱斯利·希尔弗（Leslie Silver）也很乐意出高价钱。就在当天晚上，斯特拉坎打电话给我：“老板，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签了利兹联队。他们给我的不是一笔巨款，而是两笔巨款。”32岁的斯特拉坎最后与利兹联队签约，他得到的薪水比在曼联高得多。
我告诉马丁·爱德华兹和曼联的律师莫里斯·沃特金斯我们最多会支付130万英镑。在1989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尤其是因为——在此之前——曼联队买下的最贵球员是在1988年以180万英镑买下的马克·休斯。莫里斯和我与亨德森就价格问题争辩了一整夜，我们最初报的价格是130万，但是最后我们以230万英镑成交，打破了英国球员的转会纪录。但是我还没顾得上喘一口气，亨德森便要求将款项一次性付清。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冲击，因为当时大笔转会费的支付惯例是分期付款。
如今的经纪人越来越像采采蝇。他们遍布当今的足球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中饱私囊，离间球员和俱乐部及教练的关系。他们把很多的球员变成了商品，跟很多经纪人的谈话更像是在露天市场上讨价还价。
1989年8月，我从科林·亨德森（Colin Henderson）那里学到了关于谈判最好的一课。当时我们希望签下加里·帕莱斯特来巩固曼联的后防线。亨德森是米德尔斯堡的主席兼英国化学工业公司（ICI）的商务经理，他向我们展示了这名球员的价值。我当时非常希望，也许是极度渴望能够签下帕莱斯特，这样他就能够在两天后对阵诺维奇足球俱乐部时上场了，而我认为亨德森已经洞察到了这一点。我们甚至让帕莱斯特和他的经纪人坐在车里在米德尔斯堡的酒店外等着，这样我们就能把所有的文件都签好了。
数十年后，薪水成为足球界一个更加热门的话题——特别是对媒体来说。主要是因为普通工人的周薪和那些顶级球员的周薪之间拉大的收入差异，这些球员的周薪高达数万英镑。
我还非常喜欢签下那些职业生涯已经进入暮年的天才球员。我们并不指望这些球员能够为球队长期效力，但是我们知道总会碰见一些能够满足我们需要的球员，而购买他们花的费用几乎可以忽略。2001年，我们签下了从国际米兰自由转会的洛朗·布兰克。当时布兰克已经35岁了，但是他是一位技术娴熟、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而当时我们正需要加强后防线。2009年我们希望加强锋线力量，在我们签下英格兰前前锋迈克尔·欧文时运用了同样的策略。欧文小时候就在曼联训练过，并且可以自由转会。于是我把他请到了我家并提议按照绩效给他发工资，当时他简直高兴极了。虽然欧文经常会受到伤病困扰，但是他表现得很不错，并且在2010年总决赛中首次亮相温布利球场就打进了追平比分的一球，就在那场比赛我们以2:1战胜了阿斯顿维拉，赢得了联赛杯的冠军。就在第二年，他赢得了13年来顶级联赛生涯中的第一块英超冠军奖牌。
也许人们不认为足球教练是推销员，但是他们错了。1988年，我们希望签下保罗·加斯科因，那时的我尽了全力。我去了伦敦，在加斯科因的律师家跟他见了面。我告诉他如果他不来曼联，那么他在今后的20年里都会感到后悔。由于他来自纽卡斯尔，我还告诉他曼联队中也有不少纽卡斯尔人，如博比·查尔顿、史蒂夫·布鲁斯和布莱恩·罗布森。我以为这些方法会奏效，但是后来得知加斯科因去了托特纳姆热刺队之后，我感到很失落，当时该俱乐部为他的母亲在盖茨黑德买了一套房子。但是加斯科因只是个特例，通常情况下我们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球员。
对于苏格兰足球来说，资金上并不像英格兰这么充裕；早在我执教之初就已经习惯了用少量的资金创造最大的可能。我偶然想到，这对于任何集团做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因为将资金挥霍掉总是很容易。不仅如此，我还需要回答老板们的问题，他们希望知道自己的资金用在了何处。
我在曼联的最后15年里签的都是为期一年的滚动合约，并达成了以下协议：如果我被解雇了，我有权拿到2年的薪水，我甚至可以在被解雇的第二天就去执教曼城队。这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足球的现场销售团队就是其球探系统。我曾经组建过两个球探系统——一个是在阿伯丁，另一个则是在曼联。我们鼓励球探们像推销员一样做事：他们的固定薪水不高，但是如果他们发现的球员进入了我们的系统内，他们就会获得各种各样的奖金。我们给这些球探安排了各自需要负责的特定区域和校队，而且他们也明白我最喜欢的年轻球员类型。我也像销售经理一样，希望对每次“销售”的条款都进行审批，因为我不希望他们胡乱给我签下一些球员。我担心自己可能会得到6个门将、7个中后卫和4个左边锋。我来到曼联的第一周就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我对全部的球探说：“我对于你们街区最优秀的球员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们辖区中最棒的小伙子。”
这时我想起了几个球队——皇家马德里和曼城，他们都是用支票簿打造冠军球队的。皇马向来喜欢以巨额资金购入极具天赋的球员打造自己的“银河战舰”，他们曾经买下了巅峰时期的齐内丁·齐达内、路易斯·菲戈（Luís Figo）、卡卡（Kaká）、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格瑞斯·贝尔（Gareth Bale）和詹姆斯·罗德里格斯（James Rodríguez）。他们这么做确实能够取得成绩，这也说明了成功的方式有很多。但是我的成长环境让我更倾向于建设一支球队而不是购买一支球队。我想用我儿子马克那个行业的一个词来形容我，那就是“价值投资者”。
我在阿伯丁队时，球队老板迪克·唐纳德非常关注球队的开支。他想拥有一个成功的俱乐部，但是并不追求把俱乐部做大，而且一再强调阿伯丁队应该盈利。他绝不容忍财政赤字。他总是打同一条领带，他甚至拒绝买新的鞋带。当一双鞋磨损得很厉害时，他会让人把鞋缝缝继续穿。1984年当阿伯丁队打进苏格兰联赛杯决赛时，我才发现没有人订香槟，于是我给球队秘书伊恩·塔格特（Ian Taggart）打电话，告诉他往球队大巴上装8箱（大部分球队会带20箱）香槟。伊恩惶恐地对我说：“不行，唐纳德先生会发飙的。”当唐纳德看见那些香槟时，塔格特不得不告诉他只有2箱是随车走的，其余是要放到仓库里的。最后我们把其他的香槟藏在了大巴的厕所里。那天我们赢得了奖杯，香槟也派上了用场，这时唐纳德问我：“弗格森先生，我们今天赢了几座奖杯？”
2010年格雷泽家族和大卫·吉尔同意大幅提高韦恩·鲁尼的工资，他们希望知道我的意见。我告诉他们我认为鲁尼的薪水是我的两倍这不公平，乔尔·格雷泽马上回答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都同意球员不应该比教练挣得多。我们对此的看法是一拍即合的。
经纪人很精明、也很狡猾地介入球员和俱乐部之间，试图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宣称代表自己客户的利益，但是他们的终极动机是确保最多的钱能够流入自己的口袋。而足球队员们，尤其是那些年轻球员很容易被蒙骗，他们会认为如果没有经纪人他们就无法达成一笔公平的交易。而且他们还天真地相信达成公平交易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谈判中玩金钱游戏，这导致谈判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因为很少有球员会去计算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会支付给经纪人多少钱。这一数据是令人惊愕的，一名经纪人将获得合同谈判中其客户基本薪资的5%。因此，在一次转会交易中，如果一名球员签了5年的合同，周薪10万英镑，那么其经纪人将得到130万英镑的报酬。这简直是耸人听闻。哈里·斯维尔斯担任瑞恩·吉格斯、布莱恩·罗布森和凯文·基冈的经纪人多年，一直拒绝从俱乐部按百分比收取球员的薪资，他只从自己参与的商业合同中按百分比收取费用。
如果这些男孩通过层层考核最终进入到青训队或者更好的话进入了预备队，那时我们便有了很多选择。那些最优秀的球员，如丹尼·维尔贝克和阿德南·贾努扎伊，他们的天赋足以跳过青训队直接进入一线球队，但是其他球员还是需要接受评审的。直到球员们20岁或21岁时，你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是否达到球队的标准。如果那时我们还不能确定，我们就会把这些球员租借给其他俱乐部，这样一来他们也能够在一线球队得到锻炼。对待汤姆·克莱维利，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把他借给了沃特福德、威根和莱斯特城。我们还将乔尼·埃文斯借给了皇家安特卫普足球俱乐部（Royal Antwerp）和桑德兰队两次，将维尔贝克借给了普雷斯顿和桑德兰队。但是有时结果并不理想，比如当年我们把朱塞佩·罗西借给纽卡斯尔联队和帕尔玛队（Parma）或是把费德里科·马凯达（Federico Macheda）借给桑普多利亚队（Sampdoria）和女王公园巡游者队时，他们的上场机会很少，因此他们的发展也就停滞不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