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群人中的领导者，那么弄清楚他们是怎样的人是大有裨益的——他们的成长环境如何，能让他们发挥出最佳状态的行动，以及让他们感到不安的言辞。而弄清楚这些的必要手段就是：聆听与观察，而这两点的重要性却经常被低估。
我从未当过电视节目主持人，但是我一直都很重视聆听。这并非意味着我喜欢在碰到事情时打电话给别人求人支招。总体来说，我更喜欢自己解决问题。但是我清楚地记得，1984年当约翰·佩顿（John Paton）——格拉斯哥流浪者俱乐部最大的股东——邀请我担任该队的经纪人时，我也曾寻求过别人的帮助。这是流浪者队第二次向我抛出橄榄枝，于是我打电话给斯科特·西蒙（Scot Symon），听听他的意见，因为他在该俱乐部已经有了长达13年的管理经验。事实上我已经对是否要去流浪者队心存疑虑，如果我要离开阿伯丁队，我不确定是否还要加盟另外一支苏格兰球队。我跟斯科特说我还未与流浪者队的最高权威——副主席威利·瓦德尔（Willie Waddell）交谈过，他建议我拒绝邀请，因为他觉得这次邀请仅仅是试探性的，并且很有可能还未经董事会许可。我也确实拒绝了流浪者队的邀请，后来也从未后悔过做出此决定。
即使是我们签约坎通纳时，我也会从我信任的人那里征求意见。当时，我与法国主教练吉拉德·霍利尔（Gérard Houllier）和法国体育记者艾瑞克·贝尔德曼（Erik Bielderman）进行了交流，希望能对我即将买入的球员有更深的了解。我还跟米歇尔·普拉蒂尼（Michel Platini）谈过此事，他告诉我：“你应该和他签约，他的才华还没有得到发挥，他需要伯乐。”他们都为我出谋划策，告诉我如何管教这名球员，因为坎通纳来曼联时背负着桀骜不驯的名声——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后来的赛季——甚至可以说未来的10年证明，这一决定对于曼联来说至关重要。在坎通纳加盟之前的6场比赛里，我们打进了4粒进球，而在他加盟后的6场比赛里，我们打进了14粒。
你要相信你所看到的，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绝非易事。我们的偏见和先入观念多得可怕，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观察，或者更精确地来讲，会影响我们“自以为”看到的事物。如果一名球探告诉我，有一名球员的左脚技术非常出色，那么当我亲自去看他踢球时，我就很难忘记他的左脚——但是与此同时，难免会忽视其他优点，而更严重的是，可能会忽视他的重要缺陷。我当然对别人的意见很感兴趣，但是我更喜欢亲眼看见的感觉，不让别人的意见影响我的判断。
还有一次，1992年在我们与利兹联队踢完比赛之后，我跟我的队员一起洗澡——这对我来说非同寻常——聆听他们对比赛的分析。史蒂夫·布鲁斯（Steve Bruce）和加里·帕莱斯特（Gary Pallister）对埃里克·坎通纳（Eric Cantona）赞不绝口。坎通纳是利兹联队从法国尼姆队租借来的前锋。史蒂夫·布鲁斯是当时的曼联队队长，他对坎通纳的能力极为赞赏。这些言论仿佛是播下的一粒种子，此后不久我们就将坎通纳买入了曼联。
下面的观察经历让我在数十年的时光里获益良多。1969年西德队在基尔马诺克（Kilmarnock）的橄榄球公园球场（Rugby Park）进行训练。我恳请德国足协的卡尔-海因兹·海德格特（Karl-Heinz Heddergot）让我观看他们的训练。当时在场的只有德国球员和工作人员及少数球场管理员。我看了大约有一个半小时。这支德国球队训练时不带门将，而是侧重于控球，当时的教练们大多侧重长跑训练，这种训练方式则不多见。因此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此后的训练中开始侧重控球。在我当上圣米伦队的教练之后，我开始进行“禁区训练”——我们让4名球员与2名球员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对抗。我们从25码见方的区域开始，让队员在里面训练，以提高球技。随着球员球技的提高，逐渐缩小禁区的范围。这种方式能够提高球员的意识、跑位角度、触球，并最终实现一脚出球。一直以来，我都推崇这种教练技术，直到2013年5月18日我在曼联队进行的最后一次训练。1969年我在基尔马诺克观看的90分钟训练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让我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都受益匪浅。
这些年里，我从书本上收获良多。小时候，我学习不刻苦，这让我的父母很失望（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就沉迷于足球了），因此我的学校生涯在16岁时就结束了。但是我却一直喜欢阅读。事实上，1958年我就是在格拉斯哥的图书馆里听到慕尼黑空难的消息。多年来，我一直订阅《每日快报》《周日快报》和《独立报》。此外我还喜欢《赛马邮报》来保持对赛马信息的关注。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一直对书籍情有独钟。
实事求是地说，我在一些军事历史书籍中发现了一些与足球相关的内容。每一位将军都需要学习何时进攻，何时应采取保守策略。无独有偶，我在英国空降特勤队（SAS）学习的课程中也曾重申这一点。他们解释了如何迂回、牵制两侧的敌人并在中部发动致命打击。有一年赛季间的假期，我带领整个曼联队去SAS位于赫里福郡（Herefordshire）的训练场进行几天的学习。他们让我们尝试了所有项目——直升机索降、打靶以及模拟人质劫持事件。球员们都非常喜欢这些项目。我从SAS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战斗阵形的作用——从两翼进攻会削弱中间的防守力量。于是我把这一点应用到了训练场上，并在对阵利物浦队之前按照这个方法训练了一周。我先让队员从禁区的两侧进攻，然后由加里·帕莱斯特从禁区中路突破得分。事实上，帕莱斯特正是运用这一策略在比赛中梅开二度。这更像是一次作战方案的重演——只是没有任何电视评论员注意到这一点。
再进一步回顾，我还记得另一条关键性的建议。1983年在哥德堡，阿伯丁队（我于1978—1986年在此执教）将在欧洲优胜者杯的决赛上对阵皇家马德里队（Real Madrid）。我邀请了乔克·斯坦（Jock Stein）为我出谋划策。乔克·斯坦是我心中的英雄，他于1967年带领凯尔特人队击败国际米兰夺得欧洲杯冠军，他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英国教练。乔克跟我说了两点，我至今仍难以忘怀。首先，他告诉我“在比赛当天，确保你的队伍是第二个上去训练的，这样一来你的对手就会认为你已经观看了他们训练”。他还建议比赛那天给伟大的皇马教练迪·斯蒂法诺（Di Stéfano）带一瓶麦卡伦威士忌。当我把那瓶酒送给迪·斯蒂法诺的时候，他果然大吃一惊。这瓶酒让他感觉我们对他心存畏惧——他是大人物，而我们渺小的阿伯丁队仿佛已经输给他们了。我很高兴当时能够听从乔克的意见，因为这两个方法都奏效了。
我意识到，除了看、听和阅读，我们还会受到很多事物的影响。我们无形中会受到父母遗传的影响，我们会受到偶然性的影响，受到我们的成长环境和接受的教育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拥有两套强有力的工具：那就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观察他人、聆听意见以及阅读，给我的人生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我对书籍的兴趣远远超出了足球的范围。我曾经读过一个教练的书，他所执教的领域我一点儿都不了解。他就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著名篮球教练约翰·伍登，他带领自己的球队在12个赛季里夺得了10次全国冠军。魁梧的身材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鼓舞人心的教练，而非战术大师，但是他的领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绝不能容忍任何队员任性或是偏离他制订的战术计划。我还读过文斯·隆巴迪（Vince Lombardi）的书，他是绿湾包装工队（Green Bay Packers）的主教练，在美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对于美式橄榄球就像我对足球一样痴迷。我跟他的思想很有共鸣，并且我非常喜欢他的那句话：“我们并没有输掉比赛，我们只是没有时间了。”
当日关于坎通纳的那些评论是非比寻常的，而我也将聆听当成了一种习惯，我会认真听取球员们对对手阵容的预测。在我们拿到对手首发阵容之前，这一直是一个猜谜游戏，而对手的阵容会对我们的战术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比赛的前一周，队员们通常会与圈内的好友进行交流，特别是他们的前队友，因此他们经常会谈论起谁将出现在比赛的首发阵容中。我们经常会针对阵容猜测搞一些小竞赛。不过，尽管我努力去聆听队员们的交谈，但我永远都不能够全部猜中对方的11名首发队员。随着球队人数的增多，猜测的难度也增大了。在我们最后拿到首发阵容信息时，难免与我的预测有所出入，这时我的队员会跟我开玩笑：“你又猜对了，老板。”
观察是另一项经常被低估的行为，且如同聆听一样，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对我来说，有两种观察方式：第一种是细节观察，第二种是整体观察。直到我执教阿伯丁队，并聘请阿基·诺克斯作为助理教练，我才理解了细节与整体观察的区别。在阿基·诺克斯来到阿伯丁不久，我们坐在一起聊天，他问我为什么要聘用他。这个问题让我不知所措，然后他告诉我，因为我坚持要负责每件事情，这让他无事可做。他的态度很坚决，并得到了球队总管泰迪·斯科特（Teddy Scott）的支持。阿基建议我不要参与训练课程，而是应该作为旁观者进行观察和监督。对此建议，我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这会影响我对训练的把握。但是当我跟阿基说我希望再仔细考虑一下时，他依旧坚持己见。因此，我略感不快地答应了。虽然我花了些时间才体会到旁观者清的道理，但是此次决定对于我的管理和领导生涯来说意味深长。当你远离那些纷纷扰扰，就会发现很多惊喜——给自己一些惊喜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置身于训练场，嘴边挂着哨子，那么你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足球上。而当我站在边线上旁观时，我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我可以对整个训练做到心中有数，并且能够了解到球员的心理状态、体能和习惯。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课，我也很庆幸自己早在30多年前就能够领会到这一点。阿基关于观察的意见是我的成功之源。
数年前，曾有人给过我一套磁带，里面是比尔·香克利（Bill Shankly）（1959—1974年利物浦队的主教练）的谈话。这套磁带是一个回忆录，并非用于广播，但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听过几遍。里面有各种奇闻，但是这些磁带却讲述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香克利对足球的痴迷，这种痴迷深入骨髓。虽然香克利的这种痴迷近乎于极端，但是这也再次让我体会到了成功需要何种程度的付出。
一直以来，我都对美国历史很感兴趣——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方面——而且我阅读了相当数量的关于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和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Kennedy）的书籍，更懂得了三思而后行的价值。我认为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的《对手团队：政治天才林肯》是一本非常有吸引力的书；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肯尼迪的应对策略也堪称决策之典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意识到了经过深思熟虑做出明智决定的好处。在执教的早期，我也很容易冲动——总是急于求成，喜欢在遇到事情时展现自己的权威。“让我想想。”说这句话是需要勇气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你想到月球上去，并且不想花太多时间。我想这通常是因为年轻人充满着热情，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学会了利用自己的经验来指导热情。
这些都是非常特殊的例子。我非常喜欢那种与天才球员不期而遇的感觉。能让人感觉来自外星的球员着实少见（虽然巅峰时期的坎通纳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些优秀的球员——都是对我始终孜孜不倦的观察的最好回报。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我们在一天24小时不断搜索中收获的结果。
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从不去多想这一问题。然而当我成为一名球员，尤其是成为一名管理人员之后，我开始对这个问题越发感兴趣了。如果你是一群人中的领导者，那么弄清楚他们是怎样的人是大有裨益的——他们的成长环境如何，能让他们发挥出最佳状态的行动，以及让他们感到不安的言辞。而弄清楚这些的必要手段就是：聆听与观察，而这两点的重要性却经常被低估。
大卫和大部分的访谈栏目主持人不同，他从不试图证明他比自己的嘉宾高明。他从不接话茬或是打断嘉宾，但是他又绝非一个容易轻易被征服的人——这一点可以从1977年他录制的对理查德·尼克松进行的长达28小时45分钟的栏目中得到证明。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他的节目形式。因为大卫做的不是赛后的90秒采访，也没有制作人在他的耳机里大吼大叫，催促他赶紧获得原声采访。同时他也无须在采访过程中东张西望，寻找下一个采访目标。大卫会认真地看着你的眼睛，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仿佛其他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他是时间的主宰——只需要30到60分钟（而这对于现如今的即时通信和Twitter来说简直就是漫长的等待）就能够让嘉宾感到放松。这正是大卫最伟大的天赋之所在，而凭着这一天赋他也能够从访谈栏目中获得更多的信息，他也因此获得了“大审判官”的昵称。
观察——评估对手，分析局势——这是备战比赛的核心部分。在曼联，我们已经习惯在大赛前仔细观察对手。这一点在拥有先进的录像分析之前尤为重要，当时我们只能快进或者倒带看录像带。这一做法奏效的一个例证就是1991年的欧洲优胜者杯决赛，曼联对阵巴塞罗那（Barcelona）。我们是1985年海瑟尔惨案之后首支进入欧洲赛事决赛的英国球队。我与阿伯丁前球员史蒂夫·阿奇博尔德（Steve Archibald）观看了巴塞罗那与尤文图斯（Juventus）在半决赛第一赛程的较量。巴萨的主要射手赫里斯托·斯托伊奇科夫（Hristo Stoichkov）打进2粒进球，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都灵（Turin）第二赛程的比赛中，他的肌肉拉伤了，也因此无缘决赛。这使得巴萨的常规阵形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决赛中，他们以米歇尔·劳德鲁普（Michael Laudrup）作为主要进攻点，从中场推进。而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因为我们曾经观看了巴萨的比赛。我们也调整了技战术，注意不被劳德鲁普拉扯得太远，并最终以2:1的比分获胜。
我见过的最好的聆听者是2位电视访谈栏目的主持人。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在他的一生中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进行采访，直到2013年去世。他还曾经采访过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我初次与弗罗斯特相见是2005年，当时我们同为不动产基金管理人。在此几年之后，他离开了BBC，并在天空体育栏目中采访了我。
作为一名管理者，你总是需要关注一些细节。你可能会在训练中观察一名球员的腿伤是否痊愈；在青训营鼓励一名12岁的少年；在德国的某个体育馆发现一位明日之星；在午饭时检视球员和教练的行为举止；你还可能在录像带中搜寻线索，关注谈话中的肢体语言以及球场草坪的高度。然后，或许在周六的下午或是周三的晚上，就需要你放开视野，纵观全局。
很多时候，我还会在观察中收获意外的惊喜。2003年，我前往法国观看佩特·切赫（Petr Čech）的比赛，而迪迪埃·德罗巴（Didier Drogba）这位我闻所未闻的球员当时也在场。德罗巴简直就像一个发动机——他是一位强悍的、爆发力极佳的射手，对于进球有着与生俱来的感觉——虽然最终我们还是跟他失之交臂，但是我们也有交好运的时候，比如朴智星（Ji-sung Park）。2005年欧洲冠军杯联赛时，我曾经跑去观看里昂队迈克尔·埃辛（Michael Essien）的比赛，那场比赛里昂队与PSV埃因霍温队打成平手。也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满场飞奔、精力充沛得像可卡犬一样的球员，他就是朴智星。此后的一周，我让我的兄弟马丁——当时曼联队的球探，去观察朴智星。事实证明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我们便签下了他。朴智星是少数几名能够为自己打开空间的球员之一。
后来，我在苏格兰国家队担任助理教练，乔克是主教练。我如饥似渴地询问他关于战术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他就像是我的管理学导师，我希望吸收他教给我的一切。乔克曾建议我永远不要在比赛后跟球员发脾气，他还说：“等到周一大家都冷静下来再说吧。”这确实是金玉良言，只是这实在不符合我的风格。尽管如此，在威尔姆斯洛我的办公室里挂着的最大一张照片就是我跟乔克的合影，这绝非偶然。直到1985年9月10日威尔士对阵苏格兰的比赛，也正是在那天晚上他与世长辞。
另一位则是查理·罗斯（Charlie Rose），他也是一位访谈栏目主持人，我对于他并不像大卫那么了解，但是就在几年前，我也曾应邀参加他的节目。当时我心里是有些不安的，因为我将出现在美国的电视荧屏上，这跟我所熟悉的英国脱口秀节目不同。在我参加查理节目的前一天，他邀请我去纽约第五大道的奇普里亚尼意式餐厅喝酒。查理身材高大，他的手掌就像餐盘那么大，我怀疑他会不会用他钳子一样的大手把我抓住。他的开场白是“我身上也有苏格兰血统”，听到这句话，我就知道一切都会顺利进行。查理很精明地让我感到自在，并为我们的谈话找到了共同话题。第二天的节目录制也非常顺利，就像大卫一样，查理也是一位认真的聆听者。但是我还是担心制片人是否需要为本期节目配上字幕，这样才能让她的密西西比和堪萨斯观众理解我的苏格兰口音。
2012年11月，曼联队在诺维奇失利之后，出于礼貌，我亲自前往对方球队的驻地。克里斯·休顿（Chris Hughton）非常和蔼，但是在他的房间里挤满了庆祝胜利的人们。我不想示弱，因此便表现出一副很从容的样子，听他们交谈——特别是他们点名称赞的球员。我默默地在脑海中记下了所有这些名字，并将其列为我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很多人都不能够静下心来聆听——尤其是当他们取得成功之后，周围满是逢迎之人，情况更是如此。于是乎他们开始了独白，仿佛突然之间他们无所不知。姑且不论这些狂妄自大之人，聆听总会给人带来收获。善于聆听的人仿佛接受着持续不断的终生教育，不仅无须考试，更能够去其糟粕。这使我想起了几个例子：
我也曾潜心研究过其他与管理和领导学相关的书籍，但是也许是我的工作太忙了，我从未发现过一本令我痴迷的书籍。体育类的书籍和运动员的自传也是如此。在多数情况下，曼联队球员的自传不过像流水账一样，虽然他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写我所经历过的事情。我发现我喜欢阅读和我的工作毫不相干的书籍。有时，我会翻阅一些足球类的书籍，如大卫·皮斯的小说《魔鬼联队》（The Damned Utd），讲述的是布莱恩·克拉夫（Brian Clough）1974年在利兹联队挂帅执教的44天，但是我实在提不起兴趣。但是我却被另外一本书深深地吸引了，那就是博比·罗布森的自传《告别但不是再见》。我很崇拜这个煤矿工人出身的男人，在他的带领下英格兰队在1990年世界杯打入了半决赛。赛后他卸任主教练一职，又重拾勇气前往荷兰执教埃因霍温队，后来又陆续接过了波尔图（Porto）和巴塞罗那队的教鞭，并最终返回他的故乡纽卡斯尔。在所有球员的自传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2011年出版的加里·内维尔（Gary Neville）的《红魔》一书。这是一本很有思想的书，帮助读者理解球员所面临的压力和对成功的渴望。
大部分人都不能够有效地使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他们不能够明察秋毫，也不能洗耳恭听。其结果就是，他们错过了身边的大部分信息。我认识一些管理者，他们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在我看来这并非明智之举。上帝给了我们两只耳朵、两只眼睛和一张嘴，这是有原因的。这就是让我们多聆听，多观察，少发表言论。而最妙的地方则在于聆听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当我还是一名球员时，我更关注两件事——脚下的球和球场上其他球员的跑位。但是直到阿基给我提出了这条意见，我才意识到：作为一名管理者，我可能会迷失于对细节的纠缠。我只用了几天就领会了他的建议中的精髓，自此之后，我既可以细致入微地观察细节，又能够纵览全局。
在此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吉米·瑟瑞尔（Jimmy Sirrel），他是诺茨郡队的主教练，也是我1973年在英国丽乐索（Lilleshall）国家体育中心参加教练培训时的讲师。他给我上过很重要的一课。他告诉我永远不要让所有的球员的合同在同一时间到期，因为这样他们可能会串通起来对付教练和俱乐部。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此后，我都谨慎地把队员们合同到期的时间错开。我想当时吉米给出这个意见连1分钟都用不了，但是聆听他的忠告却使我受益终身。这表明，忠告往往是不期而遇的，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聆听是最值得你做的事情。
